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观察 ｜（“博施济众”：中国古代慈善实践与“文质说”）

作者：李勇（社会工作师）

-编者按-

道教善书《太上感应篇》认为，“大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读后，不禁纳闷：这可谓古人的“善行心理学”？的确，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以“同情的理解”探讨慈善，将古典学与慈善研究“绑定”，做跨学科研究，很有必要。中国古代慈善研究是一个大课题，社工李勇埋首于“四书五经”《世说新语》《吕氏春秋》《天工开物》等等古籍之中，后经首都师大历史学院阎守诚教授荐书，又读了《中国救荒史》等今人论著，得到了一些新知，形成文章，发布于此，权当野人献芹或抛砖引玉。

慈善是儒家实践智慧的体现。作为君子之道的慈善实践丰富了儒家的“文质说”。文和质，不仅指的是形式和内容，还指的是主张（理论）和行动（实践）。践行君子之道，重视文化慈善，是中国传统慈善的特色。

一

《论语·雍也》篇

古代慈善是在统治阶级的提倡下开展的，因其事关风教，更与政教相关。《论语·雍也》一共28章，有三章对于研究慈善而言特别重要：提出“文质”说（第16章），是在“南面”（第1章）后头。这一篇最末，提出“博施济众”（第28章），成为中国古代慈善最经典的名句。

《论语·雍也》开篇第1章就谈“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南面之术就是帝王之术。

在《雍也》篇第16章，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结尾第26章：“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

慈善不仅是一项事工（文，实务层面的外在表现），而且是古代慈善家的文化情怀（质，精神层面的动力机制）。这对当代慈善文化建设具有借鉴作用。

二

慈善动因

古人为什么会热衷行善？上本将“统治阶级提倡”作为重要原因作了分析。其实，更为根本的内在原因是古人有宗教信仰，这才导致“利他”的一系列实践。无论是儒教还是道教、佛教或者民间宗教，都讲究行善积德。善书都有浓厚的鬼神信仰背景。

《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记载 ：“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疾馆以养穷民。”《梁书·武帝纪记》载普通二年正月，兴驾亲祀南郊，诏日：“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毫无疑问多次舍身佛寺的梁武帝及崇信佛教的太子文惠救贫济困的思想行动是受佛教布施说教影响的。

阴鸷原指默默地使安定，转指阴德。常言道“积阴德”。语出《书经·洪范》：“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为默定的意思。后引申为默默行善的德行,亦作“阴德”、“阴功”。道教中有《文昌帝君阴骘文》，简称《阴骘文》，劝人多积阴功阴德，为善不扬名，独处不作恶，这样就会得到暗中庇佑，赐予福禄寿。

《为善阴骘》是明成祖御撰的一部劝善书，其内容是采辑前人行阴德而得善报的故事,附以论断和诗。该书成书于永乐十三年（1415），其编纂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从而实现明朝社会和谐稳定。

笔者读过浙江嘉善县的“善书”《了凡四训》。前四章：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该书作者袁黄，明代万历年间人，用10余个故事，说明了与人为善、爱敬存心、成人之美、劝人为善等10个最基本的行善方法。书中佛教思想很明显。

三

文化慈善

文化慈善是一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一说伦理）。

杨国荣教授（著有《善的历程》）阐明了“世界”、“事”、“物”的内涵，他认为“世界”有自在的“本然世界”与事实价值相统一的“现实世界”。“事”首先与“现实世界”相联系，与人自身的活动息息相关，在“现实世界”中展开为动态的过程与多样的形态。“物”通过“事”进入到“现实世界”，在做（善）事中，慈善之为“物”的意义才敞开。

和颇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惜字会（社）”的公益行为相联系的，是藏书楼公益。以下为例说：

浙江绍兴的古越藏书楼，是我国图书馆史上最早对公众开放、第一家具有近代公共图书馆特征的藏书楼。古越藏书楼对民众开放，具有公益性。另外，皕宋楼也与慈善相关。和古越藏书楼不同，浙江湖州的皕宋楼只对一部分名流开放。之所以说它和慈善相关，是因为陆心源（1834-1894）的皕宋楼皕宋楼后来被日本人出资10万买去了，卖掉皕宋楼的是陆心源的儿子陆树藩。之所以卖掉，是因为陆树藩参与赈灾，资金出现很大的缺口。

浙江桐乡清代乾隆进士严辰也是位慈善家，办了很多义塾、书院，还以一人之力修了《桐乡县志》。

四

小结

慈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时间“被认为只是历届反动政府用来统治人民、欺骗人民的遮羞布与骗术。”（上海师大邵雍教授：《中国慈善救助事业发展史论纲·序》，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据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周秋光教授说：民国大慈善家熊希龄也被认为是“伪善”和“沽名钓誉”。（周秋光、曾桂林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2月第一版）

笔者以为，中国慈善史的三大特点：灾害救助最显见，文化公益最持久，纯慈善组织很少。即便义仓、同善会、惜字会、善堂、善会等组织，也比较松散。

古代慈善的种类包括：资金慈善、体力慈善、智慧慈善等三大类别。思想（道术）比资金穷乏更可怕，扶贫必须先扶志。

另外，各地古代的地方志中，有不少义捐的记载。深入研究古代慈善史，还应该关注一下寺院的施舍等宗教行为。

救荒、劝农、养老、育婴、恤婺、义学、义冢、施衣、施医、施棺、施粥、栖流等中国古代慈善实践，固然重要。可颇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文化领域的公益慈善实践，研究却不多。文化（或智慧）慈善的传播，有利于社会教化。都和“政教-文教”相联系，并不停留在物的层面，而将扶贫与扶志结合起来。

尤其是文化领域的公益慈善实践，更直接地有利于社会教化，引起了笔者很大的研究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