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五四”文学革命中关于发展新文学的争论

“五四”文学革命（1917—1927）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17年至1920年是新文学的萌芽期；1921年新文学社团出现到1926年北伐战争前夕，是文体大解放的创作活跃期；1926年春到1927年冬，创作一度沉寂。在这期间，守旧派人士就新文学的发展与新派人士发生了几次争论。

林纾（古文家、翻译家，创建福建工程学院前身苍霞精舍）1919年初，写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对白话文大加讨伐，攻击北京大学的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又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咒骂文学革命人物。新文化的先驱蔡元培、李大钊和鲁迅都对林纾进行了批驳。

1922年，学衡派。梅光迪（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浙大文学院院长）、吴宓（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始人之一，中国比较文学之父）等创办《学衡》杂志，因其态度观点相近而被称为学衡派。他们以融贯古今的姿态，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反对言文合一，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思想倾向保守。在斗争中，鲁迅对学衡派的驳斥最为有力，《估<学衡>》揭露其“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甲寅派。章士钊（教育家、政治家，将逻辑学传入中国）复办的《甲寅》杂志上的复古论调与《学衡》相呼应。1923年，他写了《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试图从理论上否定新文学。新文学阵营对之进行了全面有力的批驳。甲寅派为维护封建教育，提倡读经，压迫学生运动，遭到鲁迅、成仿吾等的批判。

与此同时，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受中国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台湾新文学运动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

1920年1月，台湾青年在日本东京成立“新民会”，它对1921年10月在台北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台湾文化协会”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20年7月，陈炘在《台湾青年》创刊号上，发表了《文学与职务》一文，提出近来中国大陆提倡白话文学，是一种负有传播文明思想、改造社会使命的真正的文学，台湾文坛应朝这一方向去努力。接着，甘文芳发表《实社会与文学》，陈瑞明发表《日用文鼓吹论》。这三篇文章是台湾最早提出改革台湾文学、提倡白话文的文章。

1923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在东京创刊，并于1927年7月移入台湾发行。该刊全部采用白话文，特辟文艺专栏，定期刊载文艺论文与作品，该刊被称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摇篮”。

1923年黄呈聪和黄朝琴在《台湾》杂志上先后发表了《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汉文改革论》两篇文章，较为深入地提倡文学革命，并产生了广泛影响。

1924年4月，张我军（作家、文艺理论家，有“台湾文学清道夫”、“台湾的胡适”之称）在《台湾民报》上《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和《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向台湾文坛发起猛烈攻击，这两篇文章受到守旧派的回击，于是，张我军又发表了《为台湾文学界一哭》予以回应。

五四时期曾经出现过的新旧文学论战在台湾再次上演，同时，台湾新文学提倡者已经开始着手新文学的建设工作。他们以《台湾民报》为阵地，介绍大陆的新思潮和作家作品；提出建设新文体的主张；提出建设具有台湾特点文化的主张；着手进行新文学的创作。

“ 五四”文学革命有着深刻、伟大的历史意义，在内容上，彻底批判、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始终贯穿、体现了个性解放、民主与科学、探索社会解放道路的启蒙思想主题；以农民、平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了旧文学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文学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被“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为艺术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观念所去代；

文学语言获得了解放，文体形式经历了全面革新，创作方法进行了多样化探索，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审美价值取向和多元并存的接受心理基础；

建立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密切联系，自觉地借鉴、吸收外国文学及文化的营养，形成了面向世界而又不脱离传统的开放性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