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学到文学（东汉士人学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博）
东汉自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迄献帝刘协建安二十五年（220），历时近二百年。相比西汉，社会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普遍崇尚博学之风，学术氛围浓厚。
东汉时期的学术，上受西汉经学的影响，下为魏晋玄学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这一时期的士人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勤于著述，是东汉学术传承与兴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创作内容不仅包含经学、史学、文学，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学养生、职官仪制、书法、音乐等类别，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文学和学术著作。
一、东汉的博学风尚
汉代是宗经的时代，了解汉代经学的发展过程，必须从今、古文经之争谈起。
汉代有关今古文经的论争共四次。第一次在西汉哀帝期间，主要是刘向欲立《左传》《毛诗》等古文经，由此与今文太常博士进行辩论。这次论争以古文经的失败而告一段落，但刘歆对古文经所作的努力不容忽视。
第二次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主要是古文大家韩歆、陈元欲为《左传》《费氏易》立博士，因而与今文博士范升辩难。此次论争的结果是《左氏》暂时被列于学官，但不久又被废止。总之，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论争为古文经学在朝廷赢得了一席之地。
第三次在东汉章帝建初年间，由古文学家贾逵与今文学家李育辩论。这次今古文之争，没有前两次激烈。史书仅记载李育在白虎观“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可见古文经学暂时得到了官方的肯定，与今文经学并驾齐驱。第四次在东汉桓、灵之际，主要是古文经学家郑玄与今文经学家何休争论《左传》与《公羊传》的优劣。
此次论争以何休的失败而结束。从四次今古文之争来看，古文经学的支持者增多，地位逐渐提高，而今文经学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尤其是郑玄与何休之辩，使得古文经学逐渐压倒了今文经学。
今、古文经的融合是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完成的。他注经、注纬，旁及诸子、天文、数术，为经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是博学风尚的集大成者。他先通今文，后通古文。转益多师，广收博取，是他成为纯儒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郑玄与何休、马融与刘瓌的斗争，古文经学的地位才得以提高。
他治学以古文经学为主，但处在今文经学列于学官的时代，也或多或少受其影响。郑玄遍注群经，且注经的方式灵活，集汉学之大成对于郑玄注经的重要性，可结合东汉的时代背景来看。
当时学者各守一家之言，学说纷杂，互相诡激，导致“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加上今古文之争激烈。此时郑玄杂糅古今，顺应学术发展，删改旧典,形成了“学者略知所归”的局面。他为士人治学指引了方向，在今古文经融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提到东汉博学的风气时，把它概括为以博闻强记为特征的知识主义风气。如东汉贾逵、马融、郑玄都因知识渊博而先后成为知识界的领袖。譬如郑玄，建安元年，从徐州回高密途中，受到了数万黄巾军的礼遇；
孔融佩服他的才华，趋急拜访；为了表彰其德行，高密县为他特立“郑公乡”“通德门”。可见，博学已经成为一个人立身行事的标签。
再如东汉桓谭、班固、王充、荀淑、卢植、梁鸿等人不拘泥于僵化、琐碎的章句之风，而崇尚博学多通的学术风气。
经学从西汉到东汉，发生了一些变化，表现为西汉学者多专一经，东汉学者则尚博通之风，且今古文兼治者较多。翻阅《后汉书》，兼治今古文者有孙期习今文《京氏易》和古文《尚书》。张驯能诵古文《春秋左氏传》，并教授今文《大夏侯尚书》。张楷，通今文《严氏春秋》和古文《尚书》。
其实，《后汉书》所记今古文兼治者尚有很多，他们都不因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在文字或者解说方面的差异而专学一经。
西汉学者多通一经，但东汉学者通五经或者与五经相关的著述繁多。东汉关于五经的著作逐渐增多，既源于个人杰出的创造力，也可能是受博学风气的影响。
二、博学风尚的成因
（一）官学和私学的兴盛
一方面，东汉统治者略通经学，博览群书，师事儒学大师，为士人树立了榜样。东汉的创基之主光武帝刘秀，虽以武功定祸乱，但也曾接受经学教育。他二十余岁入太学，从许子威习《尚书》，后忙于征战，但闲暇间不忘经艺学习。即位后仍然雅好儒者，爱好经术。
他把探讨经学的活动引入朝堂，希望与大臣一同商定治国理政之策。崇尚儒术的统治者，把学习的重要性进一步拓展、并延伸到整个士林。
一方面，太学的重修与鸿都门学的新建对博学风尚的形成产生了推动作用。光武、明章时期，是太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皇帝亲临太学，令博士讲论经义，互相辩难。太学培养了一批人才，对当时朝廷的文化建设有突出贡献，或者确保了东汉政治有序运转。
除了太学培养人才之外，灵帝设立鸿都门学，招收酷爱尺牍、小说的寒门子弟培养文学艺术类士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太学专门传授儒家经典的局面，为平民施展才华提供了途径，使喜好艺术的文人大放异彩。
最后，东汉私学兴盛，“全国各地,到处有经师讲学,到处有生徒聚集”。私学采取转相传授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学问的普及。私学的兴盛，为官学教育填补了空白，在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私学的规模宏大、教学内容广泛，提升了人们的文化水平，打破了狭隘的经学门户，为黄老学说、图谶、方技数术创造了条件，更培养了博学多通的士人。
除了官学、私学兴盛是影响博学风尚的重要因素，深厚的家学传承和教师的学识精深，也促进了博学风尚。
（二）察举和征辟制度之盛行
察举、征辟制度注重对士人学识和品行的考察也是博学风尚出现的原因之一。察举即考察后予以推举的意思，是汉代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察举制度产生于文帝时期。东汉沿袭了西汉的察举制度，并在革新过程中注重学问和品行的考察。相比之前注重道德履行，把通经术和善章奏定为入仕标准，有利于士人的学问向广博的方向发展。
征辟制度也是东汉选拔人才的途径之一。征辟指征召、辟除。征召指皇帝特征一些德才兼备的士人，或予以授官，或以备顾问。光武帝征拜通儒杜林为侍御史和东海王刘疆的老师，并且赏赐优渥。博学洽闻的杜林获得了光武帝亲自临丧送葬的待遇。光武帝之钦贤好士也为其大业奠定了基础。
（三）造纸术的改进和书肆的出现
传播载体的改变，对文人创作有直接影响。西汉文本传播，以师徒口耳相传的方式为主，至东汉造纸术的改进，文人著书立说的条件更加便捷，著述风气较盛，章句之作、注疏和个人专著、集解类著作明显增加。
在蔡伦没有改进造纸术之前，东汉前期书籍的主要形式是竹简、帛书，或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纸简并用。竹简写作难以修改内容，因而文人下笔前必须深思熟虑，这也导致写作过程艰苦，而且文章大多为短篇。
竹简笨重，制作过程复杂，传播不易；纸张轻便，更方便文人交流。造纸术的进步对文人创作产生了影响，为他们带来极大的书写便利，能够更好更多地记录下学术内容。此外，东汉出现的书肆、佣书、藏书、著书等现象也使学风浓厚。藏书丰富，直接影响了士人博学多通。
三、博学风尚的影响
（一）促进了文艺创作和学术发展
东汉博学士人对今古文经的争论和经典的注述，繁荣了东汉的学术。相互问难，讨论经义，是东汉的学术特色。汉代今、古文经论争共四次，三次都在东汉。博通《五经》往往能互相问难，如古文学家郑玄对何休的《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一一辩驳，并著《驳五经异议》反驳许慎。
今文学家李育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又在白虎观以公羊义问难贾逵。张玄少习今文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有人问难，他张数家之法，使诸儒服其多通。总之，博通经籍,视野广阔才能与人辩论。除了儒生竞相问难之外，求真好学之士也喜探讨、辩论。
此外，据统计，东汉博学士人对《春秋》的注解多达 17 部。
（二）促进了教育和文化的繁荣发展
汉代官学和私学教育兴盛，古来称道。西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文翁在蜀兴教，始开治学之路；经师讲学，弟子之多，不过千人。到了东汉，光武帝立今文十四博士，经学发展繁荣，而且“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民间经师不可胜数，讲学风气也比西汉浓厚。
翻开范晔《后汉书》可知，注述经典，教授弟子的多是博学多通之士，这促进了汉代教育和文化的发展。博学士人入禁中侍讲，促进了汉代贵族教育；博学士人授徒讲学，促进了平民教育。博学士人的著作传于当世，对东汉的文化和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促进了经学和文学、儒家和道家的互动
士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不拘一格的治学方式，促进了东汉经学、文学的发展。东汉是经学的极盛期，文人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或者说，文学与经学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博学士人在文学创作中，征引了许多经学语句；博学士人在注疏经典，有时采用文学化手法。不拘一格的治学方式，使他们能够融经师与文人于一体。
一个人博通意味着其可以接受多方面的思想，博学士人就可以在儒道之间自由切换。譬如，儒道结合的思想在东汉中期马融的身上较明显。永初二年，马融客居凉州武都、汉阳界中，迫于生活的压力，以“生贵于天下”的理由，做了大将军邓骘的幕僚。
马融舍弃了儒家“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志向，而选择用杨朱学派的贵己重生保全自己。可知马融对道家思想极为推崇。马融影响了魏晋注疏大家杜预、王弼、王肃，是汉晋士风转变的关键人物。
结语
博学风尚对两晋及后世也产生了影响。葛兆光《中国思想史》认为两晋士人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的风气在东汉已现端倪。总之，东汉出现一批学识渊博的士人、儒者，不拘师法、家法，打通了古今界限，融合了知识与时事、理论与实践。这是一种新的风尚，也具有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