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诗性与学术

出评论集，我时常会把长文和短文分开编选，今年出版的《为思想寻找词语》和《共鸣与回响》也照旧如此。前者所收录的，多为长文；后者则多为短章。除了字数上的差异，其实两者还有更为内在的不同——写法不同，风格不同，承担的任务也不尽相同。这些不同，则源自我对当代批评语境的理解，以及基于理解的个人选择。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言说方式和思考方式的日益学院化，是文学批评的一个显著变化。批评家大多在高校或研究院里任职，所使用的也多是学术化、理论化的语言。借鉴海外汉学的研究方法，加重理论介入的力度，注重遣词造句的严谨与规范，克制个人的性情与感悟，也包括文学批评大面积地转为文化批评，可以说是1990年代以来批评的重要特点。这样一种转向，使得不少批评家的文章和著作拔地而起，令人耳目一新。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比如理论过剩，术语过多，语言过于晦涩，学术八股随处可见，文章的受众面也越来越小。为了应对这样一种不如人意的状况，不同的批评家提出了不同的办法，有的强调批评也是一种写作，批评家在运思和言说时应是主体在场的。也有的批评家认为，批评家应有文体的自觉，应有文章学方面的考量，随笔或美文的写法得到提倡或赞许。

《为思想寻找词语》 李德南 著

我对于文学批评的研习，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中开始的。在写作篇幅较长的学术文章尤其是专著时，我力求多用清晰、准确的学术语言来表达，甚至会刻意回避诗性语言。这是因为，诗性语言是有弹性的，以隐喻和暗示的方式发挥作用。在学术文章或批评文章中使用诗性语言，理想的时刻，能够以美启真，美美与共；不理想时，则会让语言进入空转的状态，甚至会造成思想的瘫痪。

我在写文章时，曾有过或接近过以美启真的时刻。但写作篇幅较长的文章或专著时，过多地使用诗性语言容易自我重复，甚至说不清楚。而以概念和理论为核心的学术语言，一旦运用好了，问题其实很容易说清楚，也很容易理解。完全回避概念和理论，也许表述会更圆融，可是也很容易陷入一种不好的局面：对学术传统缺乏应有的尊重和承认，夸大个人的创造力或创新能力。

还需要警惕的是，诗性语言其实可以成为一种写作策略。在讨论学术问题遇到学理层面的困难时，含混、诗意的语言——伪诗性语言，时常会成为掩盖言说漏洞的策略。不说一般的批评家，就连萨特、巴特、波德里亚、德勒兹等声名很大的哲学家或批评家，其著作也时常有这样的问题。我也知道，有不少学者、作家或批评家，如本雅明、斯坦纳、鲁迅、李泽厚等，都能很好地融合诗性语言和学术语言，甚至是用诗性语言来讨论学术问题。但这需要有过人的学术功力和独异的表达能力。

《共鸣与回响》 李德南 著

在写作短文时，我则更多地接纳诗性语言的诱惑，美和无限的诱惑。同时希望，这些短文中能有些个人的性情与偏好，在文体方面也能做些不同的探索。我倾向于把短的文学批评视为一种即兴判断。它应是敏锐的，是高度开放的，是思想之火于刹那被点燃；它还出于对文学与生活的回报之情，对文学现场有所建设，能启人思；它属于当下，更属于未来，最终，又与过去相关。

文学批评要面对的是川流不息的当代文学，是加速变化的当代生活，是流动不居的文学场与文化场。它总是带有即兴判断的性质，很难像哲学著作那样做到深思熟虑，步步为营，谨严无比。可是，在篇幅较长的批评文章中，它还应该具有非即兴的一面——对相关问题有相对深远的思虑，对作品、生活世界等具有相对大的穿透力。在写作长的文学批评时，我甚至希望能找到理解作家及其创作的新路径，能建立理解作家作品的、不同于以往的批评文章的新结构。写作这样的评论文章，往往成为漫长的寻找过程，也成为一种行动。

在川流不息的文学河流中，我渴求始终有不断生成的力量。我希望，“我在”之为“我在”，总是“动中之在”，总是包含着新的“在”。（责编：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