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风华｜东方古典戏剧“现实主义”问题的“身心”置换与再语境化——以歌舞伎
近十几年来，围绕着中国戏曲与“现实主义”二者间关系这个老问题，讨论热度不降反升。争论核心便是“京剧精神”是否指向强调外在呈现形式的“身体性”，而拒斥强调内心体验的“表情”。换言之，“表情”究竟是戏曲表演传统中的应有之义，还是西方现实主义戏剧（更具体说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的外来影响？一方面，戏曲表演中突出的程式与行当表现中介，漫长严苛的童子功训练，对于身体运用的精确性要求，确实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前表演”方法论，与西方现实主义戏剧表演方法构成了显在差异，也为很多西方戏剧名家带来了启发；然而无论从李渔、潘之恒、徐大椿等人的撰述、梨园史料中从不鲜见的“体验生活”佳话，还是记诸《梨园原》、广泛流传于艺人口中的“手眼身法步”、“以眼作戏”等艺诀，皆对设身处地、揣摩传神有重点提示，“传神写意”之“神”，无疑具有内在性。事实上，以“内在心理情感”和“外在身体形式”为区分标准，讨论京剧所代表的东方古典戏剧究竟是不是或有没有“现实主义”，只是个纠结如何“贴标签”的“伪问题”，正反双方都可以找出无数例子自圆其说，各自举证却难以形成有效对话。质言之，对于何为“体验”、何为“现实主义”、何为“真实”的判定，本身就是一个与不同历史文化、不同个体经验匹配的辩证灵活的区间。从某种意义上，与其说这是东西方戏剧文化差异问题，毋宁说是一个更为普遍且具有相当主观性的“接受度”或“阈值”问题。看一看全情投入装扮游戏、丝毫不怀疑其“假”的孩童，便不难理解这点。
不过本文想讨论的重点并非是这些。在衡量戏曲与“现实主义”的天平上，仅仅纠结于戏曲之“身”应否传“心”，本身就显示出某种笼罩着天平两端的“潜意识”的强大——曾几何时，在戏剧领域一提起现实主义，便指向内心体验，尤其是在所谓东西方跨文化戏剧比较中，这一认知似乎已经常识化、本质化，也成为对戏曲特性进行判定的最重要参照坐标。然而一个关键论证却被忽视了——“现实主义”是否天然就包蕴着身心对举的内涵？
在文学领域提到现实主义，人们头脑中往往更多会跳出反映社会现实、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宏大壮阔、揭示规律等一系列与“反映论”相关的关键词，同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力提倡与冷战政治，也塑造并强化了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对立，赋予前者政治实用的倾向。在现实主义（写实）戏剧观念进入中国、与戏曲相遇碰撞的初期，翻检五四前后“新旧剧论争”中大量关于“写实”戏剧的论述，也并未将严肃反映社会现实与游戏化的程式表现二者间的对立，导向分别对位于“身心”的表达a。既然如此，更为根本的问题便显现出来：现实主义戏剧观念如何被“置换”为身心对举的言说？这种置换发生的起点在哪里？为何在谈及东方古典戏剧时，它可以显示出如此强大的“合法性”，成为一种笼罩、左右着跨文化对话与争论的“潜意识”？
一种同样业已常识化的回答是：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将现实主义与内心体验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上述情况正是泛西方化与泛斯坦尼化的结果。随着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斯坦尼晚年“形体动作方法”等理论修正的深化研究，这一回答也相应被修正表述，即将问题归因为中国剧界、文化界对于斯坦尼理论的庸俗片面接受。然而这个影响与接受发生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当我们在相关研究中默认民国时期戏曲跨文化交流是其典型案例时，是否更多是基于1950年代之后中国剧界对于斯坦尼形成的认知共识，将斯坦尼在日后中国的巨大影响力“提前”落实，某种程度上以果为因了呢？在“亲密接触”正式发生的1930年代（以1935年梅兰芳访苏公演为代表事件），对于现实主义言说的“身心”置换就已经影响了戏曲吗？是否能用单向度的“泛化”来概括这种影响？……继续追问下去，我们不难感到已有研究的难孚人意。
回答这些问题，仅仅聚焦于梅兰芳访苏公演，或将其作为起点，当然是有问题的。在同一问题脉络上，还有一次重要的公演事件恰恰被今天的中国学界忽视了，即1928年第二代市在新旧剧论争中，“旧戏”特点或从正面被概括为“假象”“规律”“音乐和唱工上的感触”（张厚载《我的中国旧戏观》），或被认为因刺激性强、形式固定、音乐轻躁而毫无美学价值（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并且在进化观点下，其游戏性特征也被打上野蛮原始标签（周作人《论中国旧戏之应废》）。与此对照的“新剧”写实特点，也多被置于进化论和道德功利视线下，例如有着悲剧观念和文学经济方法，符合自由发展的进化（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真切反映现在的平常人与社会生活，引起观看者批评判断的兴味（傅斯年《再论戏剧改良》），在客观准确前提下发挥社会批判功能等（胡适《易卜生主义》）。川左团次的歌舞伎访苏公演。苏联现实主义戏剧话语的“身心”置换，与斯坦尼、梅耶荷德的论争关联紧密。其中日本古典戏剧作为“他山之石”的刺激作用，比中国戏曲发生得更早、也更直接。1928年歌舞伎访苏，是日本古典戏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面向西方世界的海外公演a，其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尚未被正式确立，与“形式主义”的话语斗争处于政治“定调”前的最激烈阶段，剧评中大量出现的“身心”表述，由此意义非凡。可以说，七年之后京剧访苏的话语场与核心问题，不仅在1928年便业已预设和铺垫，而且某种程度上已经完结了。那些被延宕的讨论和问题，要等到1956年社会主义中国的“新京剧”访日公演时，才在中日之间以另一种方式被重新开启。以公演事件为脉络，切入近代以来现实主义戏剧观在和东方古典戏剧的互动中走向“身心对举”的历史，或可为当下学界仍在争缠不休的问题，提供一个新的“再语境化”的角度。
一、“素颜”与“傀儡”：身体的两种再发现及其跨文化发生学回顾二、博弈与合谋：1928年歌舞伎访苏中的“正当化”言说及其反转
（一）现实主义方法论与发现“意义”的三种方式
（二）“傀儡起源说”与现实主义的“澄清”三、延续与延宕：有问题的会议记录与去问题化的男旦余论：1956年的对视与问题的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