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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文化中盛开的诗意:从唐代体育诗词(揭开唐代体育生活面貌)

句子大全 2013-02-24 20: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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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在唐代均达到了顶峰。唐诗作为唐代文学一朵奇葩,其中更是有众多的体育抒写。因此,唐诗成了研究唐代体育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更加成为需要深入挖掘的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对这一“宝贵财富”进行细致解读,认真探究,不仅有利于构建体育学与史学、文学之间的桥梁,而且还能拓宽体育学的研究视角,为全面揭示唐代体育生活风貌提供有效路径,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唐代体育诗歌介绍

一、 体育诗歌

体育诗歌,即诗题中明确写明是某一“体育活动”的“诗歌”。在古代一般有射猎、打毬、竞渡、拔河、围棋、斗鸡等体育活动。不同阶层的体育活动并不相同,故这些体育诗歌鲜明表现出的“层阶化”现象。

唐代体育诗歌创作,从创作主体来看,无论是帝王后妃,还是公卿将相;无论是州县刺史,还是幕府属僚;具有不同身份地位的诗人均有体育诗歌的创作。

拥有实权的帝王与州府刺史处于“有为”的阶层,他们对于体育活动的引领作用巨大,而朝臣与幕府属僚的积极应和也极大地促进了体育文化的传播。从唐代体育诗歌创作所体现的“层阶化”,与国家安危、社会稳定、民生疾苦息息相关,充分体现着体育活动的社会治理特点。

二、唐代体育诗歌

唐诗标志着诗歌发展到了黄金时代。唐代社会生活在诗歌中均有展现。广泛开拓了诗歌题材领域。体育题材正是这一开拓中所结出的璀璨明珠。唐代开展的大部分体育活动,在唐诗中均有描写,比如蹴鞠、弹棋、射箭、击壤、拔河、竞渡、角抵、秋千、龙舟、戴竿、舞蹈、校猎等体育项目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展现。

唐诗中体育题材的丰富,自然是当时体育文化繁荣的结果。引人注目的是,创作体育诗歌的诗人首先是唐太宗、高宗、中宗、武则天、玄宗、德宗这些居于社会最顶层的人物,其次如杨师道、虞世南、萧德言等一批朝臣,再如张说、武元衡等一批既在朝中做过宰相,又到地方任刺史的高级官员,又如张建封、杜牧等一批担任大州刺史的重要人物,这些人既是地方大员,又是军中最高长官;又有如杜甫、韩愈、元稹、王建、张祜等一批诗名显赫,而身为幕僚的官员们。处于不同层阶的诗人们所创作的诗歌,明显具有层阶性。

唐代体育诗歌创作呈现出来的层阶化现象,不仅展现了唐代历史上体育活动的不同层面,而且也启发我们认识到不同层阶所开展的体育项目的多元化、丰富性,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不失是开展体育活动的合理选择。

唐代体育诗歌创作的这些特点,不仅对研究唐代体育史、唐代体育文化、唐代体育文学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现今的体育教育、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仍具有现实意义。

帝王朝臣的体育诗歌创作

一、唐太宗《出猎》与《咏棋》

中国古代的“搜狩”之礼与国家的军事国防,祭祀仪礼,民生政事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军事,是守护国家的必要准备。孔子说,如果不训练百姓就让他们去打仗,就是让他们去送死。“搜狩”之礼除为了练兵讲武,还要猎取野兽用于祭祀,为苗除害益于民生。

正因为“搜狩”之礼对于国家安危,民生政事至关重要。历代贤明有为的帝王都极为重视。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当然也不例外。以马安天下的李世民即使在荡平四野之后仍不忘武备。在其一生中始终嗜好弓马,喜爱校武狩猎,仅贞观年间狩猎就达 22 次之多。这些狩猎活动,虽然没有次次有诗歌咏,但从他的《出猎》《冬狩》二诗,可以见出狩猎活动的情况及其讲武习艺目的。

在《出猎》一诗中唐太宗描写羽林军的骑兵们配雕戈名箭,绿漆精弓,惊惧了潜藏在深谷中的野兽,禽鸟向天空逃散。厚重的云霭使得落日昏暗,灌木丛中凌冽的寒风阵阵作响。在诗词最后他写道狩猎本来是为了减除民众的疾苦,而不是为了娱乐。诗意直接明白,可作史诗互证阅读。

皇帝进行的狩猎活动需遵循严谨的礼法秩序,整个狩猎过程有严密的“排兵布阵”。皇帝作为决策层对于“狩田”极为重视。组织严密,赏罚分明,安排井然有序。参与狩猎的人群也较多,从王公贵族、将帅军士到平民百姓。帝王、文武大臣、普通百姓的射猎有严格的次序。

可见田猎活动是一个影响范围较大且波及人群极广的大型“体育赛事”。同时,在这样一场狩猎中不仅充分显示了帝王的威严,更显示了体育活动中具有明显的“层阶性”。

太宗君臣以体育题材唱和的诗作,要数《咏棋》诗。在诗中,太宗认为布阵时讲求气势,却不像打仗的军阵一样云层缭绕。玩这种有极高“军事”意蕴的游戏,能够心旷神怡,洗净俗气。由此可见,太宗围棋如同排兵布阵,也如同谋划国策,深谋远虑,尽在棋子的安排上。

二、唐玄宗《校猎义成喜逢大雪率题九韵以示群官》与《观拔河俗戏》

狩猎阅武,不沉迷畋猎,而以国事为忧,应是唐王朝一代雄风。唐玄宗同样是一位重视校猎讲武的帝王。他在狩猎中更是追求校猎讲武之大义,其《校猎义成喜逢大雪率题九韵以示群官》即表达了这一追求。诗中写:锐利的弓箭能够威震天下,军旗巡行临近的郡县。校猎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展示军事实力,震慑夷狄。

在古代,打猎有多种形式的书写,如畋猎、狩猎、游猎、行猎、射猎、校猎,均指打猎,但又有细小差别,如“打猎”指在野外捕杀鸟兽。“畋猎”有季节规定,含有“秋冬顺杀气,春夏保田苗”意义。“游猎”是出游打猎、驰逐打猎。校猎之“校”在这里意思如同“较”,有比较的意思,即较力,比武。

从唐太宗的《出猎》《冬狩》到唐玄宗的“校猎”,以猎相较、考核检验兵士的意义越发突出与强化。从唐玄宗的诗与张说奉和诗的内容来看,俨然是有组织、有仪式的朝政活动,不同于一般的游猎、行猎、射猎。唐玄宗强调的是校猎之义的体现,也就是说他的校猎在树立一种竞技规则与道德规范。校猎时的赏罚更加分明。

拔河,是流行至今的一种传统体育项目。这种“俗戏”,古已有之。又名牵钩、拖钩。这种较力的比赛,唐玄宗将其称之为“俗戏”。戏的本义即角斗、角力。也有游戏、逸乐的意思。初唐时期,宫廷中的确是像做游戏一般地在进行拔河比赛,皇帝常与近臣观赏宫女拔河。

在唐代,军中则以拔河来锻炼士兵。在楚越两国的水战中,军队用拔河的方式训练士兵。水战时要用“钩”勾住敌方船只,再通过“牵引”,进而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而拔河恰恰可以训练这种用于“作战”能力。

唐玄宗曾多次在皇宫组织拔河比赛,有一次参与者达到上千人,并且邀请各国使节来观看,以宣扬国威。河东进士薛胜,亲眼看到了千人拔河的壮阔场景,写下了广为流传的《拔河赋》。

李隆基的《观拔河俗戏》诗,称拔河为俗戏。就是说民间流传的一种比赛游戏。而唐玄宗所写拔河比赛是由北军举行的。北军是唐代皇帝的北衙禁军。这次拔河比赛,声势浩大。除练兵外,还为祈求丰收。

拔河游戏,在唐代已成为普及范围较广的较力竞赛。参加的人不计年龄,不论身份,只比输赢,其乐无穷。欲练英雄志,须明胜负多。”正是这一较力竞技运动的宗旨。“预期年岁稔”的仪式色彩,更加见出这一运动的俗戏特点。祈求丰收的意蕴更是老百姓的心愿,所以拔河,自古而下,遍布各地,

州府刺史幕僚的体育诗歌创作

一、张建封《竞渡歌》

张建封为唐代中期著名大将,少喜文章,慷慨尚武,又善作文。张建封诗,《全唐诗》今存仅两首,均为体育诗。一首为《竞渡歌》,一首为《酬韩校书愈打毬歌》。

“競渡”亦作“ 競度 ”,划船比赛。其起源可追溯到西周。闻一多在《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中列举了百余条古籍记载及考古实证,证明龙舟渡距屈子投江千余年前就兴起了,通过祭祀龙图腾以祈求避免常见的水旱之灾。

张建封出任岳州刺史时,岳州竞渡仍然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张建封用一首长篇七言歌生动描绘了五月五日举行龙舟竞渡的情形。

张建封《竞渡歌》全诗十四句,开篇四句与结尾四句均正面写竞渡。竞渡的小船,轻便快捷,上面画着飞起的水鸭,两船一组展开比赛,赛手们低头弯腰奋力划桨,只看见湖岸的山色不断变化,急速划动的船桨在激起的水花中浮动。

竞渡的队伍冒着毒辣辣的太阳,从南湖湾击鼓出发,以西驿楼夺标为胜,两船并驱的速度常常让人惊诧不已。诗人以旁观的视角,书写了岳州民间的竞渡风情,而张建封以主持人、剪彩者的身份,充满激情地歌唱了五月五日端午节有组织的大型群众性竞渡。

竞技体育之所以受人重视,其实的确如张建封所感叹,是与“当路权相持”有相似之处。竞争是万物存在的本能,而竞技体育为人类社会构筑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模式。这种模式与社会规则的异体同构性,往往会引发诗人对社会的反思,对人生的反省。

竞渡由刺史主持开赛,于是风俗狂重。这一大型群众性体育活动,影响广泛。从以上体育诗歌的创作看,一首体育诗不仅仅是写了一个活动,记述或描绘了一次竞技,实际上从中能够揭示一种乡土竞技活动所包含的深厚文化意蕴。

二、 韩愈《雉带箭》

韩愈《雉带箭》仍与张建封有关。诗中对张建封的精湛射技,专门设有“特写镜头”。将军想当众表演自己的神功技,以“巧伏人”。他骑马盘旋不进,拉满劲弓,不轻易发箭,直待野雉在猎鹰的“逡巡”惊吓中,无法再出没躲藏,猛然飞起的一瞬间,射出拉满弓弦的利箭。

射箭活动的广泛开展,源远流长。早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人们为了生存,就发明了弓和箭。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工具的改造,射箭逐渐成为教育性的技艺,包含着深厚的礼乐内容。

“射”由礼仪而成为练武的活动,其“义”正在于防御四方、捍卫国家。隋唐时期,随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不断交汇,“射”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在军队装备、战事中具有了显著地位。人们不但习射,而且总结研究射的理论,试图为射箭的高效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

总之,上层社会对体育活动的喜爱与关注在全社会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对推动体育活动开展,促进体育文化传播意义重大。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体育文化的传承与交流。中唐时期州郡体育活动得以兴盛。

主政一方的官员不仅喜爱体育运动,并且创作了诸多的体育诗歌。这些官员不仅用诗歌记录了地方州县的体育生活,也借助体育诗歌的抒写向主政者“建言献策”。

此外,一些诗人的仕途浮沉也使得他们的脚步从京都走向四方州郡,极大的促进了体育文化的传播。诗歌作为一种传播“载体”,对体育文化的交流以及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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