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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重与轻

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米兰·昆德拉(1929年一)原为捷克作家，1975年流亡法国。他曾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又译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发表于1984年，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如果是干体力活儿，自然是越重的担子越让人难以承受。但是，在人的生命中，有时候却是轻飘飘的东西更让人感到难以承受。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探讨生命中的重与轻。生命中重的东西让人心灵感到沉重，精神上感到有负担。轻的东西则正相反，让人感到轻松、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作者在小说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是重的东西更有积极意义呢，还是轻的东西更有积极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到底应当选择“重”，还是选择“轻”?

小说讲述了两对男女之间发生的事。一对是外科医生托玛斯和摄影师特丽莎。另一对是画家萨宾娜和哲学教授弗兰茨。这四个人对生命中的重与轻做了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萨宾娜选择了“轻”，特丽莎和弗兰茨选择了“重”托玛斯的情况比较复杂。他对“重”和“轻”的选择都不是出于主动、自愿。“车”与“重”在他生活中交替进行，互相转换。他对“重”与“轻””的体验比其他三人更丰富。

萨宾娜不是小说中的第一主角，第一主角是托玛斯。但是、萨宾娜实际上是唯一个真正体验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人，她也是唯-―个始终选择“轻”的人。作为艺术家，萨宾娜追求绝对自由和独特个性。在男女关系

以秋方面，她不向往什么生死恋，也不想有任何束缚、责任或承诺，也就是说，不想有任何精神负担。因此，她选择只做情人而不做妻子。她先是托玛斯的情人，在托玛斯和特丽莎结婚以后，她还和托玛斯保持着情人和好朋友的关系。她绝做艺术指导。

不会去嫉妒特丽莎和托玛斯的关系，甚至还帮特丽莎找工作，在摄影上给后者萨宾娜虽然喜欢托玛斯，两人做爱时也很有激情，但是她好像主要是在进行富于刺激的爱情游戏，并没有认真对待男女之间的感情。后来，萨宾娜和弗兰茨坠人爱河。当弗兰茨决定和自己不爱的妻子离婚而和萨宾娜结婚时，后者马上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作者告诉我们萨宾娜之所以离开弗兰茨，是不愿让自己和弗兰茨的爱情公开化。一旦她的爱情公开，就有了重量，变成一种负担，她就得扮演某种社会认可的角色。那就是先扮演妻子的角色，再扮演母亲的角色。当她决定离开弗兰茨后，她感受到自由的广阔领域。那自由领域的无限延伸使她感到兴奋。可见她不愿结婚也是因为追求绝对自由。

萨宾娜做有妇之夫的情人，从来都没感到自己缺德。因为萨宾娜最反对的就是去迎合公众，做公众认可的正确的事情。这从她的政治态度也可以看出来。她在当时还是社会主义的捷克的时候，最不愿意参加五一节大游行之类的集体政治活动。移民到国外后，她也不喜欢参加那些抗议苏军占领捷克的集体政治活动。她发现自己讨厌大家声调一致地高呼一样的口号。一个捷克移民政治团体的领导谴责她只知道画画，认为她应该对发生在捷克的事负责任。萨宾娜认为这个领导和布拉格当政者一样爱用政治标准评估别人，而她最反感被别人评估，可能是因为被人评估会感到精神上的压抑。受压抑、受限制都属于“重”的感觉。

萨宾娜在一个西方国家办画展时，举办方把她包装成一个在捷克受政治迫害而被迫离开祖国的艺术家，遭到她的强烈抗议。这可以理解。像她那样追求绝对精神自由的人怎么能容忍别人拿她当政治工具呢?她说她的敌人是媚

小说告诉我们，虽然萨宾娜从小受到的家庭和学校教育都强调背叛是最恶劣的行为，但她倾向于背叛更甚于忠诚。对她来说，背叛意味着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她认为没有比那更辉煌的了，所以她一直扮演背叛者的角色。她背叛了自己的父母，从小离家出走。之后又背叛了丈夫，和他离了婚。又背叛国家，移民国外。最后则背叛了爱情，离开了弗兰茨。每次背叛都给她带带来一种欣喜，因为她又可以有新的背叛的冒险经历了。可是到后来她都没什么可以背叛的了。她只感到生活在空虚之中，感到不能承受的“轻”。作者分析说，我们生活中常会发生一些戏剧性的、成为我们的精神负担的事件。我们要和这负担进行斗争，取得或赢或输的结果。而萨宾娜生活中没有这种“重”的戏剧性事件，只有轻松的事情，所以她最终感受到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这里所谓“背叛”也就是摈弃责任。责任感让人精神上有负担，让人感到心情沉重。萨宾娜追求精神上轻松的结果是感到空虚，也就是感到一切都没什么意思了。尽管如此，，萨宾娜到死都要选择“轻”。她留下遗嘱，要让她的骨灰随风飘洒。她不能忍受死后被埋在坟墓里，被限制在泥土和石头下面。到最后，她唯一的转变是对爱情的态度。在接到托玛斯和特丽莎的死讯后，她突然感到对弗兰茨的异乎寻常的想念。可能是托玛斯和特丽莎二人生死与共的爱情

触动了她。她后悔自己对弗兰茨缺乏耐心，可现在一切都晚了。似乎对她来说，

她选择“轻”的唯一负面结果就是缺乏生死相守的恋人和一个可以称为是自己的家的地方。

特丽莎和萨宾娜正相反，骨子里倾向于“重”。她对爱情执着而专一。她和托玛斯一见钟情后不久，就追随他来到布拉格。此后她始终不渝地爱托玛斯，

哪怕后者不断有出轨行为。有一次托玛斯对她和别的男人跳舞表示嫉妒，她高感受到她感情的沉重才不忍心离开她。

兴得就像得到了诺贝尔奖。可见她多么看重托玛斯对她的感情。托玛斯正因为和萨宾娜崇尚绝对个人自由不同，特丽莎几乎把自己的丈夫看作是生活的全部。有一次，一位女摄影家对她说：“哪怕你拍摄仙人掌，你也是在主导自己的生活。可如果你只为丈夫而活，你就没有自己的生活。”特丽莎马上回答“我丈夫是我的生活，仙人掌不是。”这说明她对丈夫的沉重感情已经压得她快失去自我了。她个人的事业、对艺术的追求等等都已成为她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事了。

特丽莎和托玛斯在瑞士的时候，她总是生活在害怕失去他的恐惧中。她感到他们虽然相爱，可又互相让对方的生活像地狱。这可能就是太沉重的爱会带来的结果吧。双方都既折磨自己又折磨对方。为了让托玛斯得到解脱，特丽莎毅然离开他，只身回到布拉格。可托玛斯随后也不惜放弃自己在瑞士条件优越的工作而回到充满危险的布拉格。我们看到，正是因为她对他的深切的爱才使托玛斯始终追随她。

特丽莎在爱情上选择“重”，不免要承受精神上的压力。她也为爱托玛斯遭受了不少痛苦，主要是因为托玛斯常和别的女人发生关系。为此特丽莎常做和死有关的噩梦。从这些梦我们可以看出，特丽莎把男女之间的事看得很重。对她来说，失去爱就和死没什么两样。托玛斯一再向她解释爱情和做爱是两回事，她觉得自己成了托玛斯的精神负担。她太认真，把什么事都变成悲剧。她希望自己能学会选择“轻”。后来她在酒吧工作时，有一个工程师挑逗她。她就决定尝试一下“轻”的男女关系，也就是随便的性关系。那“一夜情”的结果是她感受到更大的精神负担和折磨。这说明她从本性上就不是能选择“轻”的人。虽然特丽莎为爱情受了很多精神折磨，但她的爱还是得到了回报。托玛斯

选择和她一起去农场生活，从此他再没和别的女人发生天条，她最终得到了福和满足。当她看到托玛斯因为追随她回到布拉格而失去自己的外科医生工作时，她后悔当初不应该离开瑞士。但托玛斯告诉她，他在农场的生活很幸福，整部小说以他们二人在乡村旅馆跳舞和留宿结束。虽然作者早就交代了他们不久就因车祸双双死去，但却以他们的幸福生活做小说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一个美好的余味。特丽莎和托玛斯的爱情是小说中最大的亮点。

特丽莎对政治的态度也和萨宾娜不一样。她搞摄影不是出于艺术追求，而是出于社会责任。在苏军侵占捷克期间，她拍摄了大量苏军坦克和士兵的照片，交给外国记者去发表。有一次她在拍摄苏军军官把枪瞄准一群人时被苏军拘留。托玛斯说她是为了自己国家冒生命危险，但她在做那些事时感到莫大幸福。特丽莎选择“重”虽然遭受不少痛苦折磨，但内心充实。这和萨宾娜过得轻松自如，但内心空虚形成对比。

同样选择“重”的弗兰茨，在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方面似乎比特丽莎还要更胜一筹。他不满足于自己的大学教学和研究生活，觉得那种生活不真实。当他住在巴黎时，每次政治集会和游行他几乎都要参加。他同情革命，向往冒险的生活。小说专门描写了他参加西方知识分子组织的、在柬埔寨和越南边境的大进军。那主要是抗议越南对柬埔寨的侵占，并对柬埔寨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可那次大进军以失败告终。弗兰茨还不幸死于当地抢劫犯之手。不过，从他参加大进军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他希望自己的生命因为参加这次行动而增加重量，也就是获得价值。他不能接受一些明星把这个光荣的大进军变成作秀的闹剧。他想证明大进军是有分量的，也就是有意义的

由此我们得知，弗兰茨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主动选择“重”，正是希望自己的生命有社会和历史价值，使自己的生活有重大社会和历史意义。不叁

加任何政治活动的萨宾娜似乎也不在乎自己的生命是否有重大意义。她在遗嘱中要求把她的骨灰撒到风中，这和弗兰茨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天平上正好相反。后者是要称出生命的重量，前者是不在乎生命重量，只要其自由飞翔。

弗兰茨对待爱情的态度也是非常认真和理想主义的。萨宾娜离开他后，他对她的爱上升为一种宗教感情。他认为是她给他带来了自由和新生。不论他做何事，他都觉得萨宾娜在注视着她。他反抗抢劫犯也是因为萨宾娜曾赞赏过他的力气。他觉得她绝不愿看到他受羞辱和后退。这种忠贞不幸使他丧失了性命。这说明“重”的选择常常会伴随沉重的代价。特丽莎不也一度付出丧失主导自己生活能力的代价了吗?

“轻”与“重”在托玛斯身上有更复杂、丰富的体现。小说一共七章，其中有两章的题目都是“重与轻”，也都是集中写托玛斯的。在离婚后的十年里，托玛斯一直选择“轻”，也就是和多个女人保持轻松的情人关系，绝不结婚。他甚至只和女人做爱而不和女人过夜。因为他认为一起睡觉是只爱一个女人的表现，这样就会发展为结婚。但是他对特丽莎却破了例，留她住宿。因为他对她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情，那种如果她死了他就活不下去的感情。为了让特丽莎不受精神折磨，他选择了和她结婚。可是婚后他出于习惯还是忍不住要和别的女人发生关系。他好像缺乏控制自己的能力。特丽莎的嫉妒成为他的精神负担。特丽莎离开他只身回布拉格的时候，他曾感到如释重负。他觉得自己对特丽莎的爱很美，可也很累。所以他一度高兴摆脱了这种累。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感到心情沉重了。特别是想到特丽莎的痛苦，他就觉得精神上的负担比苏军的坦克还重。这说明他对特丽莎的感情属于“重”的一类。因为他对特丽莎的爱很深，所以才能体会出她的痛苦。他决定辞去在瑞士的外科医生工作，追随特丽莎回布拉格。他想起贝多芬交响乐的主题“非如此不可”。他感到回到特丽莎身边也是非如此不可。他悟出贝多芬视“重”为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必须要做的事属于“重”，而只有重的东西才有价值。

我们看到托玛斯在男女关系方面选择了“重”并不是出于责任感，而主婆是自己的感情使然。托玛斯体验到特丽莎感情的重，也体验到自己感情的重虽然选择“重”会有累的代价，可他不得不选择“重”，因为他不能承受让特丽莎一个人痛苦地待在布拉格。

回到布拉格后，托玛斯很快因政治原因失去了在医院的工作，变成一个擦洗玻璃的工人。他和在酒吧工作的特丽莎因为工作时间不同，平时很少碰面。于是，他又旧病复发，开始和一个又一个女人约会。一天晚上，特丽莎从噩梦中惊醒。她向托玛斯讲述她的梦，讲她如何被活埋，她还告诉托玛斯，她知道他在和别的女人来往。托玛斯十分震惊，没想到自己竟给特丽莎造成这么大的痛苦。他觉得自己的心都要裂开了，好像得了心肌梗死。对特丽莎强烈的爱使托玛斯终于克服了自己对其他女人的欲望。他和特丽莎在农场度过了一段幸福、美满的生活。就连萨宾娜都感慨托玛斯从唐·璜变成了特里斯丹，也就是从花花公子变成了与爱人生死相依的情种。我们看到托玛斯选择“重”的结果不仅是得到了幸福，也使自己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变。

如果说，托玛斯在男女关系方面，因为感情的驱使，走了一条由轻到重的路；而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却由于外界原因走了一条由重到轻的路。当时，也就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那段时间，在捷克有一场辩论，主题是那些曾参与政治审判、制造冤案、让无辜者送死的人该不该为其罪行负责。辩论的中心最后变成那些人当时到底是知道真情还是受了欺骗。托玛斯看了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后，很感慨俄狄浦斯不知真情犯了杀父娶母罪，可他仍然谴责和惩罚自己。托玛斯写了篇“俄狄浦斯王”读后感寄到一家周刊，却被后者删节成了一篇好像很激进的读者来信发表。在苏军占领捷克后，发表自由言论的人都受到清查，托玛斯也在其中。医院领导为了留住他这个最好的外科医生，就劝他写一个收回文章的声明。他其实不在乎收不收回文章，因为他本来就不满意周刊编辑删改他的文章，可是他不能忍受同事们看他的眼光。他看出他们都希

望他写声明。懦弱者希望借他抬高自己，英勇者希望借他衬托自己。他最后决定不写，那也就等于辞职了。他先在一个郊区诊所找到一个工作，可是很快又受到内务部的人的纠缠。他们找他调查周刊编辑的情况，还要他在拥护当局的声明上签字，他拒绝了。为了避免被利用，他索性让自己变成社会底层人物，当上了擦洗玻璃的工人。

从托玛斯的这一段经历我们看到他在政治生活中最初选择了“重”，也就是有责任感和有道德意识的人会做出的选择。但他并非像弗兰茨那样非常主动地去参与政治活动。他只是受到良心的驱使，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而不得已地做出看似沉重的选择。在外人看来，他好像是个为了抗议当局而宁愿自己受苦受罪的英雄。一个出色的外科医生干擦洗玻璃的活儿也很像是在忍辱负重。可实际上，托玛斯并不觉得擦洗玻璃就是受罪。工作的第一天他就感到自己像在享受长长的假期。他当外科医生时的精神压力都没了。他感到轻松自在，好像一下年轻了十岁。

作者曾交代过外科医生是托玛斯从小热爱的职业，是内心深处感到非如此不可的使命。“非如此不可”就是必须要做，也就是选择“重”。可在特丽莎表示当初她离开瑞士，害托玛斯丢失了外科医生工作时，托玛斯不以为然。特丽莎说做外科医生是托玛斯的使命，托玛斯回答特丽莎说：“使命是愚蠢的，我没有使命，没人有使命。知道你自由了，从一切使命中解脱了，是最大的安慰。”我们看到他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最终选择了“轻”，也就是滨除一切使命感和责任感。作者先前曾解释过，托玛斯有变重为轻的倾向。不过，在男女关系方面，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重。

托玛斯在政治、社会生活中从“重”到“轻”的转变，让人想起一些中国古代文人在政治生活中失意之后就去追求闲云野鹤般自由、轻松的生活。中国传统中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情绪似乎是选择“重”，而超然出世的逍遥态度似乎是选择“轻”。总之“重”和“轻”可以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

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一开始就提出了应当选择“重”还是“轻》的他还对“重”与“轻”做了一番描述。他认为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最有强度、最充实的象征。负担越重，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就变得更真切和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一个人会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飘到极高处，离开大地和其在大地上的生活(也就是离开世俗生活)，变得只有一半是真实的。他的行动自由自在，也无关紧要。然后作者问道：我们应当选择“重”还是“轻”?作者在小说结尾处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大概是想让读者自己来做结论吧。

从四个主要人物的经历来看，似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不论做何选择都各得其所。不过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本人似乎更倾向于在男女关系方面选择“重”，在政治、社会生活中选择“轻”。他描写萨宾娜在男女关系方面选择“轻”，可最终后悔自己离开弗兰茨。她感受到不能承受的“轻”。而托玛斯却因为从一切政治或社会的使命感中解脱出来而感受到甜美的“轻”，并非不能承受的“轻”。

作者之所以不那么看重政治使命、社会责任一类，可能是因为感到个体生命本身的分量之轻吧。小说的另一个中译本的题目就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小说作者告诉我们，历史不能重演。所以历史和个人生命都是轻的，不能承受的轻，像羽毛一样轻，像空气中旋转的灰尘，像所有第二天就不存在的东西(第五章第十五节)。因为历史不能重演，每件事、每个行动不能重新来过，不能尝试另一种可能，谁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做才能有更好的结果，所以那些自以为会改变历史或有历史价值的行动可能最终是无意义甚至起相反作用的。

从小说的描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的这一观点。比如特丽莎拍摄苏军坦克横行街头以及布拉格人如何以某种方式抵抗的照片交给外国记者发表。她以为是在帮助自己的国家，可后来有些照片成了为苏军服务的秘密警察抓人的证据。弗兰茨以为大进军会成为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可最后他感到像是在演戏，

托玛斯也曾经必须在政治责任和爱情责任之间做选择。一些捷克的异议人七发起刊登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请愿书。那些人，包括托玛斯与前妻生的儿子，要托玛斯签名。托玛斯知道这请愿书发表的结果只不过是延长政治犯在监狱的时间。可请愿书也可看作是打破沉默的一种呐喊。托玛斯不知自己该不该签名。为了儿子他打算签名。可当儿子说签名是他的责任时，引起他反感。似乎责任这两个字只让他联想到对特丽莎的责任。为了不伤害特丽莎，他决定不签名。对他来说，特丽莎是他的全部和唯一所关心的。他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丽莎幸福。这说明他在政治责任和爱情责任之间选了后者。不过，后来作者又告诉我们，托玛斯对那一伙无所畏惧、似乎被深刻友谊绑在一起的人怀有感情和尊敬。我们也看到虽然特丽莎和弗兰茨最终为自己的政治举动所带来的结果感到沮丧，但他们在参与那些政治活动时是无比兴奋和幸福的。那可能就是一种觉得自己生活充实、有强度的“重”的感觉吧。

那么，我们到底应当选择“重”，还是选择“轻”呢?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不同选择带来的不同感受和结果。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追求做出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