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的文体比较（建议大家都看一下）

学界研究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存在重理论内涵(“说什么”)轻批评文体(“怎么说”)的倾向。文体是支撑理论内涵的骨架。笔者从批评文体的角度观照这两部令人瞩目的批评文本，认为二者的文体皆是王国维自觉批评意识下的主动选择，而《红楼梦评论》的颇受指摘与《人间词话》的备受赞誉与二者的文体息息相关。钱钟书《谈艺录》在谈到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与叔本华哲学之关系时指出：“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阨”，本文借用钱先生的这两句话，剖析王国维文学批评之成败与其批评文体之选择的内在关系，从而在“相得”与“相阨”的比较中揭示传统文体具有的独特价值。

王国维是一个性格内敛、情感“主观”的诗人，在治学方面他也有自己独特的兴趣与主张。其学术辙迹清晰可寻，研究路径由传统而新学再回归传统。处于近代新旧交替、文化认同多元的时代中，他始终坚持“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论近年之学术界))，并郑重申明他的治学原则： 余正告天下日：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记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国学丛刊》序) 王国维认为治学没有古今、中西之限。因此他凭借深邃的领悟力和宽阔的视野透视古今中西，全身心致力于学术研究，“每治一业，恒以极忠实极敬慎之态度行之……盖具治学之道术所蕴蓄者如是，故以治任何专业之门，无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尝不深造而致其极也。”他的研究给后世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卓见，尤其是他的文学批评和使用的批评文体，显示了学者型批评家的沉稳缜密与特立超拔，折射出他选择文体时极为自觉的批评意识。 《红楼梦评论》发表时王国维正在上海接受新学，他一心研读西方哲学、教育学和美学。对西方文化思维与我国传统思维的不同之处有着清醒的比较与借鉴意识，在《论新学语之输入》(1905)一文中他指出： 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 正是在西方批评“长于抽象和精于分类”以及“综括及分析之二法”的启发和引导之下，王国维开始自觉地引进西方批评理论与方法进行文学批评，并借用西方思辨的、论说的批评文体来写作中国文学批评，《红楼梦评论》于是诞生。

《红楼梦评论》使用西式论文这种批评文体所体现的现代眼光与系统方法，显现出与传统文体、传统方法迥然不同的新面貌。令当时的学术界和批评界耳目一新。王国维独树一帜的批评实践无疑像一记重磅炸弹，产生了等同甚至超越当时改革家角色职能的巨大影响。 1908年发表的《人间词话》则回归传统，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境界说”，并用传统的批评文体——词话写就。之后王国维更转向中国传统文学、古文字、古史等方面的研究，此后一直研治国学，致力于古代文化典籍的校勘、阐释、考证，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也许很多人会非常困惑：像王国维这样对西方哲学经典著作曾经悉心研究且深有体会的学者，何以在那样一个西学路子越走越宽的时代，却选择重返古典。重返传统? 其实，在《人间词话》发表的前一年，王国维于《<静庵文集>自序二》中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说明他已经对西方哲学有较深入的思索，看到了它们的矛盾和局限，这一点反过来促使他寻求传统文化的优点，王国维正是站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深入思索的高度创作了《人间词话》这部巨著的。

另一方面，《红楼梦评论》在获得巨大声誉的同时，也收取了如潮的指摘。面对指摘，王国维虽然没有回应，但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他所做的就是深刻反省自己。之后的《屈子文学之精神》和《文言十六则》的圆熟表现便是他思索和反省的结果，说明他已经意识到批评的关键在于如何谨慎选择学术方法和文体。 郭沫若曾高度评价王国维道：“他是很有科学头脑的人、做学问实事求是、丝毫不为成见所囿，并且异常胆大，能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确实，王国维顺应文化发展的历史潮流创作了《红楼梦评论》，又随顺自己的审美性情和创作经验创作了《人间词话》，他承继传统而不泥古，融通西学而不媚外，其批评意识的自觉性和批评文体选择的主动性极其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