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述六经——孔子对文献的整理与著述
一生倡导恢复周礼并要在天下实行周礼的孔子，恰恰是周礼的突破者与否定者。周礼规定“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礼记·中庸》)，孔子不仅到处议礼，更在中国第一个以私人名义进行了大规模整理古代文献的文化活动，并开创了中国私人著书立说的先河。朱自清称，“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的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朱自清《经典常谈》)。
一个旧有秩序的维护者与守望者，却成了春秋时代旧有秩序的最大的破坏者。他继第一个站出来打破贵族统治阶级对于学习教育的垄断之后，又成为中国打破贵族统治阶级文化垄断的第一人，并为就要到来的百家争鸣时代发出第一个私人的声音，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声。
对于古代文献，他以那个时代所能具有的高远的眼界与阔大的胸怀，进行了抢救、梳理、综合、成型，并在他的教学活动中以教材的形式传诸后世，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精神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
流亡列国四处碰壁终竟返回鲁国的孔子，可说是亲身经历了天下诸侯及诸侯们的国家。虽然那个创建了周朝典章礼制等周朝文化的周公，再也没有来到梦中了，但是“郁郁乎文哉”的周朝文化，却是那样的令孔子一生向往。像周公那样辅佐成王创建一个新天下的理想是无法实现了，用世之心已经在已届生命晚期的孔子的心里，淡薄得犹如轻烟一样了。周公不在了，他所用大力创立的周朝也已经分崩离析、日薄西山了。只有周公所创建的周朝的文化，还在闪耀着生命的光彩并让孔子一生都对之向往不已。
也是日薄西山的孔子，却看到了一轮旭日的东升。这轮旭日，就是载着前人智慧结晶的各种文献。虽然因为周朝的衰落而散乱各处、并已零乱不堪，但这不更是亟需一个人去将它们整理而成一个系统而又完整的文化系列，传诸于后世以至于千代万代吗?虽然已经不可能像周公一样去建功立业了，但是对于文化的建树，不是仍然可以直追周公吗?文化不死，人也就会虽死犹生。
那么我来吧——孔子说。于是他就将漫天的夕辉，化作朝阳的产床了。
说到中国古代的典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我们再也无法看到，因为它们全都湮没在历史尘埃中。说到记岁的《时》、记民之利害的《行》、占卜吉凶的《卜》、记先王世系的《世》、记百官之事业的《令》，以及记前世成败的《故志》、记五帝的《训典》等书，我们再也无法看到，因为它们也是全部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
但是，虽然时间过去了二千五百多年，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诗》、《书》、《礼》、《易》、《春秋》等古代典籍，就是因为孔子当年、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里，为我们搜集、归纳、整理出了包括《乐》经在内的这“六经”。
《诗》、《书》、《礼》、《乐》、《易》、《春秋》，在司马迁《史记》里，还不叫“六经”，只是称之为“六艺”。可见普遍称之为“六经”，已经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事了。春秋时代，《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高级“六艺”，是相对于礼、乐、射、御、书、数低级“六艺”而言，前者为贵族成年后的必修课，后者为贵族小时候的必修课，由此也可以断定， “六艺”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着的。孔子只是汇集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各国文献，第一个将“六艺”整理、编辑成系统教材的人。
“六经”之中，惟《春秋》是孔子编撰而成。它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全书只有一万六千五百余字，因其太过简略，后世有许多人对它进行补充和注释，这些补充与注释部分称之为《传》，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有《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传》。至于到了近代，有人否定《春秋》为孔子所编撰，如钱玄同即把它贬为“断烂朝报”、“流水帐簿”，认为“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答顾颉刚先生书》)。我国“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已经成当时潮流，钱玄同或受当时潮流激扬，才发此议论。其实，《春秋》的简略，自有其原因。作为教材，这只能是个纲目，可以随讲随时发挥的。再者，以当时刻于竹简的“印刷水平”，也不可能作长篇大论的著述。况且孟子与司马迁，对于孔子作《春秋》一事，都给予了肯定的记载。如《孟子·滕文公下》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对于孔子作《春秋》起因与作用都给予了详细的说明。当时孔子最担心的就是死后不能为后世留下什么，于是就根据鲁国的史书作了《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共包括鲁国十二个国君。以鲁国为中心记述，尊奉周王室为正统，以殷商的旧制为借鉴，推而上承夏、商、周的法统，文辞简约而旨意广博。所以吴、楚的国君自称为王的，在《春秋》中仍贬称为子爵;晋文公在践土与诸侯会盟，实际上是硬要天子周襄王赴会，而《春秋》中却避讳说“周天子巡狩来到河阳”。有的说，依此类推，《春秋》就是用这一原则，来褒贬当时的各种事件，后代有的国君加以称举推广开来，使《春秋》的义法在天下推行，天下那些乱臣贼子也就害怕起来。
我倒是觉得，孔子的这种良苦用心，倒是一种违背历史真实的。他明明称王了，你就是把他说成狗屎，他也是王。而且这样一来，反倒增加了后世了解历史真相的难度。
在“六经”之中，也许孔子对于《周易》的学习要大于对其整理与修改。还是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也就是说《周易》的《易传》部分也就是称为“十翼”的，为孔子所作。
现在《周易》是由六十四卦组成，每卦有六爻，共有三百八十四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卦辞与爻辞便组成了《周易》的经文，称为《易经》。而对于卦辞与爻辞的解释说明与发挥，便称为《易传》。《易传》又有七种十篇，称为“十翼”，即彖、象、系辞各分上下篇，加上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各一篇共十篇，也就是上面司马迁所说的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按照一般传统的说法，认为是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合为《周易》。但是从欧阳修开始，后世陆续有人怀疑《易传》非孔子所作，康有为更说《史记》只是说“孔子晚而喜易”，其后“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八个字是汉代经古文学家故意加进去的。《周易》思想庞杂，很可能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加之其长篇大论的表达形式也很难是春秋末期所为等，对司马迁的说法提出怀疑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完全否定孔子与《周易》所发生的联系，也是不科学的。根据历代研究成果分析，《周易》肯定与孔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虽然《周易》中有道家的思想，但是毕竟儒家的思想占着重要的部分，如“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君子以非礼弗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都与孔子的思想如出一辙。再比如，《论语·述而》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从孔子自己的讲述，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周易》的向往与重视。说这个话的时候当然还没有到五十岁，离他返鲁的六十八岁也还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他当然会对《周易》投入相当的精力去学习。尤其是在他晚年归鲁有了大量的时间之后，他更会对《周易》进行更深入地研究与学习，如“韦编三绝”之说，即读《周易》读得遍数太多了，以至于把拴竹简的绳子都翻断了三次。加上他的教学的需要，对《周易》进行阐释当是可能的也是自然的。再比如，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部《周易》，卷后附录中就有孔子与弟子研讨《易》理的问答。
《书》又称《尚书》或《书经》，而现存礼书为三种《周礼》、《仪礼》、《礼记》。《书》与《礼》都与孔子发生过关系，至于整理与阐述，也都有历史记载。比如关于礼，仅《论语》就出现过七十四次，而且孔子很小的时候就把演习礼仪作为童年的娱乐项目，他的搜集、整理《礼经》并将此书作为学生们的一项重要学习科目，这当是确定的。
最让我感佩不已而又令人浮想联翩的，还是孔子对于《诗经》与《乐经》的搜集、整理、挖掘、编撰，甚至创作。这不仅是孔子承前启后、以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为己任的激励，也不仅是他教学的需要，更是孔子内心的一种渴求。在这六经当中，只有诗与乐，才是从人性本原上生发出的果实，也只有诗与乐，才是人类灵魂斑斓多姿的裸照与声情并茂的交响。诗言志，歌咏言。乐以诗为本，诗以乐升华。诗、乐均从人类心灵深处长出，是感情、思想和志向的宣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诗、乐、礼三位一体，尤其是诗与乐，更如人体的血肉，密不可分。凡诗无不可以入乐、又无不可以离乐，诗的韵律与乐的旋律交相融合，难分难解，有诗必配乐，有诗有乐必能歌之咏之，不仅用配乐之诗叙事言志抒情，还能在歌之咏之之中进行人性与世事的交流与沟通、描绘与宣泄，以使人心之内达到和谐与圆融，并进而达到外在世界的和谐与圆融。春秋时期，还承续着周朝的礼仪之制，凡礼必歌之咏之唱之，也让诗、乐、礼成为一体，也就成就了重诗教又重礼教的孔门大观。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就是对于诗乐礼三位一体的精当概括。《诗经》之诗，不仅是诗，还包含着哲学、历史、宗教甚至经济，学诗不仅能够振奋精神，还能开拓事业，所以“兴于诗”。“立于礼”，人处在社会之中，必须要与各种人事打交道，国与国之间是外交，人与人之间我们现在叫公关，孔子时代叫礼，而且范畴更宽，也更讲究。没有这样的学问，就无法出来做事，更不能为“仕”，所以“礼”也就成了孔子乃至那个时代的一项必备的学问。孔子两次对于儿子伯鱼的教导，也透出了孔子对于诗与礼作用的认识。一次是说“不学《诗》无以言”，一次是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也就是不学诗就不会使语言典雅有力量，不学礼就不会懂得立身处世的道理。这个“言”当指出使应对，纵横捭阖。在那列国纷争的多事之秋，外交尤其显得重要，“言”也就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所以“兴于言”。“成于乐”并不是乐就比诗、礼更重要，而是更加侧重于乐对于人的情操的陶冶，是指在乐的薰陶下人就可以走上完美的境界。当然，这个“成”也是一种合成的效果，也有着诗与礼的功劳。
《乐》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我们已经无法见到。但是孔子整理《乐》的记载却是留了下来。司马迁就说：“三百五篇(诗)，孔子皆弦歌之”，是说孔子为诗三百篇全部配上了曲调。孔子自己也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对音乐有着罕见的悟性，并在乐器演奏上有着很深的造谐，同样是是他，将“乐”提高到了与诗、礼同等的高度——“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前面说了，诗是伴随着音乐一起成长起来的，这个音乐不仅是旋律咏唱，还有舞蹈等。只是到了周代，设置了固定的演奏班子，领头的称“大(太)师”。“太师”要根据统治者通过诗了解观察各地情况的需要，要不断的更新内容，这就要采集各地的诗歌以充实，也带有部分的创作。这些诗歌(真正意义上的又诗又歌)，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贵族阶级的生活、思想和政治状态，还有着大量的各诸侯国人民的风土人情、以及劳动、爱情等。在不断的更新淘汰搜集与创新之中，《诗》便形成了，也成为了我国第一部伟大的诗歌总集
《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司马迁不知根据什么来断定孔子对《诗》进行了大规模地删削，而且还有具体的数字“三千”与“三百五”(三百零五)，及删削的原则即重复的与不合于礼义的。他的这个说法似乎难以推翻，但是仔细推敲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孔子对于《诗》只是做了搜集与归类、秩序调整和部分的文字校订的工夫，删汰重复的篇章，并按照乐曲的正确音调进行调整，使《诗》的“雅”、“颂”、“风”各归其位。因为在孔子之前，《诗》就已存在，并且基本就是现在的规模。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就记载说，吴国季札在鲁国观周乐，所歌十五国风就与现在的篇目同，那时孔子才八岁。
在《论语》中，孔子自己就已经说明白了此事。如在《为政》中就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子路》篇记载：“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你就是把诗三百篇全都背会了，但是为政不行，完不成谈判任务，纵是读诗读得再多有什么用呢?从孔子自己的述说，《诗》当时已经是三百篇的规模。当然，春秋末年的礼崩乐坏，加上各国方言的差异，各种版本以及各种版本的残缺不等，都会增加孔子整理《诗》的难度。也正因为其难，也愈发显示着孔子整理的分量与我们有了孔子的幸运。
虽然时序迈进了两千多年，对于《诗》的认识，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超过孔子。他说：“年轻人为何不去学习研读《诗》?诗，可以抒发与排遣人的情感;可以提高人的观察力，帮助人透视人与社会;诗可以帮助人调整心态、团结他人、融入社会而不至于孤立;诗还可以将自己的苦闷、惆怅、痛苦变之为诗或呼唤或牢骚或歌吟，从而让烦躁的心走上澄澈与明净。不仅如此，诗更可以近了孝顺父母，远了对国家做出贡献，并能学到许多关于大自然的知识。这么好的思想，让我们记住他的原话——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是把“思有邪”的淫诗情诗、尤其是郑风中的诗删削了相当数量。这个说法，更是站不住脚了。《诗经》的开篇“关关雎鸠”，就是一首热烈而又缠绵的爱情诗。那个称为“君子”的男子，就是要热烈而又疯狂地追求那位“窈窕淑女”，不管醒时睡时全部想的是她，追啊追啊追不到，甚至想得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打滚，整夜失眠。不仅想她，还要娶她，要和她像琴瑟一样和鸣、像钟鼓一样同唱。持这种观点的人，先就在自己心里将孔子看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夫子”。如果真如他们所说，“老夫子”的孔子会不删去“关关雎鸠”、甚至还会将其排在《诗》的开篇?他们无法理解一个人的孔子，一个生动活泼的孔子。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人”的孔子、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孔子，他那三千学子早就跑光了吧?孔子好象知道后人会把他涂抹得面目全非，所以先就说过了“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并进一步把男女性爱说成世间一切的基础，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孔子所说的“乐而不淫”的“淫”字，并不是说“性”即淫，而是说过度、过多的意思，比如说“淫雨”即是说雨下个不停、下得太多了。
有了孔子对于古代文献的整理与阐述，我们才会对于“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的文明古国”这一说法，有了真切的感受。难怪对孔子常有批评的鲁迅，也赞成孔子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六艺”或曰“六经”的轻易“不语怪、力、乱、神”，不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着孔子对于这些古代文献的整理与阐述吗?（李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