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头找到成名后的作家说：我出三十万（你写一篇捧我的文章）

闫连科出名后回老家，一个发了财的包工头让闫连科写篇捧他的文章发到人民日报上，初期经费三十万。包工头还承诺：文章发表出来后，未来高速公路的出口，开在阎连科老家所在的这个村庄。

闫连科出生在河南嵩县一个村子，高中读了一年就被迫辍学，来到新乡水泥厂挖石料。

1977年的一天，闫连科接到家里发来的电报：家有急事，速回。他立刻想到了久病的父亲，慌忙结清工钱赶回了家，没想到家里人让他回来是因为恢复了高考。

毫无准备的闫连科报了名，又找本书复习了一周时间就走上了考场。

考场就设在村子外面一个老庙里，监考老师给每个考生发了两页方格纸，然后口述了一篇作文题。闫连科把两页纸都写满了，监考老师看到后说“同学们注意了，这位同学都写满了，肯定能考上大学。”

没想到填报志愿时，老师说“你想去北京就填北京大学，你想去郑州，就填河南大学。”于是，人人排着队填报了北京大学。结果那年整个嵩县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

没考上大学那就去当兵，闫连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母。父亲沉吟良久后说道“去吧，总在家里有啥奔头！”

自从闫连科入伍后，好运仿佛一直陪伴着他。因为字写得漂亮，又是高中学历，他被分到了板报组。后来实弹射击考核，他又立了三等功。

三个月的新兵连还没结束，又赶上对越自卫反击战，和闫连科一同入伍的几个同乡去了战场再也没回来，而闫连科被安排到武汉军区一个培训班学习。

培训班待了两个月回来后，闫连科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天麻的故事》，一下子就引起了轰动。团部一个领导说“刚当兵就能在报纸上登整篇的文章，这还了得啊！”

接着犹如开了挂一般，当兵第二年、第三年接连立功，而这些荣誉都是写作带给他的。

可说到提干，闫连科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当时对越自卫反击战刚打完，从前线下来很多立功的战士，一下子提干了很多人。

可基层军官位置没那么多，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连队两个连长、一个排两个排长的局面。为了控制军官数量，上级下了文件说“必须要上过军校才能提干。”

而闫连科已经超过考军校的岁数，只能遗憾的办了退伍。

那天，闫连科拿着用退伍费给父母买的衣服，还有给亲戚买的烟和糖，兜里揣着50斤全国粮票登上了返乡的火车。

就在火车快开时，团长突然开着辆吉普冲上站台，找到闫连科后说“你现在可以提干了，赶快给我下车。”

怎么这时候 又提干了呢？

原来，闫连科编的一个独幕话剧在全军会演上拿了第一名，总政治部主任当场拍板给了他们军区20个提干指标，闫连科就排在第一个。

提干后的闫连科成了文化干事，一直专职写作，后来写了一部《小村小河》发表在了《昆仑》上，拿到了780元稿费，他用这笔稿费给母亲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

1989年，闫连科因为材料写得好，被调到师部当文化科长，可他自己却选择到军艺文学系读大学，毕业后又成了二炮电视艺术中心的一名编剧。

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以军旅为题材，直到1994年，闫连科因为腰突症去济南做手术，从一个战友那里得知自己被批判了，原因是“说我是专门写军队灵魂堕落的。”

从那以后，闫连科就不再写军事题材的作品，转而写自己的故乡。《日光流年》《年月日》《受活》等，让闫连科的小说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也让他出了名。

2003年，闫连科脱下军装转了业，转业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家乡去看看，当时有个发小，因为承包工程发了财。

他找到闫连科说“我出三十万，你写个捧我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将来的高速路出口就开在你家所在的村庄。”

阎连科深觉荒唐，没当回事。过几年开车回家，发现高速公路已经建成了，出口开在离村庄很远的荒郊野岭。

几年后，闫连科的四叔突然去世，他从北京赶回老家奔丧，跪在灵棚里为四叔守灵的那一刻，妹妹去给四叔换将燃尽的香，她有些难为情地对阎连科说：“连科哥，你写了那么多的书，为什么不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呢？”这样的事，想必大作家们可能都碰到过，只不过有的人不当回事罢了，但是阎连科记住了妹妹的提醒。

回到北京后，闫连科开始了《我与父辈》的创作。他写了父亲、大伯一家和四叔，写了兄弟姐妹，写了老师同学，写了那一代人的苦难往事。经历过的人读这长文会有一种共鸣，而没经历过的人，却有一种疼痛与警醒。

《我与父辈》成稿后，闫连科交给打字员打出来，几天后他去取稿子，打字员哭着对闫连科说：闫老师，我打印过那么多书，唯独这一本是哭着打完的。

后来打字员把电子版发到闫连科儿子的邮箱，他儿子给闫连科发了个短信“哭着看完了。”

《我与父辈》出版时开过一次会，当时的复旦大学一名副校长强烈要求在他们学校举办只为让学生们更多了解他们的父辈。

在一次读书会上，一名16岁的女生说：我学习很好，但从未与父母沟通过，读完《我与父辈》后，我开始理解他们的艰难，开始主动与他们沟通……

《我与父辈》就是这样一本扎根故土的乡愁精神，让许多读者明白了父辈那深沉而又不善于表达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