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三段对话 布衣曹刿便获得一国军事指挥权（他是怎么做到的）

《左传》记载，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春，齐国出兵讨伐鲁国。此战便是闻名于后世的长勺之战。长勺之战之所以成为春秋时期意义重大的一次战役，其原因是，此战是鲁国军队在曹刿[guì]这位布衣之士的指挥下，第一次打破以往军礼至上的战争规则，不惜以诈术获得胜利的战役。

齐侯小白（齐桓公）即位之初，以报复鲁国在夺位斗争中协助自己对头公子纠为名，出兵讨伐鲁国，这实际上是齐国迈出争霸战争的第一步。仰仗着周庄王十二年（鲁庄公九年，公元前685年）乾时之战的胜利，在夺取了鲁国重要的汶阳之田后，齐军继续向鲁国国境纵深推进。鲁国面临着立国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危机。

长勺之战前，曹刿便言“肉食者鄙”，自请到鲁公同（鲁庄公）面前陈述国是利害。鲁公同被这位布衣英才的才华折服，并心悦诚服地将军队的临阵指挥大权赋予了曹刿。商周以来，国人直接参与政事并不罕见，要面见国君也并不困难，但为何我们在《曹刿论战》文中看到的短短三段对话，就能让鲁公同大胆地将军事指挥权交予这么一个连贵族身份都没有的布衣之士？

不如先让我们看看鲁公同与曹刿两人问对间所暗含的意思。

曹刿见到鲁公同，首先问“何以战”—国君打算凭借什么力量来打胜这一仗？“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虽然距离《孙子兵法》问世还有近200年的时间，但曹刿早已深知这个道理。鲁公同回答曹刿，出身贵族家族的甲士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平日必须争取国内的贵族的支持。鲁公同平时对贵族大臣们都挺好的，自己享受什么物质待遇，贵族们都能享受什么样的物质待遇，因此鲁公同认为贵族们应该和他是一条心，到了战场上甲士们应该以命报效。

曹刿直接给鲁公同泼了盆冷水：“这些恩惠只能让你身边这几个高级贵族分享到，甲士大部分都是出身中下级贵族，您平时施与大贵族们的恩惠并没有让这些人享受到，他们不见得愿意为您在战场上拼尽全力啊。”

鲁公同又说道：“寡人敬天法祖，顺应五行（夏启在《甘誓》中列举的有扈氏的罪行中就有“威侮五行”这一条；后来这一条罪名又被有穷氏首领羿栽给了启的儿子夏王太康，并以此为借口夺取了夏王之位），祭祀祖先必以礼法所规定的祭典程序和祭祀用品等级进行，必无欺瞒。”意思就是，自己是周礼最虔诚的维护者，在精神文明建设（祭祀天地、祖先算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统一思想的手段）上我也敬守礼法，先祖和天地都应该庇佑我。贵族和国人们应该愿意把我当作全国最高精神领袖，愿意为我在战场上效命。

曹刿有些着急了：“我说国君啊，战场搏命提鬼神可没有什么用。您虽然是周礼的维护者，但是兵战凶危，这些也不见得能为我国带来胜利。”

鲁公同思索了一下，说道：“平时处理大小事务，审判各种案件，寡人虽然不能说完全做到明察秋毫，但是都能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处理，做出的判决基本都是合乎情理的。没有因为涉案双方的地位尊卑、远近亲疏，就偏袒其中一方。”

曹刿欣慰地说：“这样的话，国人才会尊敬和爱戴您，战场上甲士和国人才会为您而战，我们可以凭此打一仗。”曹刿将政治清明、施政有利于广大国民视作战争胜利的根基，这是兵家常说的“先胜”，即“决胜于庙堂”的原则。

其实，曹刿作为鲁国的普通国人，愿意主动为国君排忧解难，正是因为鲁公同施政合情合理，惠及广大中小贵族和普通国人。可以说，二人问对中曹刿是在明知故问，双方是在用这种问对的方式来互相了解对方。曹刿知道鲁公同是一位有雅量的国君，能够尊重虽身份不尊贵但有实际才能的人，愿意信任自己并予以重任，因此提出了“战则请从”，向鲁公同提出了跟随其一同上战场的要求。鲁公同则在问对中了解到，曹刿将会在这一战中突破以往的常规和道德约束，只为了两个字—胜利。

曹刿是布衣国人，和贵族参与国战只为分个胜负的心态不同（同文明圈之内的国战是国君与公室的分内之事，封地贵族仅仅需要尽军事义务。根据西周的传统，尽军事义务之后，贵族的封地根基不会因战事的胜败受到太大影响）。鲁国所面临的巨大威胁对曹刿这样的布衣阶层的影响要远大于卿士大夫们，可以说长勺之战的胜负将直接决定鲁国布衣国人之后的生存状态。

不同的利益相关程度，面对战争的态度也不同，因此曹刿才会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这种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作风，不单体现在战斗之中：长勺战后，齐、鲁两国国君会于柯城邑，依然是齐国强势。大庭广众之下，曹刿拔剑劫持了参加会盟的齐侯小白，逼迫其归还了鲁国在乾时之战中被夺走的汶阳之田。曹刿这种无视贵族礼法，只求结果的行为准则可见一斑。

从长勺之战起，战争的准则不再是贵族们说所的“军无礼不胜”，而是“以正和，以奇胜”。再过150年，将会有另一个兵法大家提出“兵者诡道”的理论。

本文摘自《步兵崛起：先秦千年步兵进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