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诏文写作巨匠：欧阳修（唤醒了骈体诏文的发展活力）

自庆历三年授命知谏院一职，到嘉祐六年擢升为参知政事的这十八年中，欧阳修一直处于知谏院和知制诰等朝廷要职位置，然而依实际来看，其任制诰却为庆历三年末。据考察，此段时间欧阳修并未有骈体诏文的创作。

庆历四年八月甲午，保州发生叛乱，欧阳修除龙图阁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这一时期，欧阳修的仕宦之路较为辉煌，管制历经前后的提擢，骈体诏文的创作也在此时得以涌现。

据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统计，创作数量方面，欧阳修仕宦中期创作的骈体诏文 272 篇，创作内容方面，欧阳修多代天子执照王言，序君主之情意，勉官吏之行举。

欧阳修诏令的政治见解与文道观念

一、政治见解：推崇礼治 关切时政

作为北宋大儒的欧阳修,他直接继承了儒家传统的礼治思想,并在北宋中期“纪纲日坏”、“因循宽驰”的情况下,主张恢复礼义来统治国家，同时将“忠信为臣”的礼义理论投射于生活实践,以此制衡官吏的言行举止，增强他们忠君爱国的民族气节。

在洋洋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上，五代被定义为尊卑失序的“乱世”，欧阳修担忧北宋重蹈前代覆辙，在其一生的官宦生涯中，他一直主张用礼辨别上下尊卑。

他的德治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反对苛刑暴政。他认为即使是罪大恶极的“小人,只要统治者施以恩德,也能变为“君子”。 其二，主张对百姓实行宽简政治,减轻百性负担。要达到民安而不忧，推行宽简政治，他为政期间,提恤民力，所作诏文,其中很多都是劝谏请求减免欠租、赈救灾民的，把关心人民疾苦作为已任。

仁义与功利从来就不是被割裂开来的，高仁义、轻功利的行为或者求功利、轻道德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欧阳修不仅通过尝试仁政成功解决了王朝阶级矛盾,而且从政务角度实现了北宋和谐稳定的社会功用，这也是欧阳修不同于一般政治家的心怀与胸襟。

二、文道观念：不为空言 明道致用

欧阳修大力改进骈体诏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中期开展的古文运动影响极其深远。古文运动之后，“始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这一影响也迅速反射到骈体诏文的创作之中。欧阳修的诏文内容充实，都是有为而作。欧阳修认为求实尚质应该成为典型应用文尤其是骈体诏文的样貌表征，应用文文体更要能“革弊”、能“救亡”。

欧阳修曾言：“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观其言辞，欧阳修对参与政治的热情是要高于文学创作的，他认为文学并非空谈，应以促进政治时务，解决社会问题为旨归。

欧阳修担任北宋朝廷要职时期，此时的北宋已由繁荣逐步走向衰落，作为一代伟大政治家的欧阳修迅捷地捕捉到阻碍国家向前发展的重要障碍“三冗两积”，面对此危机与存亡，欧阳修时刻想着改革时弊，挽救颓势，欧阳修在政治上的尝试值得称赞。

欧阳修诏令的体式分析

欧阳修具有词臣和知谏院的双重身份，在位期间创制制诏类文书 272 篇，其一为制书；其二为诏书；其三为敕书；其四为册书。

一、制书

至和元年除授翰林学士之前，据统计，欧阳修代写了 160 篇制书，这些制书在篇幅上以短小精悍为特点，篇幅较长的可达百余字；短的则五十字左右。在行文格式上，基本保持了前人代写制书的一般文章组织方式，但加入了少数散语，使得文章叙事性较前人更为集中畅达。

这里以其最具代表性的制书《皇叔荆王元俨可赠徐兖二州牧追封燕王加天策上将军制》作出格式分析：此篇制书共计三百字；

文章开篇常有“敕”“敕具官某某”“敕具官”“敕具官某等”“敕某”等几个大字，这与前人所拟制书文章开篇上并无不同，但欧阳修骈体制书在格式上已有创新，如文末以“可”字结尾；正文内容中常有“惟尔”或“以尔”为起，随后紧接着阐述功德，以及表明授官来由。

二、诏书

诏书，亦称告书，六朝前，诏书行文骈散结合，共赴叙议；其后，沿用偶俪尚辞，骈句主导，唐宋古文运动之后，又向骈散整合复归。

北宋诏书的适用范围很广，涉乎赏赐、优待、诫免官吏及平民等。在授命翰林学士后，欧阳修开启了较长时间的代写诏书工作，据检索，其创作的诏书有60 余篇，这些诏书的内容大多倾向皇帝奖谕大臣。

据检索，此类奖谕诏共有 24篇，数量巨多，占据其诏书写作的三分之一，且这类诏书创作上都有明显的共性之处，文末都以“尤用叹嘉”“良增叹嘉”“深用叹嘉”“但深嘉尚”等字收束全文。作为采骈入文的诏书，若能偶用散语，更能达到文意连贯，文气无阻的行文效果。

三、敕书

据检索，欧阳修代写了 37 篇敕书，较制诏两种体式而言，数量不多，但从其格式内容而言，极具创新与开拓。这些敕书主要用于奖谕与劝诫，适用对象包括外藩和本朝官员及其臣民。

欧阳修创制敕书，大都来敕谕官员，此类合计 34篇，数量最多，其文题涵盖“赐某某敕书（诏敕）”几个大字，文末凸显“效”“勉”“勤”“嘉”等，文章行文组织上主以骈体，文辞绝伦有力，文气瞻雅厚重。

此外，欧阳修还代皇帝拟写了《劝农敕》与《颁贡举条制敕》，这两篇所涉及的敕谕对象为臣民群体。《颁贡举条制敕》详尽陈述了擢升政治官员的标准依据、擢升过程以及任职厚责，欧阳修对此进行了一一举例，可供文人士子规范自身品行作为参照。

四、册书

欧阳修创作的册书数量很少，仅有《淑德皇后册文》、《真宗皇帝册文》、《翼祖皇帝册文》3 篇，其册文直接将“某某册文”命题，内容多为恭祝之语。

《淑德皇后册文》，借用了《诗经·邶风·静女》中的诗句，以此赞美淑德皇后的贤德；《真宗皇帝册文》通过对真宗皇帝在位期间的励精图治以此提醒皇帝要时常反省躬行；《翼祖皇帝册文》通过感念先祖的建国兴邦之功以此劝勉皇帝要奋发图强，不可沉迷奢靡。

欧阳修诏令的艺术特色

一、骈散兼行 气韵流动

欧阳修创新了骈文，在制诏写作上亦作出改变。在创作中，欧阳修将长对与虚字结合，驱动骈文散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欧阳修的诏文得续前人，又有精进。

以其代表作《赐翰林学士尚书工部郎中知制诰王洙奖谕诏》一文，开篇先以五句散语交代了本奖谕诏的来由，即王洙在温成皇后的葬礼一行中勤心忠事，妥帖完备，接下来以六句骈语就王洙的勤政尽职这一表现予以夸奖。全篇先散行叙事，后骈语称颂，语言恳切，褒奖有力。

二、少用典故 晓畅自然

诏文在创作中常“引据大义，正之经典”，但用典的疏密和自然晓畅，受力才华而定。宋前的诏文沿袭了晚唐五代文风，为求精美，多好用典，但文意涩，文气梗塞。

欧阳修认为文章创作应服务于政务，必须实用求质，为实现这一目标，欧阳修诏文创作中少用典故甚至不用典故，力求通过自然平易的言辞更为准确具体的传达情意，使其具有“明白晓畅，用笔如舌”的特征。

欧阳修用典力避生僻，一般选用通俗易懂的前代史实与明白晓畅的儒家典故入文，由于其常将典故作为论据辅助叙事，因此其诏文并非对句工整，但语言却能晓畅自然，笔法传神。

如《通商茶法诏》：全文开头以天子视角引出统治者应该重民、惜民，接着追溯茶禁的源头，以此作为颁布茶法诏的史实依托，然后表明当下茶法令的弊端与不足，最后以“郑心恻然”之语，委婉表达皇帝对此情形的深切担忧进而为说明解决措施，提供情感依托。句式骈句散体共存，语气谨严含蓄并用。

三、语调顿挫 流畅自如

欧阳修对句尾的平仄极其讲究，并提出文章写作要把平仄声配合协调。骈俪文的平仄并非字字相对，但句尾平仄相对则可加强联句之间的节奏，欧阳修对此有过一定的考量，也将句尾平仄完美附和在诏文写中之间。

句子内部之间的平仄，尤其句尾的平仄以相对取胜，诵读这些句子，节奏音律感极强。此外，联句之间的平仄衔接上欧阳修也考虑独到。以《赐右领军卫将军克冲奖谕敕书》为例：这则敕书的格律相当谨严，每句句脚平仄相间，且出句对句平仄几近相符，环环相扣，回环往复，节奏突出，极富韵律美感。

欧阳修所作的另一类骈体诏文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声韵平仄之偶对，但全用散语长句形成对偶，在语意上有一种和谐顺畅之美感，此外，欧阳修为了析事精当，在诏文的分句安排上构思独特，避免言不由衷。

如《赐翰林学士尚书工部郎中知制诰王洙奖谕诏》：形式并非偶对工整，但欧阳修意在摆脱骈文偶对的限制，以文章内容驾驭字句，使得文意通晓，论事详尽，使诏文“既有一般对偶体现出来的语言艺术变形与巧夺天工的极致，也有长对的闲散容与，直行无碍”。

四、多重叙事 隐微独喻

欧阳修的诏文在行文叙述中更多融入自己的切身感受，委屈精进，而又自成一派，随着前后时间、处境、心境的变化，对于同一事件的呈现方式与意味也不相同。

以其诏文《颁贡举条制敕》为例，试作分析：此篇诏文写于庆历四年春的“久兴师旅，重困黎元”情势导致整个国家面临崩痪的局面，饱含忧怜之心的仁宗皇帝立刻在全国上下发布了“信赏必罚”的号令，并开始注重立国之本中农业的发展。

为了配合这一号令与举措的落实，简拔合适官员，欧阳修替天子拟制了《颁贡举条制敕》，在此敕书中，欧阳修层层铺垫，言明了选官标准与任职有责，凝练含蓄，寄意深远，拳拳报国之心跃然纸上，体现了高度的文学技巧，诚如刘麟生在《中国骈文史》中所言：“欧公之骈文，富于创造风格，自能令人景仰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