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精神盛宴：延安文艺座谈会
「本文来源：人民日报出版社」
据不完全统计，自1935年10月至1947年3月，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出版报纸刊物共计251种，其中报纸62种、刊物189种，包括政治、军事、科技、卫生、经济、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等，这里面主要是文学艺术类刊物。而自1936年11月至1942年5月，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相继成立各种文艺社团组织100多个。由此可见，延安时期的文艺事业是十分繁盛的。
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同时在文艺领域也开展了整风。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何凯丰的名义召开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这次会议前后，毛泽东亲自个别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的延安文化人士有：李伯钊、丁玲、艾青、萧军、萧三、罗烽、舒群、刘白羽、欧阳山、周文、草明、塞克、于黑丁等。1942年4月27日，毛泽东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何凯丰联手发出请柬，邀请100多位延安文艺工作者参加文艺座谈会。
1942年5月2日下午，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开幕。座谈会先后开了三次大会和多次分组会议，直到5月23日晚上结束。会上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泽东参加了这三次会议。在5月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在“引言”中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即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即鲁迅）总司令的，即“手里拿着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消灭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做斗争。为了这个目的，需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作家萧军在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他讲了很长时间，也谈了很多问题，但核心只有一个：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为此他还举了鲁迅的例子，说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萧军讲他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对萧军的说法，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何其芳发言说，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感觉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何其芳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受到大家关注。丁玲的发言则是针对文艺的“暴露”和“歌颂”问题。总之，这次会议讨论比较热烈。萧军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次座谈会是“延安从没有过的举动”。
接下来是分组讨论，为下一次大会做准备。5月16日，举行了第二次大会。在这次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和朱德都出席了。毛泽东没有发言，主要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并认真做了记录。当时会场的讨论也很活跃，围绕“人性是不是文艺的永恒主题”等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其中，还有人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从前方回到延安的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说：前方战士和老百姓迫切需要文艺工作，文艺工作者应该上前线去。最让毛泽东满意的，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的发言。他讲了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到老百姓热情欢迎的情况。
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文艺座谈会的问题。毛泽东向中央通报了文艺座谈会的情况，也介绍了他准备给座谈会做结论的大致内容。他还明确地提出：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浓厚；现代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同情；必须整顿文风，必须达到文艺与群众结合等。
5月23日下午，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气氛更加热烈。先是由与会者发言，会议在临近下午讨论结尾时，朱德总司令发了言。他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和在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伟大功绩，勉励大家创作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为工农兵服务；同时，批评了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有一位作家自视太高，瞧不起工农兵群众，宣称自己不但要做中国的第一个作家，而且还要做世界的第一个作家。针对这种思想，朱德指出：一个人不要眼睛长得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是自封的，都要由工农兵批准才行！还有些作家不愿写歌颂八路军、新四军的作品，朱德说：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在这次文艺座谈会上还发生了革命作家要不要经过思想转变的争论。朱德说：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并且举自己的经历作为例子说：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的，我只是为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还有些作家嫌延安的生活太苦，朱德针对他们的这种思想状况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延安的生活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外面大城市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里再好，是人家的；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啊！朱德讲话后，摄影家吴印咸提议大家一起照一张合影，毛泽东欣然同意。合影时并没有专门安排座次，100多人的合影照就这么随便坐、随便站，没有严格的领导群众之分，谁愿意坐前排中央位置也都可以。
晚饭后，由毛泽东做结论。他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根本问题。在座谈会的“结论”中，毛泽东还具体分析和批评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等八种错误观点。毛泽东在“结论”中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开展创作活动。这次会议和毛泽东的讲话，让广大文艺工作者明确了文艺应该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充分调动了他们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深入斗争的积极性、主动性，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一周后，毛泽东又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做了进一步阐述。第一次是5月28日的“整风”高级学习组的会议上，毛泽东又讲到延安文艺界问题。他指出：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延安，有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不是坏现象。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正面地肯定地指出，应该欢迎大批的知识分子，只要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要解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要结合，就必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变到无产阶级思想，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我们的政策要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地不是勉强地、慢慢地与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对文化人、知识分子要采取欢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第二次是5月30日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球场对全院师生讲话。他指出：在鲁艺领到文凭还不算毕业，这只是在小鲁艺毕业了，还没有在大鲁艺毕业，人民群众还不承认你们。你们这鲁艺是个小鲁艺，你们要到大鲁艺去，到工农兵群众那里去。大鲁艺就是社会。要使小鲁艺与大鲁艺结合起来。毛泽东还说：要拜群众为师，同他们交知心朋友，向他们恭恭敬敬地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延安精神》，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