《文子》中关于论道与仁 义（礼 乐的描述）
文中提及文子的学养问题，他有可能在程下学宫学习过，听过孟子、荀子的讲授，接受儒家的思想文化。也读过《老子》和《庄子》，深受影响。文子自称是老子的弟子，这恐怕是晚年之事。所以文子思想的最大、最明显的特点是掺和了其他各派的思想，而融合了儒、道两家的思想文化为其主流。
《文子》中有《上仁》、《上义》、《上礼》三篇，仅从篇题就能看出，文子不像老、庄那样抵毁儒家的仁、义、礼、乐，而表现出崇尚的态度。上者，尚也。全书多处论述了仁、义、礼、乐的功能，以及为善、忧民等思想观点。若除去其道家的论述，文子俨然一位儒者面目。
先来看他是怎样论述道与仁义礼乐的关系的。《文子·道德》曰:“畜之养之，遂之养之，兼利无择，与天地合，此之谓德。何谓仁?曰:为上不矜其功，为下不羞其病，于大不矜，于小不偷，兼爱无私，久而不哀，此之谓仁也。何谓义?曰:为上则辅弱，为下则守节，达不肆意，穷不易操，一度顺理，不私枉挠，此之谓义也。
何谓礼?曰:为上则恭严，为下则卑敬，退让守柔，为天下雌，立于不敢，设于不能，此之谓礼也。故修其德则下从令，修其仁则下不争，修其义则下平正，修其礼则下尊敬，四者既修，国家安宁。故物生者道也，长者德也，爱者仁也，正者义也，敬者礼也。不畜不养，不能遂长;不慈不爱，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长;不敬不宠，不能贵重。
故德者民之所贵也，仁者民之所怀也，义者民之所畏也，礼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顺也，圣人之所以御万物也。君子无德则下怨，无仁则下争，无义则下暴，无礼则下乱。四经不立，谓之无道。无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文子把德、仁、义、礼并立为“四经”。若一个统治者不立四经，不行德、仁、义、礼，那就是无道，无道就会导致国破家亡、身死名灭。像这样的文字不可能出现在《老子》和《庄子》中，但文子所讲的德也不是孔子所讲的德。
文子有时则说贵仁、贵义、贵礼、贵乐不如推行道、德。如《下德》曰:“礼义廉耻不设，万民莫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廉耻陵迟，及至世之哀，用多而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民贫苦而忿争生，是以贵仁。人鄙不齐，比周朋党，各推其与，怀机械巧诈之心，是以贵义。男女群居，杂而无别，是以贵礼。
性命之情，淫而相迫于不得己，则不和，是以贵乐。故仁义礼乐者，所以救败也，非通治之道也。诚能使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则民性善，民性善则天地阴阳从而包之，则财足而人赡，贪鄙忿争之心不得生焉。仁义不用，而道德定于天下，而民不淫于彩色。故德哀然后饰仁义，和失然后饰声，礼淫然后饰容。
故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不足也。”文子将贵仁、贵义、贵礼、贵乐置于道和德之下，并说明其理由为“所以救败也，非通治之道也”。可见《文子》将道、儒论述结合时，或用“掺和”法，或用“融会”法，而且自然为之，并不说明理由，信手拈来，合为一体，故可称为“融会”。
又“救败”之说不合儒家仁、义、礼、乐的精神，且与上引《道德》“四经”之说相抵梧，故可称其为“掺和”。当然，“救败”之说有可能是文子对于战国的政治形势的实际情况所作的概括。
文子还有一种儒道相参的论述。《上仁》曰:“国之所以存者，也;所以亡者，理塞也。得在天下与之，不在自取。故雌牡即立，柔弱即胜，仁义即得。不争即莫能与之争，故道之在于天下也，譬犹江海也。天之道，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人欲名之大而求之争之，吾见其不得己，而虽执而得之，不留也。
人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与之，与者归之，天下所归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归之，位居高位的有仁爱之心的人在五湖四海之内，回归于此，上位者中有义气的人也返乡回归，如果没有这四个人，那么普通的民众也没有办法回来。”在这段论述中，上半段云道、德、仁、义、礼、智六者为国之纲维，下半段则言德、仁、义、礼四者的功能，无此四者，则民不归。与上引《道德》“四经”语同义，其中参杂了儒家和道家的治国思念。
文子有时也表现出较为纯粹的儒家思想。如《精诚》说:“人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故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语实出《孟子·梁惠王下》，曰;“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当然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普通百姓喜欢他们所以喜欢的，所以关注百姓的上位者同样也很喜欢民众所喜欢的，我们同样还要忧患民众所忧患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帮助百姓解决他们的苦难和忧愁，这就是我们口中常说的我们要以天下人的快乐而感到快乐，我们还要以天下人的苦难而感到自己内心也很痛苦和难受，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不过文子述忧先于乐。
后来宋代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亦出典于此。《上义》中还有一段可认为是纯粹儒家的话:“上义者，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我们要发扬光大道德德东西，同时还要及时施以一定德恩惠，我们还要树立正确的法制法规和道德，同一时间还需要用积极的手段去阻断一些不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人和事物，这一决策一出，有很多的臣子都亲口附和，在百姓之间推行，也受到了他们的爱戴和尊重，流行广泛，各个地方的诸侯听懂之后，都被其中蕴含的道理所折服。
这些推行法规的威力是巨大的，天下各个地方的人都怀有德心，我们不能因为是位居高位就眼界放在头顶，而不看普通百姓的生活，不论是有多大的地方，哪怕千里之外，只要君主发号施令那么天下人都会积极的响应，因此国家得以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这是典型的儒家尚仁义、治天下的观念表述。此外还有不少术语如君子之德风、过犹不及、穷达等，皆是信手拈来，俯拾皆是，足见儒家论述对《文子》的广泛影响。
论学习
《老子》一书中不仅主张“绝圣弃智”，而且认为“绝学无忧”，还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总而言之反对民众追求智慧，反对读书学习。这一意思的话语在《庄子》中也时常可见，庄子同样追求天性自然，反对人为地读书学习。
庄子写文章，善于制造尖锐冲突的对话，来巧妙地阐述其思想。此处用了一个类比推理方法，以自己之术的不可言传，类比古圣人之言的不合时宜。这个类比推理其实有漏洞，因为木匠制车轮技术是可以讲授传承的，只是他的儿子不知什么原因不愿听、不接受传授而己，这与桓公愿意读圣贤书是两码事。但是庄子虚拟出断轮木匠轮扁与桓公的对话，寓意在于批评死读古圣书的人，如果死读书，不结合实践，不联系现实，那就是只学到了“古人之糟魄”，毫无用处。
文子则是提倡读书学习的，并且认为学问要精。《文子·道德》曰:“学问不精，听道不深。凡听者，将达智也，将以成行也，将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达。故上学以神听，稍高一点的年纪就不一样了，主要是开始用心去听去学，而一些能力不得行的人却只是简单的用耳朵去听。
单纯用耳朵去听的人，即使他学到了东西，那也只是一点皮毛，学到的东西都很浅显，而用心去学习的人，在用耳朵学习的基础上，他们学到的东西相较之会更加的深刻和丰富，在此基础上还有一类，不仅用耳用心去学，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在学习，这样的学习，学进的那都是在骨子里面，这样的知识会伴随他们一生，不会被遗忘。
所以如果只是听学，那么必然学不深刻，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学不明白，学不明白，那么我们就没有能力学习更加的透彻，如果学不精确，我们就没有办法用知识在生活中去运用，这一点做不到，我们的很多行动也没有办法做成功。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听见的道理，知识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需要虚心请教，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的遵从，还是要有所思考，我们要有所思虑，在生活中，我们需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学习更多的东西，积累更多的知识，这样我们才可以既以得之，心固守之，必长久之。”文中所言“听”，当指听取他人传授知识，甚至是说在程下学宫听讲授的情况。
有神听、心听、耳听三种层次，能以神听，学问精审，悟道深蓬，行之而成。文子很强调“行”，这是成功的必经之路。《精诚》曰:“只要是作品，不管是写在竹帛上面，还是雕刻在石头上面，这样的文字记载都可以传承给后人，我们都可以学习，不管是哪一位皇帝还是诸侯王，虽然做的事情很多都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他们的用心程度都是一样的，用意也一样，虽走的路不一样，但是归途一致，道德所规定的东西，我们取得成功的事迹，跪坐而言之，虽博学多闻，不免于乱。”
指出跪坐在书斋里的著书立说是没什么用的。文子自己就是一个勇于政治实践的人。以上这些例子，说明文子接受了儒家的思想文化，并搓揉了道、儒及其他诸子学说而行成了具有杂家特色的思想体系。
上无为而民自化
道家经常论“道”，却多为形容描述，而罕见对道的概念作明确界定。老子在进行了一番恍惚、玄冥的描写后，把这个万物之母“强字之曰道”。同时又强调不要把这个东西说明白，一旦说明白了，界定了一个“名”，那么它也就不是恒常变幻着的道或名了。不过中国历代哲学家还是努力为“道”作解释:大体是指万物的本原;自然变化的法则;德道(或作道德)也是道家思想家的最高境界。
《文子·道原》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清醒镇静的人，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已经到了一个高度；柔弱的人，也是他们在在追求道义的作用下形成的；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都是万事万物的开创者，这三者的形式，则沦于无形，无形者，一之谓也。”清静、柔弱是道家崇尚的最高德道境界，而无为、无事、好静、无欲便是这一境界的四种表现。道家总是提到“一”，就是始终，终归无形，若能执一而治天下，就是得“道”的境界。
孔子曾说过“吾道一以贯之”的话，而曾子解释此语为忠恕而己。曾子的理解有失偏颇。应当指孔子的思想方法前后一致。“一”或“执一”实为战国的时语，《荀子·解蔽》“择一而壹”，《荀子·非十二子》“壹统类而群天下英杰”;“执一”亦见于《韩非子》和《吕氏春秋》，《吕氏春秋》甚至还把它作为篇题。
《文子·九守》曰:“万物总而为一。能知一，即无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无一之能知也。吾处天下，亦为一物。”《文子·道德》就数见此词:“执一无为”;“执一者，见小也”;“君必执一而后能群矣”等等，并解释曰“一者，无匹合于天下也。”意为能主一者无敌，故天下无匹合者焉。
《道德》又说:“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义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君执一即治，无常即乱。君道者，非所以有为也，所以无为也。智者不以德为事，真正勇敢的人不会因为自己的力量很大就以暴力为荣，仁爱之心的人也不会因为地位的高低，来改变他们的恩惠程度，这些都是既定的。
只要是人不管道路是否一样，这都是万事万物追寻的自己的本源。”又释“一”为“无适之道也，万物之本也”。《文子》对于“一”有多种解释，然能够以“一”治天下，亦近乎道，故《道德》还说:“御之以道，养育也需要有道德规范，即使没有示范也是可以成为贤者，也不用一定以超乎常人的力量为目标，即使不同但是执行是一样的，很多有关利益的事情都是随处可见的，很少人会没有欲望，无论是什么情况都不可分割，我们要以道来治理国家，要以仁爱和道德来治理百姓，要以百姓安居乐业为己任，要以百姓的生活安康为己任，这样才会使国家强大，民族富强。”《文子》所强调的“一”，实与孔子所讲的“一”是一致的，是指思想方法的前后一致。“君执一即治”，否则，“无常则乱”。
我们再来探讨《文子》无为、无事、好静、无欲四事。此四者其实就是道家通常说的“无为而治”一事。天子圣人无为，而民众有为;上无为，下有为。《道德》曰:“三皇、五帝轻天下，细万物，生死都是一定的，变化也是差不多的，世间万物都有感情，人也一样，往上走可以与道德为朋友，往下至普通百姓也是可以成为大家。”
三皇、五帝是传说时代的圣人天子，治理天下“上与道为友，下与化为人”，达到了以道化天下的境界。《道德》有一节天子圣人以道治天下的精彩论述:文章以排比句的形式，从天子有道到士庶有道，都有甚好的结果，结论是“人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尽行之天下大事服”。反之，小则身受大殃，大则国家灭亡，所以，“罪莫大于无道，怨莫深于无德，天道然也。”
论及道家的清静柔弱、无为而治，终有一种玄妙深奥的感觉。其实说深奥也深奥，说简易也简易，大道终归易简。无论儒道，都懂得得天下大势或治理天下，最重要的是得民心，以民利为本。《上义》曰:“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古。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治理国家常法或根本原则是以民利为本，不必法古，不必循礼，法与时变，礼与俗化。变来化去，只要做到以民利为本，这就是治国之常法。
《符言》曰:“历史上能够成为霸王的人，都是有必胜信念的人。能够战胜敌人的人必定自身就是一位强者，而强者自身也是有很多优点的，手下有很多能人的，能有这么多得力干将的人必定自己内心也是可得民心者，而能够获得民心的人，他自身也是有能力有仁爱的，这一类人或许会很温柔但是绝对不会是柔弱的。
能胜不如己者，至于若己者而格，柔胜出于若己者，戎胜不可度。故能众不胜，成大胜者也。”《微明》曰:“与民同欲则和，与民同守则固，与民同念则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誉者显。”这就是后人通常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同样的道理，得民心者可以守天下，失民心者不能守天下。
有时甚至可以简单到谁拥有粮食、食物谁就能得民心。《上仁》曰:“喜欢食物，是一个人从出生就注定了的天性；而可以得到民心这一方式，也是一个国家可以成立和运转的根本所在。所以不管是谁在治理国家，只要是为人君者，大多都是上知道天文，下也对很多的地理都知道，在其中懂得很善于运用才人和能者。”虽然《文子》主张清静柔弱、无为而治，并把它提高到“道”的层次，但也把这个“道”具象化到“得民心”。甚至可以径直地理解为“道”就是得民心。
《文子》有时也将“道”和“神明”混为一谈，并且认为圣人像神明。《下德》曰:“诚能使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则民心善，民心善，则天地阴阳从而包之，则财足而人赡，贪鄙忿争之心不得生焉。”可以看出《文子》有时真想把“神明”、“神灵”、“神仙”之类神学抬出来的意味，但它的作者还是不忘记把神明和圣人联系在一起。《精诚》曰:“天设日月，列星辰，张四时，莫见其所丧而万物亡，此之谓神明。
是故圣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见其所以福起;其除祸也，大动天下，是以天心动化者也。”神明就是自然之性，就是万物之母，就是“道”，因而有很强大的功能。而圣人象神明，象道。可以起福，可以除祸，不见其所由，是用“天心动化者也”。
《符言》则曰:“天有明，而足物……”天有神明，地有物产，客观存在，根本不用担心民众会晦暗，会贫困。天子圣人不要把天地自然生成的物产当作是自己的对民众一种赐予，不是赐予，当然不能夺取。从圣人天子到平民百姓都要明白: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
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看到《文子》来回曲折地论述着人的自然本性。人的本性是求生存，可是伴随而起的是奢求物质享受的欲望，贪得无厌的物欲导致了贫富不均，甚至贫富悬殊，于是推举圣人天子来主持公道，结果却适得其反，用他们掌握的权力和所谓的睿智大量攫取财物。
于是《文子》提出圣人天子所应该具备的品质，然而文子所看到的社会现实使他明白:要确保圣人天子做到以民为本，必须让他们回到清静无为，回到神明或道的境界。这就是《文子》民本思想的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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