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40岁开始写小说（用10年构建了一座文学迷宫）
易家说：“读书就是回家。”
今天是易家陪你读书的第65天，共读的是第8本书——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作品《智利之夜》。
《智利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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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们讲到，拉克鲁瓦在动荡时期离开了智利，前往欧洲考察，他放飞了猎鹰，写出了报告，尘埃落定后又回到智利。
面对独裁政权，他决定放逐自我，表示“上帝爱怎样就怎样吧”。
后来，聂鲁达死了，军政府上台，拉克鲁瓦接受了一项为最高级领导人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秘密任务，并从中看到了权力的真相。
而拉克鲁瓦接着又将遭遇到一个离奇的事情，女作家玛利亚别墅的地下室里囚禁着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是谁？玛利亚为何会变得落魄？她的文学生涯又为何结束？
带着疑问，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共读。
皮诺切特推行集权统治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戒严、宵禁。
餐厅和酒吧很早就关门了，因此没有多少地方能让作家和艺术家们聚在一起喝东西、聊天，畅谈艺术的梦想。
有一位名叫玛利亚的作家，长得漂亮，人也年轻，对文学有一定的天分，但她后来却结束了文学生涯。
这段故事里，“我”是亲历者。
当时，“我们”这些作家没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而玛利亚恰好在郊外有一栋宅子，于是“我们”每周一次或两次在那里相聚，谈天说地。
在这个被上帝之手遗弃了的国家里，只有极少数人是真正有文化的，其余的人什么都不懂。
玛利亚为人亲切、慷慨，人们能在她准备的夜间聚会中感到惬意。
她和一位名叫汤普森的美国人结了婚，并用昵称“吉米”来称呼他，他们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晚会开始了，人们围成一个个小圈子，一边喝酒，听唱片，朗诵诗歌，对绘画和现代舞展开讨论，评价某位作家的新作品，一边打着呵欠。
到了早上六七点钟，宵禁结束了，所有的人排成一路摇摇晃晃的纵队，坐上小轿车离开，女主人则在走廊里向我们挥手告别。
我每个月都会去一次玛利亚的家，有一次“我”读了她写的一篇短篇小说，那个故事在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但那场竞赛带有左翼色彩，我不是评委，如果我是的话，也许就不会把一等奖颁给玛利亚了。
小说写得不坏，但它离出类拔萃还相距甚远。它是一种任性的平庸，正如它的作者本人。
当我把短篇小说拿给费尔韦尔看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活着，他读了短短几行，便评价说：那是一篇可怕的文稿，根本配不上奖项。
他为智利文学感到痛心，惋惜如今智利文学界已经没有像拉斐尔、胡安那样高大的人物了。
在聚会中，玛利亚经常充当发言者的角色，谈到政治的时候，她是那样坚定，她十分欣赏一位女权主义作家，对她赞赏有加：“还有谁能像她那样写作呢！”
“我”坦率地回答她：“那位女权主义小说家作品中有很多页，是对50年代几位法国女小说家的拙劣翻译。”
玛利亚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而后艰难地挤出了一个微笑，她说：“就是说，您并不喜欢她写的东西。”
“我”说：“我当然喜欢她的作品，我只是带着批评色彩指明它的缺点。只有天才能够展示出毫无污点的作品，所有人都有缺点，我们应该去关注优点。”
“我”继续解释：“我们所有人都是作家，我们的道路是漫长崎岖的。”
玛利亚审视着“我”，仿佛正在对“我”做出评判，然后她说：“您刚才说的话太精彩了，神父。”
这声称呼令“我”很惊讶，因为她之前一直和其他朋友一样，直呼我的姓名。
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参加过她的夜间聚会了。直到几个月后，一位朋友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在某场聚会中，有一位客人迷路了，他是一个剧作家，当时他喝得很醉，出去找厕所，偶然间走到了地下室里。
他看见了一张金属床，床上有一个赤裸的男人，手腕和脚踝都被绑了起来，眼睛上蒙着一条布带。
那人被打得遍体鳞伤，但还活着。
剧作家关上门，他的醉意瞬间消失了，他悄悄往回走。回到客厅后，他要了一杯又一杯威士忌，但什么都没有说。
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朋友，一传十，十传百，秘密就这么传开了。
几个月后，也许是几年以后，到了民主时期，人们才知道玛利亚的丈夫吉米其实是一位秘密警察，他把自己家当成审讯中心来使用。
那些破坏分子被带到他家的地下室里进行审讯，有人会死在那里。
吉米还去过华盛顿，杀害了阿连德手下的一位前部长，并顺手杀了一个美国人，还制造过几起袭击事件。
这件事，玛利亚显然很早就知道了，然而她想成为作家，吉米爱他的妻子，玛利亚也爱她的美国丈夫，他们有几个漂亮的孩子。
“我”思考着：为什么玛利亚明明知道丈夫在地下室里做什么，还邀请客人去他们家呢？
—— 通常来讲，晚会期间，客人不会出现在地下室里。
“我”又问自己；为什么明明发现了这一切，却没有人敢说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他害怕，因为大家都害怕。
后来，吉米被关押在美国，他开口了，指控了好几位智利将军。美国人把他从监狱里弄了出来，作为特殊证人保护了起来。
玛利亚被孤立了，过去的友人全都不再理睬她。有一天，我去看望她，她却没有认出“我”。
她问“我”：“您是记者吗？”
“我”说：“我是神父拉克鲁瓦。”
过了好几秒，她好像想起了什么，笑了起来，打开了大门。
她告诉“我”，丈夫现在在美国，已经不要她和孩子了，如今她没有朋友，所有人都不理睬她。
“我”问她：“您的小说呢，您把它写完了吗？”
“还没有呢，神父。”而后，她却不再谈小说了，而是谈起那些来采访的记者，还问“我”是如何看待那间地下室的。
“我”闭上了眼睛，并不想参与这个话题。她依然喋喋不休，她说这座豪宅的地皮属于一位流亡了20多年的犹太人，如今他们要跟她打官司。
“我”建议她带着孩子们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她却带着一种谴责的表情问我：“那么我的文学生涯呢？”
“我”回答她：“您可以用一个笔名或者化名。”她却嘲笑着转移了话题：“您想要看看地下室吗？”
“我”当场就想打她的耳光的，但“我”没有那么做，“我”摇头拒绝，表示“我”要走了。
玛利亚无法克制地大笑起来，她抓住“我”的手，对我说：“在智利就是这样创作文学的。”
“我”点了下头，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回想着她的话，在智利就是这样创作文学的。
然而不仅仅是在智利，在阿根廷、墨西哥、西班牙、法国、德国……文学就是如此被创作的——至少是因为“我们”为了所创作或看到的相关文字避免跌入垃圾堆里，才称其为文学。
像玛利亚那样的很多作家，胸无点墨，却想跻身上流社会，借那些高大上的聚会、社交来彰显自己的价值，实际却连文字的好坏真假都分不清楚。
“我”想起了费尔韦尔过世的那一天。他有一场体面又有节制的葬礼，正如他希望的那样。
而如今，生了病的人是“我”，“我”的床在一条湍急的河流中打转。
如果水流浑浊的话，“我”就能知道死亡就在附近。但现在水流只是比较湍急而已，因此我还怀抱着希望。
“我”看到一位业已衰老的年轻人，“我”告诉他，在智利就是这样创作文学的，就是这样创作伟大的西方文学的。
他动了动嘴唇，发出了一声无法被听清楚的“不”。
那一刻，“我”发现，“我”就是那个业已衰老的年轻人，“我”就是那个大声叫喊着却没有被任何人听见的业已衰老的年轻人。
那一刻，许多人的脸庞以一种令人昏眩的速度从“我”眼前晃过。
那些“我”崇拜过的、爱过的、恨过的、嫉妒过的、鄙视过的人。那些“我”保护过的、攻击过的、抵抗过的，那些“我”曾徒劳地寻找过的人的脸庞。
至此，我们对于《智利之夜》的讲解已全部结束。明天，我们将通过重新挖掘小说的细节，体会作者波拉尼奥字里行间的深意，揭示那些不曾看清的真相。
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的共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