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对《论语》中“君子”的分析）
读《论语》有感（四）：“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对《论语》中“君子”的分析
张恩恩/文
本文原作于2009年前后。今日读来，感慨良多。短短数年，我的变化太多，最大的变化竟然是丧失了对写作的热情和阅读量锐减，想想惭愧，幸在我没有忘记对理想的追求。愿坚持！
“学术超女”于丹对《论语》的解读一度风靡中国大地，引起人们的经典的再度关注，其积极意义自不消多说。但我以为，这种“心灵鸡汤”只是因为契合了当下社会中人们面对经济狂潮而迷失精神追求这一现状才能大行其道。宋儒程颐早就说过“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朱熹《论语集注·序》）也就是说宋儒们早已和于丹一样认识到《论语》是教人们怎样做人的，但问题是做怎样的人。李泽厚先生在其《论语今读》中曾指出《论语》“本身就远不止是‘处世格言’、‘普通常识’而具有‘终极关怀’的宗教品格，它执著的追求人生意义，有对超道德、伦理的‘天地境界’的体认、追求和启悟。”（《论语今读》P3天津社科版）。”于丹的解读正是因为缺少对《论语》所“具有‘终极关怀’的宗教品格”的“体认、追求和启悟”而只是把《论语》当作“简单的道理”，所以于丹的《<论语>心得》中的“君子”重在“乐贫”而不“守道”，重在“心安”而不“理得”（如其对“孔颜乐处”的解释，详见《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版P11-12）。所以她对《论语》的解读也只是一道“看上去很美”的“文化快餐”。宋儒们又因为把《论语》所“具有‘终极关怀’的宗教品格”解释为脱离现实生活、脱离人性人情的“天理”，并因此而要“灭人欲”，更是遗臭万年。
事实上，《论语》本身具有“准宗教”“准哲学”的性质而其宣扬的道理更是早已渗透在中国的政教体系、社会习俗以及人们的日常行为、思想、言行和生活之中。《论语》中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君子”，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的缔造者、承担者和建设者。所以在今天看来，什么是真正的“君子”，真正的“君子”应当具有怎样的品质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基于此，故本文拟通过对《论语》中“君子”的外部言行、道德修养以及情感世界的分析来还原《论语》中真正的“君子”观。
一、“君子”外部言行
儒家思想对君子言行的具体规范集中体现在《礼记》之中。当然《论语·乡党》16章也是对作为“君子”的孔子言行的具体描述，但因为时代变迁，这些言行的具体实施在今天已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所以本文更关注的是《论语》中的“君子”是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言行，这些态度又何以能积淀为“君子”们的文化品格以及这些态度对于今天我们的言行具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正如李泽厚先生指出的那样，儒家思想对待言语的态度“似与今日西方哲学以语言为家园，为人的根本大异其趣”（《论语今读》P86天津社科版）。《论语》中的“君子”应当是“纳于言而敏于行”的，也就是说“君子”应当关注的是“怎么做”而非“怎么说”。语言只是“君子”完成自我人格塑造、弘扬仁道的工具而不可成为逃避现实、装腔作势的手段。真正的“君子”即使“人不知”还要做到“不愠”而非强作辩解，尤其不可“巧言令色”，孔子更是以此为耻。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还强调“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方为真正的“好学”。当然“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在今日似可商榷，但“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确为真理。并非道家的“无言”而是“慎于言”，尤其不可“巧言”。《论语》中多次出现孔子对于学生的同一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正是因为孔子能“就有道而正焉”，虽似“巧言”实际“言必有中”。可见，《论语》更注重语言的实用性，工具性。所谓“辞达而已矣。”
那么“君子”为什么要“慎于言”呢？因为“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不是不可以“言”而是“耻躬之不逮也。”，正所谓“言必信，行必果”，所以《论语》中“君子”的言语必须要和其实际行动相结合，否则“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光说不练，徒有其表，如果做不到，则自取其辱，这当然不是真正的“君子”。汶川大地震时“范跑跑”事件足以为证。范跑跑之“无耻”并非在于其以刘翔之速度的“跑”（这一点上范跑跑作为一个普通人而言不该为人所诟，当然作为一个教师就着实让人失望了），而是他为自己的“跑”所做的“巧言”辩解。缺少了道德约束的“自由行为”只是人的动物性的回归而并不是所谓的“自由主义”。难怪“范跑跑”的再就业受挫，人们不是拒绝他的“自由主义”而是害怕他的“自由行为”再次上演。可见“君子”们不仅要“慎于言”更要“慎于行”！“君子”的言行必须“就有道而正焉”！
《论语》正是因为强调“君子”应当言行谨慎，应当言行一致，但所谓的“道”毕竟只是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之中，人们的道德修养毕竟千差万别，各不相同，如何才能避免世人言行不一呢？所以《论语》又提出“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通过孔子心目中的“礼”对“君子”的言行加以外在规范。若以今日眼光视之，也许孔子的“礼”有许多值得我们商榷的地方，但其中所提倡的对待言行的态度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尽管不同时代对“礼”有不同的解释，但人的言行应当受到一定的规范和束缚这一基本思想则随着时代的变迁积淀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文化品格，直到仍然有我们可以继承并且发扬光大的地方。
综上所述，《论语》中“君子”的言行既应本于内心的道德要求（“有道而正焉”）又需加以外部“礼”的规范（“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二、“君子”的道德修养
“君子”言行的理性基础则是“君子”的道德修养。换言之，“君子”的道德修养程度决定着“君子”的具体言行。通读《论语》我以为“君子”的道德修养可从两方面入手来分析，一是“君子”的“天命观”（可以理解为“君子”的世界观）二是“君子”的“道德观”（可以理解为“君子”的人生观，价值观）。
A,“君子”的“天命观”
所谓的“天命观”是指“君子”对命运（“天”）的看法和对生命（“命”）的理解。《论语,尧曰》中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显然“君子”要了解.认识“天命”。但由于孔子所处的时代科学落后，原始巫术影响较深。所以孔子也罢，“君子”也好都不可能具有今天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来了解、认识、把握“天命”。所以对于“天命”就要心存敬畏之心，即“畏天命”。总之，“天命”不可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这才是真正的“天命”；而正因为其不可知，故云“畏天命”。可见孔子是以一种理性精神来审视“天命”的，这和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之也”的人生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说“君子”对命运(“天”)心存敬畏之心的话，那么对生命(“命”)则有尊重之意了。如《论语.子罕》中记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因天纵之将圣，又能多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可见孔子并不认同所谓的“天纵之将圣”的说法。对“天”的回避正是源于对“命”（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命体验）的肯定。所谓的“多能”绝非“天”的功劳而是自己人生奋斗.努力所获。“人”是孔子一切主张的根本出发点。所以他说“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虽然《论语》中也有“杀身或仁”的说法。但我们看孔子的实际做法却是以“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来面对人生，或以“邦无道，可卷而怀之”的方式来消减现实的无奈。在面对齐景公的“礼待”或季恒之受女乐而不朝，他都是“行”——选择离开而非比干式的愚忠亦菲微子式装傻，更是主张“仁者安仁，知者利人”。所以我以为孔子更是一位“知者”，是一位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善待生命的“知者”！
B“君子”的道德观
出于对“天命”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尊重，在“礼崩乐丧”的时代，孔子选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自己的社会理想，所以“君子”的道德修养之重要就勿需赘言。我以为《论语》中的“君子”把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以“仁”为核心的关注现实人际交往的价值体系作为其道德观的全部内容。
所谓“建立在日常生活中”指的是“君子”的道德观的基础是具有血缘关系的维护日常人伦的“孝”和“弟”。孔子教育自己的学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所以有子才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和“弟”对于“君子”之重要由之可见一斑。也许，孔子所主张的具体有关“孝”与“弟”的行为今日值得商榷。但就“孝”与“弟”本身而言，至今仍不失为“君子”的立身之道，尤其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孔子主张的“孝”与“弟”一方面是对原始氏族社会中血缘关系在春秋时代得以延续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更是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并推广为对整个生命链条的价值认同。“孝”与“弟”既是维护日常人际关系的基础所在，又是个人人情（人性）的原始母胎（《论语．阳览》中孔子回答宰我的“三年之丧”即可为证）。所以“孝”和“弟”就构成了“君子”道德修养的人伦基础。
“孝”和“弟”推而广之即为“仁”。如果说“孝”与“弟”是“君子”们维护家庭和谐的道德基础，那么“仁”就是“君子”们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的道德核心。“君子”因“入则孝，出则弟”处理好家庭关系后就要“泛爱众而亲仁”以“仁爱之心”面对生命，生活，那么“大同社会”亦指日可待。孔子最大的贡献不是对“礼”的维护而是对“仁”的构建。“仁”在《论语》中不仅是“君子”们安身立命的基本道德原则更是“君子”们为人行事的最高道德追求。当然“仁”不是要教导我们要做“乡愿”“好好先生”。因为孔子还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君子”既有所好亦有所恶。简而言之，敢爱敢恨方为正人君子！
维护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和谐才是“君子”道德修养的现实意义所在。正因为此，“君子”具体的道德要求（温，良，恭，俭，让等）都要服从于现实中的人际交往。曾子所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既是此谓。忠者，忠厚老实，正直诚恳，忠于自己内心的道德要求，而非后世所谓的“愚忠”“从道不从君”是也；恕者，心胸宽广，淡泊名利，宽容他人言行的过失错误，亦非“爱你的你人”这种有失人性的宗教律令，“既往不咎”是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在显示人际交往中不仅要严以律己更要宽以待人！
三、“君子”的情感世界
历来论著更关注孔子（笔者按：本节讨论“君子”的情感世界，多举孔子为例，一则因为孔子并不是“圣人”而是“君子”，二则因为《论语》多涉及“君子”的德行而少曰情感）的道德修养，政治主张，哲学思想。从而孔子似乎总是板着脸来教育世人“这不行，那不行”，不近人情，只知道德说教，没有喜怒哀乐一样。事实上，《论语》中的孔子和我们一样有个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贪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对“欲”的客观存在的认同是孔子的“仁道”的基本立足所在。逐名追利，好富攀贵，人之大欲，关键要“以其道得之”。钱穆《论语要略》说：“知当知识，仁当情感，勇当意志。而知情意三者之间，实以情为主。情感者，心理活动之中枢也。真情畅隧，一片天机。”所言极是。由之可见，宋明理学所提倡的“灭人欲，存天理”至少在对“欲”的理解上是对孔子思想的扭曲。对人基本情感的认同，即是出于对人具有动物性的体认，亦是对人的社会属性的认同。孔子的思想也正因此才很好的融入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孔子没有原罪观念和禁欲意识，相反他肯定正常情欲的合理性，强调对它的合理引导。正因为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和身心需要的正当性，它也就避免了，抵制了舍弃或轻视现实人生的悲观主义和宗教出世观念。孔学和儒家积极的人世人生态度与它的这个心理原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P15天津社会出版。2003，5）。
我们通读《论语》会看到孔子是一个非常有情趣的热爱生活的尊重学生的“乐以忘忧”的“发愤忘食”的“老头子”！如对樊迟问仁，孔子总是循循善诱，诲之不倦；而对子夏问诗，孔子则欣喜赞赏，称子夏“起予者商也”；对宰予昼寝，孔子是气愤非常，怒骂其“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子路对他面见子南表示怀疑，孔子更是对天明誓，表示清白，一副憨厚老实的样子；对伯牛有疾，孔子亲往探视，哀声长叹“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关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而对颜回更是赞不绝口，在其死后，孔子更是恸哭失声，哀伤无比；对当政者的批评更见孔子真性情，讥之为“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尤其是孔子对音乐的爱好，或“和之”或赞之“尽善尽美”，甚至在齐国听了《韶》之后“三月不知肉味”；而其在川上的一声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更是引起历代学人们的心灵共鸣。这样多情善感的表现正是基于对现实生活中丰富人情，人性的认同和理解。孔子之真情在《论语》随处可见。所以《论语》中的理想人格——“君子”也是应和孔子一样具有丰富情感的人。“君子”不同于俗人的是其对丰富情感不是任其自然而是以礼节之，以德润之，以仁立之罢了。
那么，“君子”虽具有的丰富情感之核心是什么呢？我以为是“乐”。孔子说；“学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把“乐”作为行为的本质力量也是行为的最终归宿。“乐”即是“君子”面世处事待人的基本情感也是其基本价值判断——“生命（人生）是快乐的！”！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得到孔子的盛赞，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颜回好学而“乐贫守道”更是因为孔子和颜回一样有着同样的生命体验。孔子自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乐”不仅是“忘忧”的手段，更是“忘忧”后的人生追求，正是因为有了同样的生命体验这才引起孔子的感叹——“贤哉，回也！”，这也是孔子为什么对颜回之死而痛哭的原因之一吧。孔子在和学生的课间谈话中曾谈到他的理想和曾皙一样——“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我看来，朱熹虽然晚年后悔对此事的解释（见程树德《论语集释》）但他对曾点“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共所之妙”（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还是和孔子的心灵状态一致的。
“乐”虽然是孔子情感世界的核心所在，但他所“乐”何事，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其中的一段话值得关注.“（程子）又曰：‘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沉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为之说”。由之可见，孔颜所乐自非“安贫”那么简单，结合孔子对人欲的肯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和孔子的自我评价（“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我以为孔颜乐处重在“发愤忘食”而“守道”也，所“乐”由道而生，所“乐”者，道也。坚守内心的道德追求而淡泊外在的物质享受。孔子所说的“君子固穷”也正是这个意思。试想，孔子一生贫困交加，颠沛流离，怀才不遇，然而他何以能著书立说，育人三千，弘道守仁，安身知命呢？也许这正是“孔颜乐处”的作用所在吧。其乐无穷，其乐自得！
“乐”不仅是孔子的人生信念和人生理想，也是孔子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追求。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切政治行为的目的不是简单的维护安定，让老百姓避免犯罪，而是在于人民能否真正的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耻”。唯有“知耻”方可“乐”，方可“咏而归”。乐天知命，各得其所，快乐生活。孔子一再强调“为政以德”“为政以礼”正是这个意思。对“乐”的认同使儒家思想中的“君子”不同于的道家“无为”立世而能积极有为；也不同于法家以“刑”治天下而能以和为贵；也不同于墨家以“强”治天下（《墨子非命下》）而能温柔敦厚。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尤其是《论语》）中“君子”既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谦谦君子，也是弘道守仁的正人君子，更是乐天知命的快乐君子。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正是此谓。然而正如孔子所说“文，莫吾忧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君子”之道，重在“躬行”，愿我辈知之且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