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语言文字的改革 在国内引发了一场大地震（青年学生抗议）
引言
随着新王朝的到来，一部新宪法也应运而生，这是君主与代议政府之间的新妥协。国王保留了巨大的权力。他拥有解散政府和撒换大臣的权力，宣布战争签订条约的权力，而且仍然卓有军队领导权。
政府此时由政治同果组成，他们可以形成国会中的多数派。然而实际上，要形成政府同围需要政治保护人和潜在的被保护人之间的大量协商。结果联合政府不断更迭，政治混乱连续出现，最终促使君主过度干预政权——新国王执政期间的前11年间共成立过23个政府。
然而，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政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在政治人物们还把精力集中在“大理想”和宪法问题上时，人口的过快增长和城市化问题的真正挑战出现了。城市在这段时期的发展令人惊叹。在19世纪90年代，三分之一的希腊人口达到城镇化。这段时期人口增长的基础是农业生产力和出口贸易的急剧增长。19世纪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在西欧国家农业大片出现虫病时，希腊的葡萄却照常出口。希腊的农产品第一次享受到国外巨大的需求。1881年，由于平原面积广大且灌溉条件良好，希腊农业区延伸到了色萨利地区。
希腊的发展跟随着欧洲的脚步工业和制造业的快速正增长，工人组织得到了迅速的扩大。从1867至1889年间，希腊大工厂的数量从22个增加到145个。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由于工业的发展，沃洛斯的人口增长了八成。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其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城市卫生、拥堵问题和犯罪率提高等。在中心城市来的大部分青年男士都会有优越感，并且有暴力倾向。枪支不受管理，因此，杀人率与国际水平相比明显偏高；1870至1900年间杀人犯的比例是十万分之七十九，而混乱的科西嘉也不过是十万分之二十一。
到19世纪末，希腊的中产阶级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典型的资产阶级追求以及社交形式不断发展，比如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度假、散步。典型的中产阶级成人是杂志和浪漫小说的忠实读者。外国观察家们都惊叹于他们对政治的强烈兴趣和对报纸的渴求。一位评论家在其世纪之交的作品中写道；“如果间希腊人读些什么？那么答案一定是，首选报纸。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出版业在人们生活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中产阶级的增长实际上对国家造成了严重威胁，因为它要向对国家发展充满希望的公众负责。从19世纪后几十年开始，数量不断扩大且充满责任感的公众时刻关注着国家动向。随着国家的每一次失败，无论是否确有其事，人民游行和公路暴力的威胁也随之而来。
关于国家目的思考的第一次重要改变就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中，那时查理拉奥斯·特里库皮斯刚刚开始其若干次首相任期中的第一届。他认为伟大希腊的神圣追求必须通过国内的发展来开始。从19世纪80至90年代初，国家制订了关于修建铁路的第一个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比如国家铁路网、公路建设计划，以及科林斯运河建设，一项里程碑式的伟大工程是由一家属于君士坦丁堡银行家安德拉斯·辛格洛斯的希腊公司完成的。当特里库皮斯刚开始执政时，希腊仅有一条长约12公里的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铁路。到20世纪初，希腊的铁路总里程超过1000公里，连接了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希醋中部和色萨利，在1912年国土边界扩大后，铁路建设继续延伸。到1892年，建设公路4000公里，还右1000公甲仍在建设中。到1893年电报传输线长达9000公里，共有186个电报站。其余政府指挥的国家建设还包括扩大公立学校规模。大中小各阶段学生的在校人数得到了大规模增长，尤其是小学中的女生人数从1860至1900年共增长了10倍。
对于特里库皮斯来说，国家建设要和国家发展同步进行，然而，这些成就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靠贷款，这些贷款增长越爱越多，国家想办法大幅度提高赋税以偿还利息，但到1893年，由于法国的藤本作物收成逐渐恢复，希腊的葡萄价格暴跌，希腊此时实际上已经破产。1895。年，特里库皮斯在其最后一次大选中失利，并于转年去世。由于他的国家建设方案并没有取得成功，希腊民众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到更为直接且荣耀的领土收复问题上。
大众政治与国家动荡
1890至1910年间，希腊被打上了“大众社会”的记号；频繁的选举、观点鲜明的批判性报刊，跻身于众多称自己有男性普选权的欧洲国家之列。所谓的“公众舆论”如此一致地聚焦于领土收复问题上就如同重视保护古典希腊遗产一般。如果现用地名过于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或土耳其化，就改用古典时代的名称，因此数不清的地区、城镇和乡村都重新改名。几个世纪以来被熟知的恰岛和基西拉群岛也分别被改称为凯阿岛和基斯里亚。从被称为希腊现代史之父的康斯坦丁诺斯·帕帕里戈普洛斯开始，历史学家们在撰写和讲授希腊历史时都认为，古典希腊、拜占庭时代的希腊以及现代希腊之间存在着宗谱式的联系。
古典遗迹的重要性在现代希腊人潜意识中的集中表现就体现在所谓的“语言问题”上；到底是使用纯净语言还是通俗文字作为希腊大众生活的标准用语呢。实际上，任何针对于希腊文字的举动都可能引发大规模骚乱甚至流血事件。在1901年11月，通俗文字版圣经的出版引起了语言纯净主义者的暴力性反抗，这次“福音书”事件砸碎了雅典中心的很多建筑。接踵而来的成干上万人的游行以及时而发生的死伤造成了极度混乱，导致当时乔治·赛欧托吉斯攻府的垮台。1903年11月，语言纯净主义支持者发动暴乱抗议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三部曲使用通俗语言表演。
学生们上街游行，保卫埃斯库罗斯作品的纯净。骚乱爆发了，一名来自亚历山德里亚的无辜围观者被杀，拉里斯政府为了防止混乱升级，禁止引起事端的三部曲继续上演。如果政治演说是某种风向标的话，那么可以看到关于贫困和社会不公的事情是不那么重要的，这说明劳动者组织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在公共领域反映其关切。在19世纪90年代，最关键的是民族主义和“大理想”，党派报刊在煽动偏见产生、加深民众纠纷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直到1896年，大众对通过收复领土而获得民族重生的希望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当年4月，雅典举办了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次盛会使希腊成为全世界的焦点。这次运动会让民众更加关注国家的古代遗产，包括比赛和运动的价值。整个国家沉浸在对体育运动严重痴迷的气氛中，记者们纷纷把这种痴迷看作是希腊真正的力量和战斗精神。
当时的首相赛德罗斯·德利吉安尼斯是特里库皮斯曾经的对手和领土收复的倡导者。他被要求到克里特出面调停失控的宗派冲突，改变奥斯曼政府无力干预的局面。由于害怕冲突会促使俄国和巴尔干国家攻击奥斯曼帝国，欧洲大国快速行动，实施了一项有利于占人口多数的克里特基督教徒的政治解决方案；在奥斯曼宗主国统治的名义下实行自治；同时，一支希腊军队被派往马其顿。然而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尽管国家和各个政治阶级都有开战的强烈愿望，但在军事上却没做任何准备。希腊军队已经几十年没上过战场了；实际上，这支军队可能连维持治安和镇压军阀的任务都难以胜任。奥斯曼军队完胜了两场战役，四周内赢得整个战争的胜利。但是由于大国的干预，希腊的其余地方幸免于难。
虽然战争造成的领土损失不大，但是奥斯曼帝国欠下了一大笔赔偿金，希腊还要忍受把本国经济置于国际金融机构监督之下的更大耻辱。就更广大的层面来说，1897年耻辱的战败暴露了希腊军事上的薄弱和对如英国这样的欧洲大国保护的过分依赖。在国内，战争降低了民众的士气，破坏了国家和政治家们在民众心中的形象。民众认为他们太过腐败，只会搞些哗众取宠的政治活动。换句话说，国家让人民失去了信心。
韦尼泽洛斯的兴起
民众对“大理想”的兴趣逐渐减退，但是平静却没有持续。再次引起民众关注的事件是马其顿隐约浮现的危机和对这片最有价值的土地要被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强占的恐惧。当然，巴尔干东正教统治阶层渴望成为希腊人的愿望早已被遗忘。19世纪40年代以来几次事件的发展在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中促进了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些事件包括塞尔维亚语和保加利亚语从口语到书面文字的转化，以及希腊主教一直试图把希腊语普及到保加利亚各教区的努力。1878年，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宣布独立，保加利亚成为自治国家。和希腊相似的是，这些国家都对领土分配感到不满，希望通过收复领土得到补偿。希腊争夺马其顿地区最直接的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自19世纪90年代起，希腊媒体和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就竞相举行政治宣传，试图赢得东正教农民的好感；但是从1904年开始，竞争逐渐演化为民兵之间的暴力争斗。村民们在巨大压力下声明他们忠诚于本民族，并且发现随波逐流是权宜之计。就像一个农民所说∶“我的祖先是希腊人，从没有人提过是保加利亚人。如果我们成为保加利亚人，我们就胜利了。但如果我们得成为塞尔维亚人，也没有问题。但从目前来看，我们最好还是成为保加利亚人。”很明显，语言并不是确保民族忠诚的标志。数不清的说斯拉夫语的马其顿人，大部分是没文化的工人，在保加利亚人袭击了他们的村庄后，他们感到自己在雅典的生活困难重重，许多人游说希腊政府进行干预。
在希腊，马其顿战士的故事激起了人们对过去英勇革命者的回忆，并且再次燃起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然而很少有人相信希腊政府会支持英勇的马其顿战士。几乎没人确实相信政治家们的执政能力。政府的快速更迭以及因语言问题而时常爆发的人民起义让人们感到国家政治系统非常混乱。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爆发后，问题到达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这场革命让人们看到了立宪政府在长期的混乱后的恢复，和对包括奥斯曼帝国境内希腊人在内的各民族平等的承诺。这次革命许诺振兴奥斯曼帝国，然而在希腊人看来，它使希腊收复马其顿地区的渴望变得遥不可及。
1909年5月，已组成军人同盟的军官们要求军队进行改革以提高希腊应对战争的能力。在数次失败后，军人同盟在8月28日夺取了政权。他们散布军官们没有保留权力意图的传言，却不背把权力交回现有的政党手中。这时，一位克里特政治家的上台成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此人在克里特夺取自治权的斗争中受到过广泛赞誉。他就是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他此前从没登上过雅典的政治舞台，但却在政治行动中有着令人满意的成绩，他曾用反党派政治的演讲俘获了大多数民众的心。在1910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他用“我不是以一个新政治党派的领导人身份来到此地，我只是带来新的思想”的演讲撇清了自己与任何政治组织的关系。他说，通过革命和复兴，国家可以得到振兴。
结语
韦尼泽洛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把民族从国家中解救出来的形象。国王授予韦尼泽洛斯首相的职位，他的胜利迎来了一批新的政治家，引领希腊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