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关于童年的“散文诗”电影
文：宿夜花
张大磊执导的《八月》是近年来国产文艺片中一部不可忽视的佳作，从First影展上的多项提名到中国导演协会的年度青年导演奖，引起了影迷和行业内的广泛关注。
作为一部凝聚导演个人情感的、关于童年的“散文诗”电影，不仅仅是对90年代人文气韵的生动呈现，更是通过时代挽歌的形式致敬了一代人的理想，平实的黑白影像呈现出成长的诗意与浪漫，显得尤为迷人。
精致声画的童年影像
影片《八月》原名“昙花”，昙花一现，象征的是一种美好消逝、韶华不复的感伤与忧愁，而英文名“The Summer Is Gone”（夏日已逝）正是从另一种角度阐释昙花的含义，暗含着一种缅怀与追忆。
在张小雷（孔维一饰）小升初的八月，那个没有暑期作业本该无忧无虑的夏日，“下岗大潮”使得一家人的处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电影厂剪辑师父亲无奈离乡，而母亲则为了孩子的学业上下奔波成了家中的支柱。
影片放弃了用彩色画面展现五彩斑斓的世界，也摆脱了用时代变迁作为线索串联人物命运的宏大叙事，而是采取碎片化情节串联、以微观截面的形式呈现出一幅童年时代的全景画卷，以小见大，同时用黑白画面将观众的注意力聚焦于影像本身。
这种“散文诗”式的结构消解了传统戏剧模式，留给了观众更大的思考、回味空间，用感性直觉代替线性逻辑，形散神聚，从而达到了一种更接近于生活本身的真实复杂性、不可知性与思辨性。
影片取景于呼和浩特，导演刻意模糊了地域特色，摆脱了过往对内蒙古荒凉、苍茫的刻板印象，反而是一份风吹影动花相随的清幽隐秘。导演用极其丰富的听觉、视觉意象与符号构建出影片的时间、空间特征。
电影的开头，聒噪的蝉声、吆喝的商贩、吊嗓子练歌剧的文艺中年、慵懒的猫咪，构成了一幅热气腾腾的厂区生活图景，是那个年代标志性的厂区文化的象征。影片精致声画世界中的物象比比皆是：国企大院的旧式住宅、二八大杠单车、老式铝制文具盒等，浓浓怀旧感的物件营造出一份专属90年代记忆的画面。
崔健《一无所有》海报、陈佩斯陈强父子的喜剧《爷儿俩开歌厅》、第一部引进的分账大片《亡命天涯》、苏式歌曲、巴赫为代表的西方古典音乐等标志性文化符号，传达出了超越情节本身的丰富含义，在那个集体精神尚存、商业大潮冲击、国营下岗大潮即将开始的90年代初期，看似寻常的流变，暗涌着时代变迁下的命运起伏。
单调的色彩与丰富的声画设计意象符号，固定视点的静态长镜头、缓慢节奏的横向摇移、门窗分割室内空间的工整构图，还原简洁琐碎原生生活形态的自然主义表演。如此这些，使得影片散发着一种哀而不伤的意蕴。
孩童视角的时代挽歌
电影中的孩童视角首先是感性的，即是对客观自然、生命本体、生活自身的一种“注视”，是一种童趣与自然的现象之美；而孩童单纯世界观下的成人世界，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荒谬与悲凉。
影片对时代洪流下的个人命运关怀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这自然是与东亚文化形态分不开，从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到李安的“家庭三部曲”，亚洲电影大师的影像世界里总是用家庭的困顿、欢愁冷暖折射出时代的困惑。《八月》则是通过商业大潮下的国营解体、工人下岗给一个家庭的冲击，进而书写一个时代的群像、一代人的理想消亡后的伤痛与迷惘。
比起母亲干练精明、啰嗦世故又略带几分功利的实用主义者形象，作为一名电影剪辑师的父亲自然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理想的消亡与理想主义者的挽歌是导演站在后辈视角对父辈的一次致敬。
父亲沉溺于自己的理想与文艺事业，可以一个人在那里忍受孤寂独自剪辑着《东归英雄传》，与此同时，就像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沉湎于自己的世界，不通世故，不懂与人圆滑打交道，又带有那么一点恃才傲物。这种性格无疑是很难被世俗社会接纳的。
正如父亲最爱看的电影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出租车司机》中的拉维斯，愤世嫉俗、不善言辞、无所适从的表象下，隐藏的是一颗炽热的心，渴望与人和解却又陷入一种笨拙的“失语”中。
而他对理想的坚守给儿子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父亲的“人不能低下宝贵的头颅”到儿子的“莫以成败论英雄”，商业社会的逐利性不断滋生着新的弄潮儿，但理想主义者的精神还是得以传承。不同于《钢的琴》用一种黑色幽默消解时代之殇，《八月》里用一种精神的继承与认同宽慰了那些失落的理想主义者。
浪漫诗意的成长仪式
“生命与死亡”是青春成长题材电影中不变的母题，在侯孝贤的《童年往事》中，主角阿孝在经历亲人离世的死亡仪式中完成了由少年、青年成长为成年的成人礼，冷眼看生死的背后更是一种对永恒生命的悲悯情怀；而在张大磊的《八月》中文弱懵懂的张小雷平静地注视下，随着太姥姥的离世、父亲的离家、偶像的坍塌，张小雷的童年乐园一去不返，在与亲人朋友的告别中成长，没有毫无节制的哀悼与沉痛，只有一份淡淡愁绪中的怅然若失。
张小雷羸弱的外表之下，尽是少年的天真与善良。李小龙这一文化符号正是象征着无数男孩内心潜在的英雄情结，渴望用一种单纯浪漫理想化的正义试图与这个“污浊”的成人世界对抗，因此，他挥舞着双节棍毫不畏惧地反抗身体强壮仗势欺人的同龄同伴。这种对正义感的感知更是来自一种孩童对世界的本能，正因如此，他对世俗世界中的权势者有种本能的蔑视，而对主流话语下的叛逆张狂的街头混混“三哥”却有一种崇拜与迷恋。
家对面的女孩，是影片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她总是以一种优雅之姿，缓缓地拉动着小提琴，出现在张小雷的“注视”与梦境中。对少年张小雷来说，她是一种美好憧憬的载体，既诗意又浪漫，如梦如幻。
影片运用富有超现实色彩的梦境去呈现小雷的潜在心理。波光粼粼的水面，像镜子般映射出人生的成长与生命的百般况味，这种将生命如水中倒影般的梦境式呈现、虚实相生的影像是对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压路机与小提琴》的一种致敬。
对三哥偏执式的力量崇拜、对女孩的梦幻般迷恋，正是少年内心渴望成长、身体变强大的愿望投射，亦是对梦幻般美好爱情的一种憧憬，对照家庭内部父子间的角色传承，少年成长中的叛逆、憧憬和“性与暴力”的启蒙这一母题是无法割舍的，导演对这一母题的展现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姜文般张扬癫狂式的酣畅淋漓，有的只是在看似平淡的情节之下，暗涌着一种活力与热情，这份懵懂与悸动，正是童年最难以名状的朦胧之美。因此，比起伤痛，影片更多的是一份平和的眷恋。
张大磊曾在访谈中提到“人是需要孤独感的，你必须和它相伴，不能对抗，独处和孤独是必须”。我们看到的影片是导演个人生命经历与思绪的投射，因此作品散发出独具一格的特色，而风格化与作者性一直是国产片新导演的关键词。这些作品与主流商业片形成一种互补，给了我们不同层面的观影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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