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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东北地区社会发展的程度(与各民族风俗文化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句子大全 2013-04-08 01: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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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带有民族性,这就使得某一民族的民俗文化基本上,主要出现在这一民族的活动范围内,同源性的民俗文化,也同样在这些同源民族的活动范围内,才大范围的出现。

就汉代的东北地区而言,以东胡文化、肃慎文化、秽貊文化和汉族文化为来源的同源民俗文化,也基本上是在这四大族系的聚居区范围之内,集中的表现出来。这就使得在民俗文化层面,汉代的东北地区呈现出鲜明的区域性特征。

总体而论,汉代东北地区四大族系的同源性民俗文化各有其地域。如秽貊族系的民俗文化,当然主要表现于夫余、高句丽、秽族、貊族以及沃沮族的活动区域之内。其北部是夫余族的活动范围,南部主要是高句丽和其他几个民族的活动区域。

具体而言,这一区域的东部大致在松嫩平原张广才岭,向南至朝鲜半岛东部沿海地区一线;南部应至朝鲜半岛汉江以北;西部则为呼林河、洮儿河下游向南沿辽东故塞,至朝鲜半岛清川江一线;北部、应该达到黑龙江中上游地区。

这一区域内的各民族文化,都源于先秦秽貊文化,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入,在民俗习惯的表现上普遍文明程度较高,社会风气也较为淳朴。

肃慎族系的民俗文化,则主要表现在挹娄族的活动区域之中。这一区域如本文第二章所论,其范围的东部应该到达滨日本海地区,南当位于长白山脉以北,西可至松嫩平原、张广才岭以东,北已至少达到黑龙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区域于东北地区最为偏远,挹娄的社会发展程度,在汉代的东北边疆民族中也最为落后,因此其风俗习惯也显得较为原始而野蛮。

东胡族系的民俗文化,主要表现在鲜卑和乌桓的活动区域之内。这一区域位于东北地区的西北部,大致在汉长城以北,洮儿河、霍林河中下游以西。由于东胡文化的影响,这一区域内的民俗习惯,呈现出游牧文化的鲜明特征。

如乌桓与鲜卑人的发型髡头,这种特征是典型的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发式习俗,仅在乌桓与鲜卑社会中存在,在汉代东北地区的其他民族中是没有的。由如其饮食上吃兽肉,饮乳酪,这在汉代的东北地区,也是仅见于鲜卑与乌桓社会的。

汉族的民俗文化,则主要表现在汉郡地区,这里是汉代东北地区汉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中又以辽东、辽西二郡的汉族人口最为密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除辽东、辽西二郡外,如苍海郡、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等汉郡,其区域与很多东北边疆民族的聚居区,是重合在一起的,在这些区域内,呈现出汉族民俗与东北边疆民族民俗相混合的现象。

这种民俗文化的区域性,其形成原因除传承性因素以外,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根本性因素。如秽貊、肃慎族系的各民族,他们生活在多林、多山、水系复杂的东北腹地,渔猎文化是他们的传统文化,因此其民俗习惯中与渔猎相关的内容十分常见。

东胡族系的各民族,主要生活在东北西北部的草原地区,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决定了他们民俗习惯中,必然要带有草原文化的鲜明特征。而汉族所居住辽东、辽西地区,地势平敞,利于农业,因此中原地区立足于农业文化的礼俗习惯,在辽东辽西地区得到大范围的传播就是自然而然的。

王绵厚先生曾对汉代东北地区的地域文化进行过分类,他认为:自秦汉以来,东北民族文化有三个区域特色:即以辽河流域为中心,可称为汉郡文化区;以西部草原文化为中心,可称为东胡系文化区;以东部长白山南北为中心,可称为秽貊和肃慎等东北亚内陆文化区。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化区域的划分,与前文所述的同源性民俗文化分布区基本是一致的。但我们应该看到这样的历史趋势:随着汉代东北地区各民族的逐渐融合,他们相互之间的社会经济、思想以及政治发展,都处于逐渐融合的历史进程之中,并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整体发展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民族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各民族的人口产生了长期的相互接触,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也逐渐为他族所习见并接而受之。因此除少数稳固性非常强的、依赖于特殊地理环境的民俗文化之外,汉代东北地区民俗文化的区域之间,已经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与汉族颇为类似的民俗习惯,已经在一些东北边疆民族社会中出现了。

不同的文化类型,产生了不同的民俗习惯,但与此同时,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对其民俗习惯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会具体地体现在,这一民族社会生活的细节之处。由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汉代东北地区社会发展的程度,与各民族风俗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一个民族风俗习惯的物质表现形式。如挹娄族,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他们,在时常的习用器具上显得落后而简陋。如服饰上,汉代的挹娄族其俗好养猪,食其肉,衣其皮。冬以猪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隐其前后,以蔽形体。

在挹娄社会中,虽然已经一定程度上存在了纺织业,但他们最常见的服饰,仍然是动物皮毛乃至油脂,至夏季甚至衣不遮体,社会生产发展的低下,使他们的日常生活显得落后而原始。挹娄族同样喜好穿戴饰品,但他们的饰品基本上都是骨质的簪,制作工艺粗糙而简陋,形式单一,远不如其他民族精美多样,在审美性功能上仍处于比较低下的状态。

而同时期的其他民族,则在这些方面进步的许多。如高句丽族,几乎与中原地区的衣着服饰没有不同,其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社会生产的飞速发展,使高句丽族的纺织业取得了巨大进步,已经可以制造锦绣这种工艺复杂的纺织品。

又由于社会的富足与财富的积累,如金银等具备流通、保存价值的硬通货币,已经可以被高句丽人制作为饰品,挹娄族与之的差距已经不可以道里计。

又如乌桓族,虽然乌桓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但较之挹娄仍远远超越之。在乌桓社会中,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決,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冠步摇也。乌桓人已经可以制造步摇,这种非常复杂的冠饰,这同样是挹娄所远远不如的。

高句丽与乌桓都是相较于挹娄社会生产力,更为发达的民族,更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使他们的日常习惯用品较之挹娄人要更为精致,使用的材料也更加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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