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最简单的文字告诉你 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到底为什么获奖）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炉了，虽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是正统的诺贝尔遗嘱五大奖项，但它依然是经济学领域里的殿堂级最高荣誉，与其他5个诺奖地位相同，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今年的获奖者一共有三位，那么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关于经济的惊天秘密才让他们从一两千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夺得桂冠呢，今天就带大家用最简单的语言一览他们的真本事，也希望大家能从他们的伟大发现中获得一些启发！
先来介绍一下三位获奖主中的其中两位，他们合作解决了一个在经济学历史上无法解决的难题，在一般科学界中，所有的结论都要通过做实验获得才能得到大众认可。
但是在经济学中，一些实验就不太可能完成，比如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省份的经济政策，就无法做实验。如果改变一个学生让他上某所大学，如何排除他的个人因素，得出教育对于他未来收入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因果结论呢？
一个现象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我们不可能穿越时空回到没有发生的状态改变它并再次观察它。这些宏观的经济现象，都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参与在内，这就无法让数量如此庞大的群体参与实验。但这些经济问题，又与我们普罗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调整最低工资，劳动力的供给配比，一个政策的制定，这些都急需高智商人物们想出一个可行的实验方法，在实施一个政策之前，先来为其评估和测试，正在全世界都愁坏了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两位来自以色列与荷兰的约书亚·D·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奎多·W·因本斯（Guido W. Imbens）登场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两位经济学家开发了「拟自然实验」这个工具，首次向世界展示了如何从自然实验中得出精确的因果结论。
接下来我会用最简单直白的方式来解释这个方法，先回到刚才举的一个例子，假设政府对某个地区进行了投资，而这个区域本身也在持续的经济增长，怎么评估如果政府没有投资对于这个地区的作用有多大呢？投资带来了增长，增长带来了更多投资，因与果相互纠缠，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假如没有投资”之前再去观察了，我们的世界只能观察到一种结果，怎么办呢，「拟自然实验」还能继续吗？他们想到了办法，可以利用一种名为“差中差”（双重分差法 / DID)的方法，所谓的“差中差”可以简单理解为减法再减法，就可以完成上述的「拟自然实验」，就是寻找另一个条件非常相似的地区，唯一的区别是这个地区没有得到幸运的投资，这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对比的样本。
第一步，把两个地区没有获得投资之前的原始经济指标做一个减法，得到一个结果，也就是差。
第二步，把其中一个获得投资后的地区，和依然没有获得投资的地区两个经济指标再次相减，得到第二个差。
第三步，把第二个差减去第一个差，得到的结果就是第三个差，这个结果或者说差，就约等于之前无法通过实验得到的答案，也就是政府投资所带来的具体效果。
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就通过“差中差”这个原理十分简单的，又十分容易理解和运用的方法给解答了！要知道，这在以前，可是从来没有人想过的！
但这个方法对于刚才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当改变一个学生让他上某所大学对未来收入影响如何时，似乎束手无策，他不可能把人生重新走一遍来让我们观测，像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找到可对比的样本，怎么进行实验呢，这时，他们两又贡献了另一个解决办法：
“断点回归”
所谓断点回归就是找到一个断点，然后在确定因素里找随机性，比如高考分数650分可以上清华大学，649分不能上，65岁能退休，64岁不能退休，22岁可以结婚，21岁不能结婚，这条分割线就叫断点，高考的随机性就是分数，比如一群高考学生们成绩稳定在650分，上下20分浮动，就可以认为这些学生的学习水平基本没有太大差别，而他们唯一的差别就是“是否上了清华大学”，对比他们将来的收入水平，就可以大致排除其他因素，得到“是否上清华大学”对于他们收入的影响。
有了他们两这些看似原理极其简单的方法贡献，却对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国际关系等等学科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如今他们使用的“差中差方法”已经成为了每一位研究实证经济学者都必须学习的基本工具之一。
而今年另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大卫 · 卡德（David Card）的发现，离我们的生活更加贴近了一步，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之前，几乎所有的传统经济学家都有两个共同的想法，一个是如果提高法定最低工资一定会导致企业的工资成本增加，企业压力增大逐渐被迫裁员，进一步导致就业率减少，失业率上升。第二个是外国移民增多会导致本地人的失业率上升，因为外国移民增加会夺取本地有限的工作席位，这两种想法在理论上都站得住脚，但所有人都苦于这两个理论无法用实验来证明或推翻。
为了调查法定最低工资如何影响就业，来自于加拿大的大卫 · 卡德和另一位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通过电话调查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快餐店市场，使用刚才提到的“差中差”方法做了实验，终于顶着压力推翻了传统观念，他们发现新泽西州在提高了最低工资之后，快餐业的工作并没有出现如预料般减少，反而有了几个重要的新发现，包括更高的工资换来的是工作效率的上升，员工更加自愿的工作，并由此吸引来更多的人才。而企业可以通过提升产品价格来弥补工资成本的上升，而且产品价格的提升幅度也只需要非常小，他们发现最低工资从7.25美元上升到10.10美元，提升了近40%，而快餐店仅仅只需要将产品的价格上升2.7%，就可以覆盖上升的工资成本。对于企业和员工来说，这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对于整体经济来说，也是一个良性循环，因为员工拿着增加的工资回家，就会加大消费，并很可能会将这笔钱投资在自己孩子的教育上，得到更好教育的孩子将来会得到更好的工作，更好的为社会和经济做出贡献。
提高最低工资所带来的好处，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而后引发了大量的经济学家后续研究。
而为了研究外国移民对于本地人工资和就业率的影响，David更是想到了利用1980年的古巴难民事件，因为这个事件在左右翼两派时常争论不休，两方持着完全相反的想法。david决定做一次刚才提到的「拟自然实验」，古巴难民事件是20世纪最大的移民事件之一，仅仅4个月事件就有近15万难民抵达美国的迈阿密，令当地的劳动力供给一下子增加了7%，而刚好这些移民中有60%都没有完成高中教育，另外40%的人也因为语言不通和没有专业技能，从事的都是体力劳动工作。
按当时的理论来说，大量的此类移民会冲击当地人的工作，尤其是当地的体力劳动者，而这刚好属于外生性冲击，经济学领域里有外生性和内生性两种变量，先前提到的“差中差”就是为了解决内生性变量问题，外生性变量大致可以理解为要借助外部数据，这里我们只需要知道这次外生性冲击是一次难得的经济学研究机会。
但研究的一个难点在于，我们已经无法回到在没有移民涌入迈阿密之前的劳动力市场变化，也就是说，没有合适的对照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众多城市中分析并找到了洛杉矶、休斯顿、亚特兰大等四个城市作为迈阿密的对照组，因为这四个城市刚好在各方面都有相似的条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照出一个【以前的迈阿密】，大卫 · 卡德最后发现，即便冲击如此巨大，也没有让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下降或失业，反而，本地居民的工资收入因为大量移民而受益。
具体结果显示，迈阿密在古巴移民潮5年后，其工资相对于另外四个对照组城市的工资最高上升了9%和10%，失业率也不升反降了最高3.5%和5.8%。后来实验将范围缩小到黑人群体和拉美群体，甚至古巴裔内部群体，得到的结论都极其类似。
而且大卫 · 卡德也在教育领域里多次质疑传统观点认为的受学校教育资源和受教育得到的回报关联性较小，并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学校的教育资源对于学生的教育回报来说非常重要，并成功改变了这个世界对于教育的看法。
毫无疑问，以上三位在二三十年前通过简约却不简单的方法和实验，都多多少少地改变或验证了所有人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
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 Peter Fredriksson 说，“卡德对社会核心问题的研究以及 Angrist 和 Imbens 的方法论贡献表明，自然实验是丰富的知识来源。他们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回答关键因果问题的能力，这对社会大有裨益，”
现在的我们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有了更加强大的知识框架，三位获奖者的发现改变了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并且可以让更多的科学家借由这些方法更快的回答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也许下一个有巨大发现的，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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