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德之人”到“文章之徒”（中国古代文人观念的变迁之路）
文人的含义，在每个朝代都有所不同。战国以前，文人主要指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君子，注重的是个人的品德修养。
汉代至魏晋这一时期文人的含义发生了转变，一方面它继承了战国以前文人重德的内涵。另一方面文人开始关注知识的储备以及写作文章的技能。
魏晋以来，行文作诗已经成为文人的必备技能，而过于看重学术以及文人的写作能力从而忽略了对文人道德修养的考察，以至于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有才无德的文人。
一、文人是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能作文章具有良好文学素养的读书人，但是在古代，文人的含义经历了从具有高尚道德的“文德之人”到擅长写作的“文章之徒”的一段历程
“文”最早见于甲骨，其本意为“文身”，具有符号的作用，而后随着文明的演进，“文”具有了其引申意义，指人们用文字或其他表意符号来交流、记录与传递经验，在其过程中用物体作为承载文字或其他符号的载体使其物化。简而言之，“文”是文明更是文化，指人类文明的成果。
而“文人”一词在当今有四种含义，著名诗人张修林认为“文人”指在人文方面有着创造性、富含思想的文章作者。其次，文人亦指代从事艺术、文学或者具有人文情怀研究社会的人。
再者，文人指代文章著作丰富的读书人。唐钱起的《和万年成少府寓直》中曾写道：
“赤县新秋夜，文人藻思催。”
文中的文人指的就是此意。最后，文人还指代文德者。《书·文侯之命》中曾写道：
“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其中文人指的就是文德者。在战国以前，文人不仅指文德之人，而且指代文德的祖先。
而与“文人”一词联系密切的当属文章，文章在先秦时期也具有道德教化的含义。文章本意为相交错的色彩或花纹。《后汉书·张衡传》曾记：
“文章焕以粲烂兮，美纷纭以从风。”
而后文章还有礼乐制度与道德教化的意思，《论语》有记：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胡其有文章。”
文中的文章指代礼乐制度。
而在战国以前，文章常为圣人言，有等级规范与道德之涵意。而朱熹认为文章是品德的外在表现，威仪在文章的字词之间所蕴藏。由此可见文章具有精神意味与著述文章的内涵，当然文章还指代才学与曲折隐晦的含义或情节，在此不多加赘述。
二、汉代文人一词的内涵具有过渡性质，他们在强调德行的基础上重视写作文章能力，体现了个体精神特质与能力的结合，这一时期培养了许多既有高尚道德又有深厚文学功底的人
现代意义上的“文人”一词出现于东汉时期，王充曾言：
“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
王充所认为的“五文”中的最后一方面是对先秦重德之文的继承，其余几个方面则是对文人含义的新拓展。其“五经六艺”与“诸子传书”指的是人的学识，而“造论著说”与“上书奏记”指代的是人们文章写作的能力。
观王充对于“文人”这一词的划分，不仅体现了对“文人”的道德节操的关注，同时也体现了对学术的能力的重视。这些方面在当时的政策与文学形式中体现的淋淋尽致。
西汉时期汉武帝就崇尚儒学，后来为了思想统一，下令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一政策不仅维护了封建统治而且掀起了学习儒学的风潮。以致东汉士林崇尚经学，注重学习儒家的道德观念。
儒家学说注重品德修养，提倡用高尚的德操去感化他人，同时还提倡世人追求更高的精神世界，要做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要有高尚的道德与独立的人格，以致于在东汉有很多文人喜欢集群游艺修行而不去入朝为官。
这些在外游艺的士人喜欢著书立说与传道授业，这在当时不仅掀起交游之风而且推动了当时文学的发展。两汉时期注重文人的文学修养，其主要文学成就包括：汉赋、散文与诗歌。从汉赋的形式与内容看，它分为大赋和小赋。
大赋篇幅较长，结构恢弘，言辞华丽，主要是歌功颂德之用。而小赋没有大赋华丽而夸张的辞藻，它篇幅较小比较精简凝练，文采清丽，主要用来讥讽事实与抒情咏物。而汉代的散文对文章的写作技能也有一定的要求。它强调以史实为依据，用论据与观点引领文章。
再者，喜欢用对比论证的方法去突出自己的论点。最后，它的语言具有词赋的特色，强调铺排与渲染，行文多用骈偶，使得文章读上去铿锵有力与，而且两汉散文的句式变化多样，这样不显枯燥。这些都表明的当时的文人不仅仅继承了先秦文德之人的含义而且也指代文章之徒。
三、魏晋南北朝以来，文人指能作文章的读书之人，看中的是其技能，从而抛弃了先秦以及两汉时期“文德之人”的内涵，文人成为了“文章之徒”的代称
曹丕曾对文人的品行有所评述，《与吴质书》曾言：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
曹丕认为应该对文人与其他社会身份与地位区分开来，将能写作文章作为衡量文人的核心标准。这一时期，古人对于文章地位的改变可窥见文人内涵的转变，文章指代的是文学作品且为单篇作品。
其中单篇作品与学术著作又相互区分，这说明了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的分离，即文章独立于学术。魏晋时期对于文人写作能力的重视，导致文人地位的提升。
从历史传记可看出其地位的提升，这一时期传记中记载的文人事迹不胜枚举，更有为著名文人单独立传 的现象。《隋书·文学传序》中曾记：
“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
从中可知，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对于文的价值极度推崇，更有甚者以“文人”的身份受到统治者的看重，这些都体现了当时重视文人的特点。然而，社会对于成文能力的看重导致出现了许多有才无德之人，以至后世对于这些人持否定评价。
《魏书·文苑传》曾记：
“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
由此可见这种文人已经失去了先秦时期文人应具备的高尚的德行，尽管他们才思敏捷，但已然不是儒家学说中真正的文人。而这印证了魏晋时期“文人”之词已经脱离了道德含义，而是作为人们炫耀才华和沽名钓誉的一种展现。
魏晋以后，文章的定义趋于明晰，一方面在文学体制上有所分野，另一方面在内容与艺术特上也存在显著差异。文章的体制包括了狭义散文、骈文、诗歌以及辞赋。形式上，是单篇的文章且文章的择取以文采为上。
由此可知文人这一内涵在这一时期固定下来，并具当今文人的含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文人内涵的固定以及对写文章能力的看重导致后世对于此时期的文人德行多有批评。
纵观先秦至魏晋以来文人内涵的演进，其经历了明晰两次变化。第一次“文人”从先秦时期的有德之人转变为文与德并重之人。第二次“文人”从两汉时期文与德并重变为文章之徒。
其文人含义的转变不仅仅体现了古代文明的演进，更体现了社会的风气之变化。如今，文坛不良风气盛行，大有失德之人存在，国家应该在注重知识教育的同时加强素质教育的投入，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美德，使之恢复两汉时期文人风采。
参考文献：《和万年成少府寓直》、《与吴质书》、《隋书·文学传序》、《魏书·文苑传》、《书·文侯之命》、《论语》、《后汉书·张衡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