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大V陈独秀是如何办报（写文章的）
改造中国，首先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而媒体在其间的作用，不可或缺。理性的推崇、自由平等意识的弘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做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人民福祉的守望者。
觉醒年代: 传媒大V陈独秀是如何办报，写文章的？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作者：陈安庆(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
五四青年节，就要青春洋溢。青春正当时 不予负流年！提起五四就会让人想起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
五四青年节核心精神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一思想内核的提出和践行者，也离不开陈独秀！
最近央视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火了，陈独秀也在此引发很多人的热议，他对于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彼时，陈独秀几乎参加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全过程，从拒俄运动、辛亥革命到反袁斗争；从励志会、青年会、暗杀团、欧事研究会到岳王会；从《国民日报》、《甲寅》、《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更为辉煌的是他成为了“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也是陈独秀最先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
长期以来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旗手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突出，反而被其他文化人盖其锋芒。对此，一位台湾的学者做出了公正的评价：“中国大陆的文化界长期以来高举鲁迅而贬低陈独秀，在台湾及海外则高举胡适而贬低陈独秀，两者都是有欠公平，而不合乎实际的。”
《觉醒年代》以“南陈北李”从相识相知到相约建党的革命故事为叙事主线，全景展现了从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圈粉无数。
这部电视剧热播，火了！为什么？有厚度也有温度，革命人物的塑造不仅有“接天气”的高光时刻，更有“接地气”的烟火气。陈独秀会不顾旁人目光狼吞虎咽涮羊肉；李大钊看到妻儿在院中捉鸡时会纵声大笑……
在这部剧里，“南陈北李”等历史人物不再只是课本中“精神导师”式的高大全，而是血肉丰实、性情卓著的革命先驱形象。
觉醒年代中，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启蒙运动的弄潮儿，其实他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地方，其实他也是办报出身的传媒大V。
在报刊活动的角色扮演中，他担任过组织者、策划人、撰稿人、投资人等多种角色。
多年的报刊实践活动，陈独秀始终围绕“启蒙”和“救国”两个词展开，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实际上是一名杰出的报刊活动家。早在一个世纪前，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创始人，就已善用媒体的力量宣传政治主张，成为著名“报人”。以今天的视角看，他们也是成功的“媒体人”，甚至是“自媒体人”。
为什么这样说，咱们就仔细说一下这段历史。
1902年从日本回国后，陈独秀深知办报对于救亡图存、启发民智的重要作用，拟创办《爱国新报》，后遭当局嫉恨被迫东渡日本。
1903年后回国于上海协助章士钊编辑《国民日报》，开始了他的报刊活动，该报被称为《苏报》第二。
1905年，陈独秀离开《国民日日报》之后，回到安徽芜湖。
经过短暂的休整，他再次走上新闻救国之路。为了进一步开展政治理想宣传，陈独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以此作为自己反清的舆论阵地，坚持宣传政治理念，开启民智，进而使国民觉醒，从而教育启迪更多的国人，投身到未来的革命中。
陈独秀等人主编的《安徽俗话报》创刊。期间陈独秀以“三爱”笔名为该刊撰写了《说国家》《亡国篇》《瓜分中国》等共20篇文章，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后来，“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赴日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
从日本东京辗转回国后，1915年由其主编的《青年杂志》月刊在上海创刊，该刊从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发刊词《敬告青年》。
《新青年》首先大声疾呼，反对礼教，反对伦常，反对男尊女卑的谬论，反对矫揉造作的文言，反对一切宗法社会的思想。《新青年》还发表了大量文章反对以“旧”思想为内核的腐朽文学，如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议》、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周作人的《论“黑幕”》《再论“黑幕”》《思想革命》等。周作人的哥哥鲁迅（周树人）除了发表《狂人日记》外，鲁迅（原名周树人）还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孔乙己》《风波》《药》《故乡》等众多现代白话小说。
▲周树人泣泪为《狂人日记》署下笔名鲁迅。
陈独秀藉文化阵地《新青年》，高扬启蒙的理性精神科学 (工具理性)和民主 (价值理性)。在具体操作上，陈侧重民主 (价值理性)的选择，科学 (工具理性)则流于概念，成为形而上的价值追求。
它的创办旨在中国发动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和旧中国的封建礼教、愚昧思想进行战斗，是中国现代报刊史上和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
1918年，陈独秀等人于北京创办《每周评论》，该刊的出现弥补了《新青年》作为一份纯学术理论刊物无法直陈时弊、批评时政的短板，该刊前后共出版37号。
1919年是陈独秀和觉醒的中国人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遭受了巴黎和会的失败。巴黎和会的“惨败”让陈独秀明白单纯的教育救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反而丢失了山东省，这种奇耻大辱一经见报就激起了国民的强烈抗议。
面对此情此景，陈独秀再次挥笔提醒国民，要擦亮眼睛，认清事情的本质。
在他的《山东问题和国民觉悟》一文中，他将矛头指向了列强，“只讲强权不讲公理，英、法、意、日各国硬用强权拥护他们的伦敦密约，硬把中国的青岛送给日本交换他们的利益”，而中国政府却奉行“秘密断送的黑暗外交”，导致出现现在局面，继而号召国民“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后来，借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春风，马列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陈独秀开始了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的过程。
1920年，在筹建共产党和担任中共主要领导人期间，他亲自领导了《新青年》的改组，还参与主持和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向导》周报、《劳动界》周刊等刊物。
“毛泽东在蒙太奇的画面中登场，风雨飘摇中他发足狂奔，趟过民不聊生的破旧山河。”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中指出：“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毛泽东在雨中慷慨陈词。
中共早期精英有个演进过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期的党报精英大体由原属《星期评论》社成员构成：“二大”前后，《新青年》追随者的五四知识青年走上党报舞台。建党核心人物陈独秀等乃是其中的重要纽带。
陈独秀主持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成员包括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沈雁冰等。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星期评论》社成员为骨干，以陈独秀为领袖。
为何中共创始人及早期领导者中媒体人众多？
因为在当时不少有识之士中，存在一个共识：改造中国，首先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要想光复中华昔日之辉煌，首当其冲的，要造就一代新人。而办报在当时恰恰是启发民智、造就新人最重要的“武器”。
那陈独秀是如何开始接触传媒，并开始办报的呢？
这还要从他接触《时务报》开始，1896年由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创办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
当时梁启超的政论文章因为观点犀利、文笔晓畅，被称为“时务体”，红极一时。
陈独秀就是《时务报》的忠实读者，除了受康、梁等人的办报影响。
受梁启超的报刊舆论思想的影响，陈独秀常把报馆称为舆论机关，把报刊称为舆论的代表，报馆生产舆论，报纸承载舆论。
陈独秀与章士钊、章太炎、孙中山等革命派报人也多有交流和往来。
在日期间，陈独秀集中了解了法国启蒙思想的重要文本，如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以及“启蒙四大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杰出人物的基本主张。五四时期著名的两个口号“民主”与“科学”就是源于法国启蒙主义主张中的“人权”和“科学”。
救国新民 ，是陈独秀整个新闻思想的核心。
陈独秀认为要“救国”就必须先“新民”。
“愚以为立国今世，能存在与否，全属国民程度问题，原与共和君主无关；倘国民程度不克争存，欲以立君而图存，与欲以共和而救亡，乃为同一之谬误。”
陈独秀认为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之前必须进行思想革命。报刊作为通时事、开民智的利器，其基本职能就是传播新观念，把民众从愚昧落后、封建迷信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进而达到改造国民的目的。
▲《新青年》杂志社斗嘴“吃播”。
通时事、开民智，是办报第一宗旨。通过写文章来教育、指导民众，营造有利于改革的社会舆论。
陈独秀通过针砭时弊的手段，发挥报刊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功能，《每周评论》应运而生。
他将该报的宗旨定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
希望通过报刊的监督作用，使政府不敢侵害百姓的利益。
他把“写实主义”运用到启蒙精神中去，融汇科学思潮，让人们在生活中发现思想，醒悟、奋进，把“科学”和“民主”贯穿于他的传媒主张之中。陈独秀注重传媒的实用性，强调“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写实原则，力图以传媒和文学，来重构社会秩序，洗刷时代的污浊之气，其文学传播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启蒙性和批判性。
在创作方法上，陈独秀倡导构建“写实”、“写世”，必须以客观的立场，对现实社会进行正确的观察和深入的体验，作品描写要符合生活的原本面貌，表现出生活的本真状态，揭露出了国人真实的生存境况，传媒作品对现实生活写实描写得程度越高，越能发挥其“治病救人”作用。
针对当时国民的愚昧，现实主义文学以清晰易懂的语言揭露出当时社会吃人的本质，使民众正视黑暗的现实，进而挣脱封建伦理道德的重重枷锁。
在多年的报刊实践中，陈独秀始终以读者为中心，把报纸作为通时事、开民智的利器，十分注重新闻内容的通俗易懂。他谈到，教师们看了，可以学些教书的技巧和法子；农民看了，可以知道各处年成好坏；手艺人看了，可以学些新鲜手艺；商人看了，也可以知晓各地的行情……
《安徽俗话报》的办报宗旨就是：用顶浅俗的话也就是白话，教给当地人学问，好让他们明白时事。坚持走大众化语言的办报方针，在《新青年》创办时就兴起了文学革命，废文言，兴白话，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此后中国文学语言的面貌焕然一新。
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培养了大批白话文读者，衍生了一批优秀的现代白话文作品，白话文完全代替了文言古语，在书面表达语言中的主流地位，影响至今。
这说明，写文章要看读者定位，不需要故意文绉绉，白话文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打破了文学被少数知识分子垄断的局面，尊重民间的审美惯习，书写了底层民众的生活方式，更容易被大众接受。
陈独秀希望通过办报，来帮助读者释疑解惑。
《新青年》一创刊就向读者宣布：“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
陈独秀认为报刊必须面向一定的读者群来办，满足某方面读者的需要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否则都是同一种性质的报纸，其他方面读者的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这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陈独秀重视民意，但是他也强调舆论的引导。
陈独秀认为，舆论是一种群体意见的自然表达，受公众自身的认识水平和外界客观环境的限制，并非总是正确的。“群众心理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础”，所以对舆论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正确的疏和导。
陈独秀指出“舆论就是群众心理底表现，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舆论也是盲目的。古今来这种盲目的舆论，合理的固然成就过事功，不合理的也造成过许多罪恶”。
社会想要进步，就需要有大胆反抗舆论的人，因为盲目的舆论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时中国社会里正缺乏有公然大胆反抗舆论的勇气之人！陈独秀认为，并不是多数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很多时候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一定的时刻需要有报刊承担起这个纠偏的责任。
此外，陈独秀利用报纸和期刊作为其思想的媒介，进行新闻教育，并逐渐形成独特的新闻教育观。他认为只有从思想上改变国民的观念，才能实现中国的富强，而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开启民智。
他反对中国旧式教育中那种被动的灌输手段，反对将神化强加到教育中，反对洗脑式的教育，这些陈腐的教育手段只会让中国与西方国家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面对民国后中国的现状，特别是在教育问题上，他指出“一言教育，贤者皆叹为空谈”。
在当时，陈独秀认为中国落后不仅在于同西方的民主科学相比，更在于千年来形成的封建礼教束缚。这种束缚之下，年轻人难以形成为国为民的大志向。他呼吁 “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然而，当时虽然建立了民国，但中国的教育依然没有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近代列强欺辱中国之时，中国青年虽学习西方的文化，但并无强国之本领，根源上就在于教育本身的问题，中国教育出来的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
这样的青年，又何谈救国图强？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新青年的行为是自由的，在思想上是积极进步的，新青年向往科学民主，挣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
青年要具备自主、进取、实利、科学等现代品质，要有宽广的胸襟和开阔的眼光。
▲辜鸿铭讲《中国人的精神》。
重温百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年轻观众从《觉醒年代》这些人物身上，看到的不仅是过去的历史，更是人生路上奋斗的坐标和向导。
正如李大钊在《青春》中所说，“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回望五四，开始明白国家非天下、民族非臣民！古代中国向来只有国家天下、华夷之观念，只知道有皇帝、官府，而不知晓有民族国家。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国家非天下、政府非朝廷、民族非臣民、中国非世界。
改造中国，首先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而媒体在其间的作用，不可或缺。
理性的推崇、自由平等意识的弘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做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人民福祉的守望者。
（传媒智库—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陈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