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词的兼类
现代汉语既是一种语言，又是一门学科，广义的现代汉语指现代汉民族使用的语言，它不仅包括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而且包括现代汉语各方面。词的兼类是现代汉语语法需要研究的词类分析。
当你读到一句话你接受的是它的情感传达，语法要研究的是它的内质规律。
词的兼类现象
从理想的意义上讲,一个词应该只属于一种词类。但事实上,由于词义的演变,以及汉语形态特征不明显等原因,也有一些词常常在不同的结构中实现了不同类词的功能。一个词在不同的结构条件下实现不同类词的功能的现象,就是词的兼类。
如“丰富”一词,它可以受副词修饰,能够做谓语、定语)如:很丰富、生活丰富、丰富的材料等,显然它具备了形容词的特征;但它也可以带宾语,如“丰富群众生活”,也有了及物动词的特征,而且这两个状态是该词常有的,并非偶然,因此,“丰富”应该兼有形容词与动词两类词的特点。
当然还有一些词兼名词形容词，比如“幸福”很幸福、幸福是指一个人自我价值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喜悦。
兼名词和动词比如“经历”他经历了很多、经历很丰富。
下面举个文言文兼类词的现象
乃丹书帛曰“陈胜王” 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史记，陈涉世家）“书”书写和文字的意思，意义之间相关联，词性分别为动词和名词。“书”是兼类词。
“书”迄用到今天在白话文里是名词而不是兼类词。
另外,有的词在古汉语里可能属兼类词,但由于意义演变的关系,使原本意义有关联的词,逐渐走远,到现代汉语里已经成为没有关系的词了,我们也不将它们看作兼类词。如:
刻
古汉语里它兼属动词和名词,前者如:刻碑、刻字;后者如:午时三刻等。因为作为时间计量单位的“刻”本来就来源于沙漏中在木板上的刻条,两者是相关的。
但到了现代,以钟表记时,其中“刻”表示 15 分钟,在内容和形体上都与原来的“刻”没有关系了,因此,两个“刻”应该属同音词。
兼类词与兼词的区别
兼词，是指古代汉语中，有的字代表了两个词的结合。兼有互相结合的两个词的意义和用法，这样的字便成为兼词 。常见的兼词有"诸"，"焉"，"叵"等。兼词与兼类词的不同，兼词由两个词性不同的词构成一个单音节词。
例如：
投诸渤海之尾，隐士之北。——列子.愚公移山
“诸”是“之于”的兼词。“之”是代词“于”是介词
“诸”同时是“之于”的合音词。“之”的声母“zh”。“于”的韵母“u”组成“诸”的音节“zhu”。
今人在使用兼词时，因不了解而错误使用。
例如：我要将我的梦想付诸于行动。句中的“诸”是“之于”的兼词。后面的“于”就是语音重复了。
词的兼类是少数词才有的,能被称为兼类词也应有其特有的条件。
意义上有相关性
换句话说,成为兼类的基本条件就是具有不同功能的词,应该是一个词,如上面所举的“丰富”一词就是代表。
如果仅仅是同音词,或者是同形词,就不能被视作兼类词。如:
花
可以有名词的功能:花真好看、漂亮的花等。
还可以有动词的功能:花了半天时间、花了十块钱等。
但“花”在实现这两类词的功能时,表达的意义没有联系,也就是说,它们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词，应该看作同音词。
跟
可以有连词的功能:连接两个以上成分,成分间可以换位,如:他跟我来过了。
也可以有介词的功能:依附于实词,构成介词短语,充当定语(加的)或状语,
如:他跟我说过这话,但我不相信。
但“跟”在实现这两类词的功能时,语法意义也不同,作连词的“跟”前后成分构成并列关系,而作介词的“跟”,虽然其前也可有名词,但与前面的名词并无关系,而是与后面的名词构成介词结构,因此,“跟”也是两个词:连词、介词。
如果两个形式只是形体相同,连声音都不同,那就只能是同形词,与兼类无关。
如:
长
有形容词的功能:很长、长布条等;也有动词的功能:地里长着菜、他又长了不少等。
但“长”在实现两类词的功能时,读音并不同,分别为: cháng 与 zhǎng,因此,它们只是同形的两个词。
功能上有排斥性
兼类词的不同功能必须是分别在不同的结构条件下实现的,如果某个词在同一个结构条件下能兼备两种功能,它不属于兼类词如:
1.喜欢
有形容词的功能:很喜欢等。
有动词的功能:喜欢他等。
但这两个功能可以在一个句法结构中同时兼备:很喜欢他。因此,“喜欢”
不能算兼类词。实际上,它是心理活动动词,与行为动词稍有区别(后者不受程度词修饰)。
功能上有稳定性
所谓稳定性是指兼类词兼有的两个词类的属性,应该是经常性的、稳定的,而不是临时的;它应是一种语法特征,而不能是具有个人风格的修辞行为。因此,“转类”或“活用”就不属兼类。
词类活用，是指一个词在特定语境中临时改变词性来使用。词性是否为临时性是词的活用与词的兼类的根本区别。
例句：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刃”是名词，这里临时活用做动词“杀”
科长
有名词的功能:科长来了、欢迎科长等。
似乎有动词的功能:我已经“科长”了十三年,这个官没法再做下去了!
我们认为,“科长”反映了它的真正特征,为名词,而“科长 2”则是为了使语言表达更加生动、幽默而临时改变词的基本特征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属词语的活用或转类。
◆兼类词产生的原因
词义派生导致一词多义从而产生兼类现象
对现在汉语而言，词的多义现象或多义词正是词的兼类或兼类词这种语法现象存在的语义基础。
一个单义词，通过派生的方式（包括引申和比喻等多种具体方式）扩张为多义词，是语言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们运用有限的词语表达丰富多彩的客观事物的途径。 尽管我们“对每个词义是如何引申的，多项词义之间确凿而又具体的关系如何，不可能都是一目了然的。期间的过程难于找到可靠地资料作为证据，也是不易具体回答的”，但“本义和引申义之间必有联系，这点仍是不能否定的”。
例如： 光： 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典型的多义词，它的本义是“太阳、火、电等放射出来照耀在物体上，使眼睛能看见物体的那种物质"，是名词。 在这个意义的基础上先后派生出了“光滑、平滑（地板擦得挺光）”，“净、尽（钱花光了，一扫而光）”这两个义项是形容词；还派生出“没有衣物遮盖露出身体或身体的一部分（光着脖子）”这个义项，是动词； 还派生出“只、仅（光动嘴，不动手）”这个义项，是副词。正是由于词义的多次派生，才使“光”成为现代汉语中一个典型的兼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四种语法功能的兼类词。
但是，要强调的是：“我们认为兼类词都是多义词”，并不认为多义词都必然是兼类词。 例如：凝聚。 ⑴本义是：气体由稀变浓或变成液体。 例：荷叶上凝聚着晶莹的露珠。 ⑵派生义是：聚集、积聚。 例：这部作品凝聚着他一生的心血。 “凝聚”在这两个义项上都是动词，一个词在本义的基础上派生出新义，是否就增加了新的句法功能，这要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考察。 总之，词义的派生是词的语法功能增加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词的语法功能的增加（即词的兼类）必然以词义的派生(即一词多义)为前提(即语义基础)。
吸收欧化语法导致兼类现象
胡明阳先生的《词类问题考察》中，明确指出了现代汉语词的兼类现象的又一成因——因为大量的翻译作品流入国内让语言吸收了欧化语法。
大量的双音节动词兼名词是受了翻译作品的影响，这一点吕叔湘和王力先生也明确地指出过。在西方语言中，如在英语中，相应的兼类词大多有动词和由动词转来的名词两种形式，如build 和building,educate和education等等，当然，也有少数是动名同形的，如work,excuse等等。 汉语没有相应的形态，所以翻译过来的动作名词在汉语中尽管有名词的功能却和动词在形式上毫无区别，这就成了问题。西方语言的语法和汉语语法有不少共同之点，所以必须承认欧化语法的特点，但是这一类欧化语法现象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书面语语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就不得不把这一类现代语法现象纳入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中。
兼类词的利弊
因为语法是最稳定的，而构成语法结构的短语因为某些兼类词的介入会削弱语法的稳定性。
但兼类词可以丰富语言，丰富情感表达。
由于诗歌散文的随意性，作者思想的天马行空随意增添了许多跳节的感情，付诸语言就形成语法混乱。
所以文学作品里一些词是否存在兼类的问题上,语法学界看法各异，给语法造成了不确定性。
比如文学作品的词性互用导致词的临时改变词性，不同于词的活用也无法确定兼类现象
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词性转化：
沉重的身影，扎根在大街两旁， 一簇一簇，象秋郊的禾堆一样， 静静的，孤独的，支撑着一个大的凄凉。 ——臧克家《难民》
我开始了解渡越沙漠者望见绿洲的欢喜，我开始了解航海的冒险家望见海面飘来花草的茎叶的欢喜。 ——陆蠡《求绿记》
你的蓬勃是风景中日益明亮的心跳， 于我的胸腔繁衍亘久不衰的活力。 你的明眸启迪过多少创造者的攀登， 你的色彩镀亮过多少奉献者的格言。 —— 赵颖艳《与青春对话》
按汉语传统的语法观念，“凄凉”、“欢喜”、“蓬勃”、“攀登”这样的形容词和动词是不能充当名词性偏正短语（即定中短语）的中心语的，而以上三例中“一个大的凄凉”、“绿洲的欢喜”、“你的蓬勃”、“创造者的攀登”“”这类随意性的词性互用组成的短语，既不是词的活用，（因为词的活用一般是词性转化为动词，也就是使动用法）也不是具有稳定性的兼类现象。只能用“陌生化”“通感”“意识流”来定位了。不能说它不好，因为读起来富有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