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
四明地处海陆交接之处，既有海洋文化的浸润，又受陆地文化的熏染，在两种异质文化的强烈碰撞之下，四明地区的文化向来以富于开创性与兼容性著称。
赵宋王朝崇尚文教治国，在北宋中后期，四明的官学、私学得到蓬勃发展，“庆历五先生”为四明培育出大量文人才子，为南宋四明的文化繁荣做好充足准备。
“靖康之难”后，南宋定都临安，四明作为京都后院，许多北方文士迁徙至此，教育和文化更获空前发展。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提高，四明山水如四明山、雪窦山、西湖、东钱湖、慈湖等等，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人的题咏之中，形成众多的文学景观。
品读宋代题写四明景观的文学作品，“众乐”主题的书写贯穿始终。
一、四明文学景观中“众乐”书写的提出
嘉祐中钱公辅筑众乐亭于四明西湖，并赋诗二首歌咏之。当时西湖已久不治，淤泥填塞。
因疏浚西湖以利一方百姓，故筑亭堤边，名为众乐亭，是有意把此处建设成可供万民游赏的景观，孟子“与众同乐”的思想是钱公辅建亭的初衷，照见其仁厚宽广的胸襟，又传达“独乐”的与民同乐思想。
“众乐”与西湖紧密联系并成为富有影响力的公共价值观，则更有赖于钱公辅以明州山水图请邵亢作记，力邀文人雅士共赋众乐亭。
并于熙宁元年勒15人20首诗于石，立碑亭边，此碑现已迁入天一阁，是现存明州最早的一通碑林。
他们中的大多人未曾到过明州，更未亲睹西湖风景如画、游人如织的盛况，然皆积极唱和，盛极一时。
文士如此热衷于题咏众乐亭，与其说是因为四明澄波澹烟、碧瓦朱甍的迷人风光，毋宁说是与钱公辅所标举的“众乐”思想产生深切共鸣。
对文学景观而言，“众乐”书写为西湖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促使西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常年四季面向全民开放的具有公园性质的公共园林。
西湖成为无条件向民众开放的园林景观，供广大民众憩息游赏，甚至在此举行大型庆典活动。“众乐”书写为四明文学景观开启了富有利民意识、与民共乐的审美趣味。
二、四明文学景观中“众乐”书写的盛行
“众乐”观念在四明文学景观中普遍出现，是在元祐、绍圣年间，当时郡守刘淑、刘珵先后大力发动百姓疏浚西湖，建成西湖十洲，再次掀起西湖吟咏唱和之风，此后西湖游人更多，文士宴集赋诗者络绎不绝。
而题咏四明山水的诗词里，对“众乐”主题的阐发也有所拓展，不仅具备之前对使君“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的歌颂，还更为着重歌咏群众性的游观之乐。
浚通西湖的贡献，不仅美化了园林景观，更是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使得城中四时花开如千机锦，邻田稻熟如万斛珠，太守图画了西湖风光传之皇城，与天子共乐，这与前人作桃源图之雅事差可比拟。
此时的文人们浓墨重彩描绘民众的西湖游赏之乐是此前“众乐”书写中所未着意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西湖一带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不仅本州百姓流连忘返，其他州县的老百姓也欣然前往游赏，旅游业发展起来了。
观赏者、吟咏者渐多，则景观中的审美趣味也日渐丰富起来，此时对西湖十洲的吟咏，已自觉从多方面展示四明山水的魅力。而西湖之咏直是一曲普天同庆、万民同乐的欢歌。
北宋中后期四明以西湖为中心的文学题咏，上以宣导王泽，彰显循吏，下以倡导怡乐，融洽百姓，既歌颂一方官员勤于吏政、为民谋福祉的形象，同时也展示四明地区的日渐繁华与民众安逸。
三、四明文学景观中“众乐”书写的转型
南宋时，四明成为京畿之地，日渐显要的政治地位和宜游宜隐的自然环境，引来大量文士或出仕当官，或致仕闲居，或读书漫游，四明一时文风鼎盛，诗人辈出。
林泉风月的吟咏、诗酒文会的唱酬中，“众乐”的书写更为普遍化、多元化。
读南宋四明山水吟咏之作，可以发现“众乐”的书写更为频繁地出现在以下三种创作场合，“众乐”的视角、立场皆有所转变。
1.四明郡守掾吏偕同登高揽胜、出郊劝农时所作
如绍兴年间潘良贵筑三江亭“以为郡人游观之所”，取名三江亭“亦从父老之愿”，袭用此前毁于兵火之亭名，赋诗有句曰:“聊筑小亭怡父老，敢承佳句粲珠金。”
引来汪思温、王伯庠、王珩、薛朋龟、郑若谷、陈晋锡、陈栖筠、蒋璇、顾文等人相与唱合，书写此处的“欢声洋溢均千里”。
这一类“众乐”书写较之北宋，不同之处在于“众乐”的彰显政绩的目的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地方官吏发自内心地体察民情、描摹民生民乐，并“乐民之乐”。
循吏形象在“众乐”书写中的主导角色让位给老百姓的民和年丰，老百姓从“从游”身份一跃成为“众乐”中的主角。
2.南宋四明地区相对政治安定，经济日渐繁荣，每逢佳节总会引来大量文人觞咏吟和。
南宋四明庆典多在城中湖边举行，写西湖边元夕、端午、中秋、重阳四节之作可谓夥矣。观这些作品，大多极尽铺排歌颂之事，颇显万民同乐的狂欢盛况。
楼钥的《湖亭观竞渡》写得是闰二月春景正浓时西湖的赛龙舟活动，赛龙舟因为使君出游显得热闹非凡，场面壮观，竞赛激烈。
竞渡结束后，尚有三五成群宴集湖滨，“二分烟水八分人”，万千民众齐聚西湖赏春游湖，观龙舟竞渡，这本身便是一道风景线。
歌咏州邦的物洽人熙，表现老百姓的安逸喜乐是这一时期“众乐”书写的独特之处。
3.退居四明的朝堂宿老、游学四明的儒生文士也在山水吟咏中书写“众乐”主题。
以某一处园林景观、山水胜迹为宴游雅集并进行题咏，如史浩宅第竹洲、赵资政当山堂、史子仁碧沚、贺监逸老堂、桃源洞、老香堂、四明窗等等，皆有大量的分题赋诗。
以史子仁碧沚而言，楼钥有两首，吕祖俭有两首，吴潜有《闻同官会碧沚用出郊韵》诗三首等，从这些标题可见当时宴游雅集、觞咏不绝之风雅。
南宋四明借由诗社、棋社、花会等于某一景观中的宴游雅集，重在陶冶身心，提倡道艺之乐，建立志同道合的社交网络，结交乐游群体。
综上，四明文学景观的“众乐”书写，借由北宋钱公辅建立“众乐亭”而提出，到元祐、绍圣年间经由西湖十洲的吟咏而达到兴盛。
“众乐”书写拓展出歌颂官员励精图治、地方政简人和、民众逸豫安泰的丰富内涵。
南宋四明文学景观的众乐书写则进一步普遍化、多元化，官员的乐民之乐、民众的俗世欢乐与文人的道艺之乐，皆统筹到江山吟咏的“众乐”主题中。
四、四明文学景观中“众乐”书写的意义
程杰认为，“乐”的主题在庆历年间经由范仲淹、欧阳修的积极提倡，成为北宋诗文革新的一个方面和成功的标志。
四明文学景观中“众乐”主题的书写，也是对当时文坛创作主张、士林风气的积极响应，是北宋范仲淹、欧阳修领导下的诗文革新的一个反响，具有深远的意义。
1.践行范仲淹、欧阳修“忧乐为天下”的观念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忧乐为天下”的观念，正是四明文学景观“众乐”书写的践行理念。
钱公辅知明州前，西湖久已不治，考虑到农田灌溉和民众用水的需要，终下决心排除万难解决民忧民患。
可谓忧在民众之先，有感于其事不易、守成更难，才筑亭以示共乐，意在借景观招徕游人以维持治湖成果，可谓乐在民众之后。
钱公辅披荆斩棘、开荒拓土之功，再言使君与湖山风日为伴，深得自然之乐，又能把自然之乐与众庶共之，不惟独乐。使君之乐、自然之乐、民众之乐，已不得不共之。
“众乐”的先决条件是地方官充分具有忧患意识，能为一方政事未雨绸缪，为老百姓计深谋远，府治清明，政宽人和。
因此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大力弘扬了地方官员践行忧乐为天下百姓的观念，树立起地方官员勤政爱民、精于吏干的良好形象，大力促进地方官与百姓形成融洽和谐的吏民关系。
2.践行范仲淹、欧阳修“乐道以忘忧”的观念
忧乐先于天下是对在位者胸襟怀抱的要求，而“乐道以忘忧”则是对文人退处时人格修养的期待，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便是文人退处时“乐道以忘忧”的践行。
宋代四明文学景观“众乐”书写中，文人的私家园林、宴游雅集是十分重要的吟咏对象，因此景观中的“众乐”书写与人物紧密相关。
总会凸显人物的淡泊名利、乐天知命、优游道艺，展示四明文人士大夫推行“乐道忘忧”的思想，对四明的士林风气、文化氛围带来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明文学景观的吟咏及其“众乐”主题的阐发，向后人展示了四明地区文人士大夫进退有据，不假外物，超越了贫富、成败、穷达等外在利害关系。
矢志不渝地坚持高尚耿介的节操，或行道体仁，或著书立说，或怡情山水，便可乐在其中。
3.平衡入世与出世的矛盾
因为四明文学景观中“众乐”主题的突出，四明文士寄于山川题咏中的优游自在之乐，并不屏绝俗人、俗物，亦不排斥人世间的世俗欢乐。
写林泉隐逸之乐的诗歌，大多受到陶渊明“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影响，总不经意间对山林之乐和俗世喧嚣进行道德范畴的评判，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孟郊吟咏终南山，因“山中人自正，路险心亦平。长风驱松柏，声拂万壑清”的清幽，生发起“即此悔读书，朝朝近浮名”的感慨，即此之类也。
而四明文学景观书写中，直接写民众从使君出游、万民因庆典而同乐共欢者自不待说。
即使是题咏被唐代司马承祯道士列为“三十六小洞天”中的“第九洞天”的道家名山———四明山，依然会偶尔从超凡脱俗、羽化登仙之境中抽离出来，回归人间世俗。
楼钥有《杨圣可棋集，余方归自桃源不及预，次韵》诗，写因为游桃源而耽误了棋社集会，竟发出“故人何幸总相逢”的艳羡，“棋酒交欢情正洽，江山得助景方浓”。言下之意更愿选择棋社雅集的人间欢会。
五、总结
北宋诗文革新中存在着“乐”主题发展的过程，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也是北宋诗文革新中“乐”主题发展的反响。
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借由“众乐亭”唱和而提出，经由西湖十洲的吟咏达到鼎盛，而在南宋实现转型，由凸显政绩、循吏转向摹写老百姓的民和年丰。
四明文学景观中的“众乐”书写，体现出对范仲淹、欧阳修所提倡的忧乐先于天下、乐道以忘忧思想的践行，是对士林风气与诗文革新的积极响应，平衡了四明文人的出世与入世矛盾，推进四明园林景观向民众开放共享。
四明物质基础的相对富庶、地方官吏相对优越的从政条件以及优游道艺的文化土壤，使“众乐”书写在文学景观中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