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居民归入女真族后（他们的精神文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前言

在12世纪的下半期，女真乌底改人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渤海的居民归入了女真族，对此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阶级关系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发展，使统治机构的作用加强了。统治机构的主要使命就在于使所辖居民服从中央政府。由女真人占据了契丹人的辽帝国和中国人的宋帝国的广大领土后，这两国的居民多次拿起武器，奋勇抵抗外来侵略者。这些统治机构，特别是正规军队的作用日益增长。

不能不促进科学、艺术等的进步

然而，为了使军队和其它权力机构，能够顺利行使它们的职权，必须供给他们足够的食品、饲料、服装和住所，以及保证充分供应的仓库和经济管理的设施，这就要求豢养大批的官吏和仆从。自然不能不促进手工业和农业各部门的发展，不能不推动工艺和工程知识的提高，不能不促进科学、艺术等的进步。确实，根据考古学资料的全面分析，可以看出，甚至连居住在帝国边区的女真乌底改人，也熟练地掌握了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的治炼与加工的技术。在这方面，他们在许多情况下超过了自己的欧洲同行几个世纪。他们的陶器生产达到了高度的发展水平，某些部门已专门化，生产出在此之前从未有过的轮制而又施釉的粗瓷和瓷的套器，大量烧制规格一的砖和瓦。

女真人还在城市建设、建筑学和防卫工事方面获得了很大成就。在农业方面，可以说也是如此。女真人已把轮种和当时其它的先进农业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大面积的耕地，不仅能够种植各种不同的谷类作物，其中也包括需要使用大量劳动力和特殊耕作方法的稻类，并且还能种植各种技术性的作物、蔬菜和果树。考古学资料的研究，沙伊金古城址和其他古城址的生产、生活设施及位置分布的资料分析，能够说明在女真人的许多手工业部门的手工业者中间，存在着细致的专业化分工，也存在着按单独的街区联合成的地域性行会组织。这些行会组织的主要目的，很可能是购买原料，推销成品，在这个或那个行会的成员中间，按比例分配收入。

这一切自然能推测出:一方面，存在着国内市场以及高度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和本国的货币制度而另一方面，在中央和地方都存在着行政的和立法的专门机关。这些机关的官员，只有在使用广大民众都懂的民族语言处理公务的情况下，才能最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能。当然也可能使用本民族的文字。作为女真人第一个皇帝的阿骨打，清楚地懂得这一点。早在11年，还在同人数众多与武装精良的契丹军队进行顽强战斗的时候，他就抓住时机，委派朝廷重要官员之一的完颜希尹，着手创造女真文字，并在下一年提交批准。

这种文字是以契丹“大字”为基础创造的，名为女真“大字”，约有300个符号，大体上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在1138年，还创制了总共几百个字符的女真“小字”，但是，女真“小字”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具有自己的文字，乃是这个民族高度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不仅女真知识分子掌握文字，甚至在普通的女真乌底改人的手工业者之中，也有不少识字的人，各种各样制品的大量遗物证明了这一点其中也包括女真手艺人用女真“大字”打标记的陶器。总而言之，由于长期战争，向操各种语言的新的居民区迁徙不仅使各部族和各民族彼此混合起来，而且也使他们的文化能够融合起来。

说到女真乌底改人的装饰造型艺术，不能不考虑到这样的情况，由于他们与周围美丽如画的远东大自然经常接触，他们有特别发达的美感，有不可抑制的对美的向往。许许多多刻在或绘在日用品和祭品上的人物、动物、鸟类和花卉的精美而鲜明的形象，就是显著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非常逼真的图象，般来说是饰在本身就很珍贵的制品上。铜镱就属于这样的制品它的背面通常装饰有情节生动的图画。在开始分析于滨海地区女真遗迹中发现的铜镜之前。有必要指出，直到不久以前，差不多所有的研究人员都一致认为，在东亚古代遗迹中发现的铜镜起源于中国、朝鲜或者日本。仅有为数很少的铜镜，按它们的来源说，同女真人、契丹人和元朝时期的蒙古人有联系。

铜镜象征的精神文化

但是，根据最近发现的新资料，可以肯定地说，许多过去被认为是中国、朝鲜或元朝的铜镜，实际上是女真人浇铸的。在这些铜镜中，大多数是带手柄的铜镜和上缘带扣耳的所谓奖牌式铜镜。女真工匠制做了许多在镜缘上錾刻着有关政府机关予以注册的地址与押记的铜镜。在这些铜镜中，有不少是以契丹或者中国的铜镜为原型而浇铸的。女真工匠通常挑选这样的外来铜作为模型:铜镜上原有图案的情节特征，或者铜镜上文词的内容，与道教的长生不老观念有紧密的联系。在不容争辩的女真铜镜之中，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有上缘带扣耳的奖牌式铜镜。在阿纳尼耶夫古城址的第32号居址，发现了一枚这样的铜镜。

它和滨海地区发现的其它铜镜相比，看来充分体现了高度的艺术美铜镜为圆形，直径68厘米。在铜镜的背面，是盛开的牡丹花图案，细枝弯成弧形，周围是叶子。无论在花瓣上，还是在花叶上，都刻着使整个牡丹花显得自然逼真和优美精致的细纹。整个图案是用浅浮雕技法浇铸的。第二枚奖牌式的铜镜也是圆形的，直径61厘米，是在弗罗洛夫卡村的菜园里发现的，该地位于沙伊金古城址以南9公里处。在铜镜的背面，沿着窄平的镜缘，装饰着具有女真人艺术特点的棕榈叶状的涡纹图案。在铜镜的中间有守护神的图象，非常象钟馗或者中国民间神话中的“普哈尔”。

他们是魔鬼的法官和统治者，通常坦露着肚子，并带着能杀死魔鬼的神奇的宝剑在铜镜土，守护神的右手握着宽刃宝剑，左手抓住魔鬼的头发，并用光着的脚狠狠地睬住他。守护神的肚子是裸露的，而他的脖子上戴着不知是用什么椭圆形的东西或许是颅骨组成的项链。第三枚奖牌式的铜镜，形似由六对花瓣组成的花朵，两两花瓣中间有一椭圆形乳突，象是花蕊。铜镜发现于沙伊金古城址中的第77号居址，直径为3厘米。在铜镜背面的两侧，各有一条浮雕的龙:左半侧的龙头朝上(上升的龙)，而右半侧的龙头朝下(下降的龙)。看来，整个画面象征着“英明统治者的彼此更替，一个死了，另一个来接他的班”。

在铜镜右上方的四分之一处，在龙头朝下的龙的躯干上，刻着三个女真“大字”非常遗憾的是，这三个女真“大字”至今仍未被释读。还有一枚类似题材的铜镜，但镜中心有球状组。这是布谢于1893年在乌苏里斯克城西、拉兹多利纳亚河右岸支流鲍里索夫卡河河口的女真居民点发现的。该铜镜的直径为16，6厘米。它与上述铜镜的不同之处是不仅特别大，中心有半球状组，而且在这里头朝下的龙，不是在右侧，而是在左侧，另一条头朝上的龙，不是在左侧，而是在右侧。沿镜缘是用具有女真艺术特点的花纹图案做成的装饰带形似波纹和派生的螺旋纹。在整个画面上用高雅的浅浮雕创作出精心描绘的详细情节。这种题材的，一般被确定为11～13世纪时期的制品。

定为女真帝国时期即12～13世纪的制品，是比较合理的。个在滨海边区的女真遗迹中，常常遇到背面带有双鱼图案的铜镜。它们都有位于中心的半球状纽。其中的一枚，直径14.2厘米，是在阿納尼耶夫古城址的第4号居址发现的。在该铜镜上，顺着高而宽的边缘，装着用荷花的花与叶组成的环形图案带。这种图案在各式各样的女真人的制品中，也常常见到。铜背面的其余部分，是浮雕的双鲤在波涛汹涌的涡流中相互追逐的画面。这种画面是多子多孙、丰衣足食以及战胜困难的象征通常把有双鲤图形的铜当作是中国人的铜镜然而，这一次所研究的铜镜与中国的铜镜不同，沿着镜缘有用满洲翠菊作图案装饰的环带。

在这方面，还有一面无疑是女真人制造的铜镜很值得注意，荷花被题字所取代，可以看出是制造于女真皇帝麻达葛执政时期的承安三年(1198年)。至于中国的双鲤鱼铜憶，则沿着缘没有这种环带装饰。但是，最常遇到的是在波涡流里顺着圆圈互相追逐的鲑鱼科双鱼图象的铜镜。这种铜镜一般直径为9～11厘米。这样的面铜镜是在蒂格罗瓦亚河谷的赫梅利尼茨克镇附近的藏中发现的，另外3枚中的1枚铜镜，只有不大的残片。

它们发现于沙伊金古城址的第3、第97、第136号居址。在这个藏中，发现了1枚直径为9，6厘米的铜镜。在铜镜的背面，装饰着在波涛涡流中沿着圆圈彼此追逐的身上布满大片的鲑鱼图案，众所周知，尽管这种鱼并没有鳞片。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铜上带大片的鱼，而这种鲢鱼的鳞片在实际生活中是很小的。大概是女真人借用了中国铜镜双的情节，用远东品种的鱼代替了鲤鱼，最可能是在鱼或大马哈鱼身上，加上了鲤鱼在沙伊金古城址第104号居址发现的铜镜最有意义。其直径的鳞片为118厘米，在背面的中心有一个半球状组。其上部有个太阳，在太阳的旁边是紧紧咬住太阳的龙状怪物。

铜镜的构图以及设计

在铜镜的中部，有汹涌澎海的大海，两条大鱼从大海的深处浮起，眼睛直盯着太阳。在铜镜的下部，海岸上站着一条水牛，扭头朝向太阳，从它微微张开的嘴里伸出了舌头，象是发出哞眸的吼叫声。这幅图画的创作者，大概是想在自己的创作中，反映出日食的关键时刻:太阳要被龙吞没了，而在海上和陆上的所有生命，都在惊恐万状和不知所措之中，注视着正在发生的变化。根据镜中画面的风格以及图画的某些情节特征，这个铜镜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的在镜中心记载着女真大定时期钱币图样的铜镜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有理由认为，沙伊金古代城址发现的铜镜是属于女真人的。

在这方面要适时地指出，大概也是这样的题材，而却与月蚀结合起来。在沙伊金古城址发现的某些侧面有柄的铜镜与已知的侧面带柄的铜镜一样，说明这些铜镜来源于女真人。这样的铜镜，在第14号居址发现了1枚，直径为8.5厘米在第189号居址也发现了1枚，直径为82厘米。在这两枚铜镜的手柄上，都装饰有形似母鹿的动物。它站立在茂密的高草之中，扭头朝上，正在注视着龙状怪物从下面咬住的月牙儿。这不禁使人想起，还在不久以前，阿尔泰人解释月蚀为杰利别根”吃月亮杰利别根是“神话中的人物，有时作为多头凶蛇的代表”。尼夫赫人也认为，月蚀系出自狗吃月亮。

在女真人中间，也完全可能流传着类似的观念。铜镜背面的图案，右侧以竹林为背景，前面站着一位身着长襟衣服的人，衣服的两条飘带直拖地面。他的右手微微向前伸展，拿着用棕榈叶子制成的蒲扇扇柄指向铜左例下部的一位身着短襟民服的小人物。这位小人物毕恭毕敬地躬誉身，用双手去接扇子。对这幅画面的总的印象是，似乎是一个人在怀着敬仰的心情，去接受某个仙的扇子。从耳朵和尾巴的形状来看，处在仙和人之间的是只老虎，它在服服帖帖地舔着仙人的衣襟。在铜图案約左上方，有一只象征长寿的(按中国习俗应为鹤)从彩云上向神仙飞去。这里的仙人多半是道教的八仙之一，扇子、降龙伏虎是他们必需具备的特征。

第三枚类似的铜镜，手柄已残，是在沙伊金古城址的第133号居址发现的。第四枚铜镜出自阿纳尼耶夫古城址的第11号居址，只剩下一半。第五枚铜镜，直径有88厘米，是出自沙伊金古城址的第130号居址。此铜镜在某些细节上和一些图案结构上，不同于上述4枚铜镜。在这里，那位道教神仙不在铜镜的右半面，而在左半面，那位小人物则相应地不在左半面，而在右半面。此外，那位神仙身上的飘到地上的绦带，不是两条，而是一条。在神仙和老虎的脚附近，可以看到某种植物的叶子画面上没有。

该铜镜，除侧面有手柄外，在中心部位还有半球状组。这是这面铜镜很有意思的特点。在重新造时，在原镜模上补加了柄模。手柄的模型可能是木刻的。类似这枚与上述4枚不同的铜镜，目前尚无新的发现。而上述题材的铜镜以及这枚铜镜，都是在女真人的古城址中发现的。这一事实恰恰证明，前述这种铜源于女真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不象某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是源于高丽的。在沙伊金古城址第143号居址发现的铜镜十分明显，也是女真系的铜镜。

这面铜镜的直径为10厘米，在其手柄背面，浮雕出在女真装饰艺术上传播很广的荷花。顺着高而容的锫络着环形图象，又从环带上分出扇形花叶形涡纹，大致就象布谢在鲍里索夫卡河口附近发现的铜那种类形。在铜镜中部的右半边，在枝叶扶疏的树木下站着两个人。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差不多位于铜镜的中心，穿着长襟衣服，头上戴着一种不大的奇巧古怪形状的头巾。这个人站着，把双手叠放在自己的肚子上。在这个人和树木之间，还站着一个个子小一些的人，手里拿着可以折合的伞，举过第一个人的头顶。

结语

在铜镜的左上部有个太阳，在镜面的中部有一只，而在镜面的下边有一只乌龟。龟，是象征长寿的。类似的铜镜在米努辛斯克盆地也有发现。按照卢博一列斯尼科的说法，在铜镜上描绘的是大星座神。他把这种铜镜的时间定在13～14世纪。但是，由于这类铜镜是在沙伊金古城址发现的，而这个城址毁于13世纪初，再加上铜镜及其手柄上富有女真特色的装饰，应该是女真工匠浇铸的。因此，制造这种铜镜的时间还要更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