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字：距离言说目标有多远（下）

（三）

语言的随时代变迁性，早就教给人们一个道理，这东西，不是亘古不变的，只有慈禧这种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才相信世上有不变的事与理，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语言学家也已经搞明白，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作为语言产品是这样，难道与之缠杂不清的思维不也是约定俗成的？"换一种思维"，自以为明白者总喜欢以这样的口吻教导别人，其实不只是他本人换不了，谁也换不了。只除了变成狼孩或者猢狲，否则，人的思维就会终其一生而成为语言的仆役--技术和工具的反作用，还用多说么，连海德格尔也抱怨这是"命运"，是人们根本无法客观地对待的东西。命运是什么？

"命运是自然规律的对立面。自然规律是你试图去猜度并加以利用的东西，但命运不是。"（第108页）

言语的约定俗成性回溯而污染了以独创性为理想最高极的思维，并使其一同陷入路径依赖的宿命而不能自拔--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无路可逃。这就很有一点作茧自缚的味道，然而我们能破茧而出，视这些流传千百年、由语言文字传承的文化、规则、习惯如无物吗？如果依维特根斯坦的意见，这是不可能的：

文化是一种惯例，或者至少它以某种惯例为前提。（第144页）

传统不是一个人能够学习的东西，不是他想要的时候就能捡起来的一根线；就跟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祖先一样。

缺乏传统的人想要拥有一个传统，就像是一个人悲伤地去恋爱一样。（第132页）

如果说这些对于文化习惯、文化传统的解读尚不明晰，在1950年的笔记里对于人类道德感的惯性的描述，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给出了更清楚的表达：假如有人问：一个人，一个人的道德感岂能受其环境的挟制？--回答是，尽管他会说"没有人非得一定要屈从于强力不可"，可处在某些境地里，他实际上还是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行事的。"你不是非得要这样的，我能给你指出一条（不同的）出路，--可是你不会采纳它的。"（第145页）

（四）

语言既然不过是工具的一种，可操作性也自然是诸多属性中的一种。现实中，的确有一些高手对这种独特的工具运用得得心应手，极为娴熟。虽说孔夫子对机巧之事有点看不起："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篇》）但在其时及去孔圣人时代不远的战国时期，却涌现了一大批以耍嘴皮子为生的说士，那可是一个侃破天不用负责的时代。分别成为合纵、联横两派班首的苏秦、张仪就是这样的大家。其时，诡辩论大师公孙龙也乘势而起。公孙龙何许人也？"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原来是这样一位顽主。

有时候，言辞交锋就其艺术效果而言丝毫不逊于打一场大仗，烛之武三言两语说退秦国大军，诸葛亮轻摇羽扇，鼓动三寸不烂之舌，直说得孙权立马签字同意加入刘备"联合国"，这些人端的是语言大师！

至于平素日的智巧之言，记载得别有兴味的当首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此君大约也是很看重语言之力的，不然怎么在体例编排上以"德行第一"，接下来就是"言语第二"呢！想想其实刘义庆也不是瞎来的，魏晋之时，清谈之风大畅，会说话大概是比会干活吃香。就算是以口吃出了名的大将军邓艾，也有机巧的一面，哪里是光会使枪弄棒的一介武夫！谓汝不信，有记载为证：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其机敏如此。至于书中记载的几个黄口小儿的口才，当时名士的隽语，更是不胜枚举。可是，如果我们承认语言其实就是思维的外衣的话，维特根斯坦有一段话，也许有助于我们体会孔夫子对"巧言"的蔑视。维氏说：

一件美丽的外套会化为（仿佛凝结成）蠕虫和毒蛇，假如穿衣者在镜子里显出自鸣得意的样子。（第42页）

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往大里说，因说话、弄文字不当而人头落地，身首异处，这样的事例在皇权至上的历史上并不鲜见，历代因言得祸、因文得祸者还少么？就是前不久电视里热演的《康熙王朝》、《雍正王朝》，那正是文字狱的王朝！庄廷龙、戴名世、吕留良、翰林官徐骏等等或为此丢了性命，或死后亦遭开棺戳尸，祸从口出，不由你不信。鲁迅有一篇谈清代文字狱的杂文《隔膜》，其中说到："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其实是不然的。"据鲁迅先生考证，有不少其实简直就是笑料（当然杀头一点也让人笑不起来），比如山西临汾有一生员叫冯起炎的，信口开河地以《易》讲《诗》，"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这位才子后来大约是被判了个流放。

再往小里说，居家过日子也会因为三两句话不对付，夫妻反目；昔日好友也会因言语争执，转而变为路人甲乙。古人说不可逞勇，看来也不可逞言。对工具操作得很娴熟当然不错，但是也要有点自制力才好，像陈康肃公那样的善于射箭的达官贵人，有些时候就不如卖油的老头有自知之明，会使工具吗，没啥了不得的，一言以蔽之："唯手熟耳"。

（五）

大约是出于自己惜字如金的天性，维特根斯坦对于那种滔滔不绝的废话很是厌烦，且不管你来头有多大：

阅读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人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多么可怕的时间浪费！这些什么都没有证明、什么都没有澄清的争论究竟要点何在？（第28页）

且先不论维氏持论是否公允，就这一段冲着苏格拉底而去的文字，倒是反证了《文化与价值》这本随笔集的特色：文字简约，蕴藉却无比深邃。无意之中，二者相映成趣。在大部头的专著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啃的今天，或许还是要对那些善写长文、空文的各类"家"们说：短些，再短些；精些，再精些吧。

上帝端视着人间，既不悲悯，也无欣喜，因为其不言语，我们更加无由得知其所思所想。这又教给我们一个道理：任何一种工具要想达到无所不能，至善至美，固然不可能；但是有了还是比没有强，总算聊胜于无。因噎废食，因为语言存在局限性干脆不用它，又是一种痴病，比较起来，还不如那种坚信语言魔力无边的小痴。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能悄无声息的生存下去的，踯躅在那么死寂的世界里像是独自身处月球，要不就像是生活在默片时代的电影中，一律当哑巴算了。然而万能的上帝竟是这样一种不会或是不屑操作语言的大痴吗？哲人就是哲人，维特根斯坦很想得开：

甚至对希特勒生气都是不明智的，更何况是对上帝。

（文化与价值：冯·赖特、海基·尼曼编/许志强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