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日本 汉文文学与和文文学虽同时并存（但兴盛发展却非同步）

引言

在奈良时代后期，先后编辑了汉诗集《怀风藻》和和歌集《万叶集》，汉文文学与和文文学的影响力尚可以说相匹敌。但是，在进入平安时代后，文化界的风气为之一变。

山上忆良在8世纪初曾作为日本遣唐使团的随员来到繁荣、昌盛的唐帝国。这一经历无疑提高了他的汉学素养。但是，山上忆良出身于卑微的氏族，一生又坎坷潦倒，直至老死才做到“从五位下”的地方官吏。这样的思想素养与经历都驱使他走上批判时政的道路。他的《贫穷问答歌》以两个贫苦农民对话的口吻，反映了在班田制度下农民过着极度困苦生活的惨状，鞭挞了“携棍来”的“里长”为代表的统治者对农民的欺凌。

山上忆良能写出《贫穷问答歌》这样的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光辉一页的出色作品，自然与他受到的儒学文学观的影响有关，但是这种重实用的文学观也使山上忆良写了一些直接进行儒学道德说教的和歌。如一首题为《令反惑情歌一首并序》的长歌，其序文对一个欲遁世隐逸的人“指示三纲，更开五教，遗之以歌，令反其惑。”歌中则吟道：“尊敬汝父母，惠爱汝妻子，悠悠人世间，此乃大道理”，最后还说：“岂可任意为，处处有纲常。”这类作品如同《贫穷问答歌》一样，在《万叶集》中也居极少数。

然而，这类作品的存在毕竟表明，中国儒学重实用的文学观不仅影响了日本的汉文文学作品，也影响了日本的和文文学作品。在9世纪的平安时代前期，日本进入“唐风文化”的全盛期，贵族文坛完全被汉诗文所占据，汉诗的典雅表现与格律的整齐美令日本的知识人折服，和歌的创作遂呈衰落态势。三大敕撰汉诗文集即是这一文化氛围的产物。三大敕撰汉诗文集指嵯峨天皇时编成的《凌云集》、《文华秀丽集》与淳和天皇时编成的《经国集》。除《文华秀丽集》以收录描写闺情的汉诗为主以外，《凌云集》和《经国集》都公开打出了“文章，经国之大业”的旗帜。

《经国集》的名称即由来于此。“文章，经国之大业”，是中国魏文帝曹丕在其名著《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典型地表达了中国的实用主义文学观。《经国集》所收录的汉诗文的内容，自然也反映这样的编辑方针。《经国集》现已不存完本，据其序文说，《经国集》“载作者百七十八人，赋十七首，诗九百十七首，序五十一首，对策三十八首。”以对策文为例，其题目有“天地终始”、“宗庙禘袷”、“调和五行”、“治平民富”、“忠孝以何为先？”“李耳仲尼或以为精，或以为麄，其理如何？”显然充满儒家色彩。

汉诗汉文在平安时代前期虽盛极一时，但是，用来自外国的文字与文学式样毕竟难于真实而直接地表达日本人的思想感情，尽管当时的日本人所写的汉诗，其技巧日臻成熟，但明显地缺乏感情色彩。恰好在平安时代初期，日本人发明了假名文字。假名只是表音符号，依靠假名便可以原原本本地记录日本民族的固有语言。假名的发明，为和歌的复兴创造了条件。10世纪，在日本出现了复兴和歌的风潮。汉诗创作虽由此进入低潮，但是，中国儒家实用主义的创作观念却已成为日本文人抹灭不掉的指导理念之一。

在10世纪，出现了三部敕撰和歌集即《古今和歌集》、《新撰和歌集》、《后撰和歌集》。《古今集》的汉文序说和歌：“可以述怀，可以发愤。动天地，感鬼神，化人论，和夫妇，莫宜于和歌。”这显然是模仿中国的《诗大序》。纪贯之在为《新撰和歌集》所写的序文中谈及他的选辑标准时也说，要以所选的和歌“动天地，感神祇，厚人伦，成孝敬。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刺上。”其中既讲了要以文学作品实现政治与道德教化作用，又要以文学作品发挥干预政治的讽喻作用，表明纪贯之全面接受了中国儒家的实用主义文学观。

在平安时代，菅原道真是欲以文学创作干预政治的典型。营原道真出自儒学世家。其曾祖营原古人曾任朝廷侍讲。其祖父菅原清公，曾任遣唐使判官入唐，归国后历任三朝文章博士，参与编辑《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其父营原是善任文章博士、东宫学士，后为大学头，拜参议。菅原道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自幼即饱读中国经史典籍，且早露才华。11岁时即作汉诗《月夜观梅花》，广受赞赏。18岁入大学寮，23岁为大学得业生，26岁通过对策考试被任官，33岁即成为文章博士。

菅原道真曾受重用，但也因才华横溢而遭权臣藤原氏嫉恨，屡遭贬黜。在遭贬任地方官时，他了解了社会现状与农民疾苦。这样的知识素养与经历使菅原道真逐渐走上正视社会矛盾并批判时政的道路。当时恰好又是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流行日本的时期。白居易创作前期的讽喻诗所表现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兼济”精神和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的语言通俗、音韵优美的诗风，也对菅原道真的创作发生了极大影响。

曾与菅原道真相唱合的渤海国（唐代位于我国东北地区）大使即说：“道真之文笔似白乐天。”《寒早十首》是菅原道真的代表作。它表达了作者对人民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在《寒早十首》中，菅原道真通过对浮浪、鳏夫、采药人、驿夫、船工、钓翁、盐工、樵夫等困苦生活众相的描绘，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希望统治者能实行“慈悲”政治。然而，由于日本是个岛国，其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远不如中国那样复杂、尖锐。日本古代未曾遭受过中国那样频仍不绝的王朝更迭和内乱外祸。

所以，在日本文学史上虽曾出现过山上忆良与菅原道真这样的为民请命的作家，但象《贫穷问答歌》、《寒早十首》之类的作品毕竟如凤毛鳞角，较之以文学干政的作品，中国儒学重实用的文学观在日本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欲以文学作品劝善惩恶，发挥其道德教化作用。在10世纪初期，日本兴起了“物语”文学。“物”有事情的含意，“语”则是将发生的事向人们仔细讲说的意思。这样，“物语”便成为故事、传说、传奇之类的概括性词汇。

最初产生的物语有两类：一是对民间故事进行加工、润色的虚构物语，另一是与我国“本事诗”近似的，以和歌为主，和歌与散文结合的“歌物语”。以后，物语文学日臻成熟，终于在11世纪出现了举世闻名的《源氏物语》，标志古代小说已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流。物语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殊非偶然。10世纪贵族政治的衰落，中央贵族与地方贵族的矛盾，武士阶级逐渐兴起，农民生活日益困苦，总之，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尖锐化了。而汉诗或和歌这些文学样式已不足以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变化与发展。

加之，9世纪后期，日本人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假名，克服了长期存在的文字与语言不谐调的矛盾。于是，以假名书写的散文文学体裁－物语应运而生了。在13世纪初期，出现了战记物语的代表作《平家物语》。《平家物语》原是弹琵琶的说书艺人演唱的台本，后不断传抄、增益，成为具有13卷192节的浩瀚篇章。《平家物语》记述了1156年至1185年间，日本两大武士集团源氏与平氏浴血争夺权力的始末，上自天皇、贵族、朝臣、武将，下至国司、郡守、地方豪强、下级武士都卷入了这场斗争。

在《平家物语》中，披坚执锐于战场上厮杀的武士，取代温文尔雅、谈情说爱的贵族成为作品的主人公。《平家物语》的文风，也一扫过去的纤细柔弱、温情脉脉，而以其豪迈刚劲，为日本文学带来一股从所未有的新风。有的日本学者说：“如果说《源氏物语》是属于”夜的世界”、“心的世界”的文学，那么《平家物语》就是“白昼的世界”、“行动的世界”的文学。”

结语

文学不应该是道德教训，从纯功利目的出发而进行道德说教的作品，破坏了艺术美，也会影响其道德感染力。中国儒家重实用的文学观即过分强调了文学的道德目的与道德教化功能。《诗大序》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完全讲的是文学的道德目的与功能。以文学作品来“劝善惩恶”的主张，即是这种文学观的表现。文学“劝善惩恶”论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也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影响。从《寒早十首》，我们仿佛能看到白居易的《重赋》、《卖炭翁》等名作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