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时代诗歌：普希金之后（俄国文学史的又一座高峰）

春季的一天有个坏孩子

用刀割破了白桦树——

晶莹的树汁一滴一滴地

犹如眼泪汩汩流出。

然而创造力并未马上

在繁茂的枝叶中

衰竭和干枯——

枝叶依然如故，

温柔地微笑和招摇，

接受着阳光的爱抚。

这是俄国诗人费奥多尔·索洛古勃写于1887年的诗歌《春季的一天有个坏孩子》，在2020年的春天吟诵，依然应景。坏孩子与坏孩子不同，但春天是一样的春天，悲伤是一样的悲伤，希望是一样的希望。

索洛古勃所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俄国文学史上的“白银时代”。20世纪俄罗斯那些最伟大的诗人，均出于这个时期，包括勃洛克、阿赫马托娃、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茨维塔耶娃等。

他们用诗歌描写彼时的社会、文化以及其他种种，为那些黑暗而哀叹，又对未来的明亮满是期待。

今年年初上架的《白银时代诗歌金库》，收录了彼时25位诗人的400多篇诗歌名作。这些诗作跨越了地域，在一个世纪后依然给人以力量。尤其是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我们，会从这些诗作里发现一束束光，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为什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国文学史上被称作“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是相对于普希金为代表的十九世纪前期俄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而言。所谓‘黄金’‘白银’，乃时代之喻耳，并非诗歌品质上的差异。这两个时代，恰好代表了俄国诗歌发展史迄今为止的两座高峰。”《白银时代诗歌金库》的序言中，译者、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郑体武如是解释。

据郑体武介绍，不同于黄金时代普希金的一枝独秀（“黄金时代”甚至另有“普希金时代”的别名），白银时代无法以任何一位诗人的名字命名，诗风多样，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和未来主义等文学流派各有创作主张。

在论文《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研究中》，郑体武曾分析了诗歌在这一时期再度崛起高峰的历史文化语境。始于1861年的一系列改革，使得俄国的经济秩序在破与立之间波动不定，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学生游行，甚至武装斗争的浪潮此起彼伏，思想也随之挣脱了框架，往更加自由多元的方向延伸。

农奴制被废除之后，俄国城市人口增加，教育范围扩大，为后来文化生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艺术开始面向大众。“画家、音乐家、导演现在面对的是全新的观众，艺术因此获得了对国家精神生活前所未有的影响力。”郑体武写道。

俄国的艺术不仅跨越了人群，也走出了国界。那些艺术家、文学家并没有拘泥于俄国社会本身，也观望着更远的地方。这一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亚历山大·勃洛克曾用诗句表达过俄罗斯与整个欧洲的文化交流：

我们热爱一切——

冰冷的数字的酷热，

还有那些天国幻象的馈赠，

我们理解一切——高卢人的机智，

还有日耳曼天才的艰深晦涩。

作家的地位也较之以前有所变化。新闻检查预审制度废除，出版物大量涌现，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市场。

“俄罗斯作家在普希金时代费了很大力气才获得职业地位，他们在1859年创建了文学基金会，可以为同行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然而从总体上说，在19世纪末以前他们依然是各自阶层的‘叛逆’，如托尔斯泰是地主阶层的背叛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教会学校或师范学校的背叛者。只是到了20世纪初作家才成为真正的职业人士，成为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分子中一个独立阶层的代表。凭借大量的刊物、书籍、文学晚会和评论，这些新型的文学家可以提高身价，从而成为公众的宠儿，成为大众传媒的明星。”

《白银时代诗歌金库》中收录了象征主义领袖瓦列里·勃留索夫的10首代表作。据郑体武的论文，勃留索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化生活的中心人物之一，被高尔基誉为“俄罗斯最有文化修养的作家”。勃留索夫早在青年时代便立志承担极大的道义责任，开创新的诗歌艺术，力求走在时代前面，而非与时代并行。

郑体武在介绍勃留索夫时写道：“他的诗风格稳健，硬朗，犹如铜铸一般；形式灵活多样，充满不懈的探索精神和试图包罗万象的气魄。”

比如这首《每一瞬间》中的片段，诗人对当下的愤怒、未来的渴求、战斗的决心，尽在其中：

每一条路上都能遇到奇迹！

这个世界乃是另一世界的影子。

这些思想来自那个地方，

这些诗乃是台阶的最初一级。

再比如《灰色马》的最后一节，字里行间流露着诗人的某种失望：

但兴奋和恐惧延长了——短暂的一瞬。

瞬间过后慌乱的人群已经不见踪影：纵横交错的街道上开始了新的车水马龙，

一切又都撒满了跟平时一样的光芒。

没有人能够回答，在喧闹嘈杂的风暴中

那场从天而降的幻象真的有过抑或空梦一场。

只有一个从厅堂出来的妇人和一个疯子

还在伸着双臂追赶已经消失了的幻想。

可就连他们也被汹涌的人流冲走了，

好似被遗忘的诗句中多余的词语。

公共马车、出租马车和轿车风驰电掣，

怒气冲冲的人流没有枯竭。

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依然能从勃留索夫的诗歌中找到共鸣，发现今天种种的文学影子。与诗人相比，我们已经身处不同的时空，面对不同的敌人，但我们依然在战斗，并且渴望胜利。尤其是在这个冬春之交，一场疫情将人世百态残忍地推到我们眼前，让人不能遗忘。

书里还收录了旋律诗大师康斯坦丁·巴尔蒙特的诗作。在《无言》这一首中，巴尔蒙特写道：

俄罗斯天生具有一种倦怠的温柔、

秘而不宣的痛苦和藏而不露的忧伤、

难以排遣的悲哀、默然无语、无尽无休，

寒彻骨髓的天空、渐渐离去的远方。

不知道有多少读者会被这“倦怠的温柔”所打动。何止是彼时的俄罗斯，又何止是一个国家，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个体，或许都会有这种“倦怠的温柔”，安放着那些无处诉说的痛苦和忧伤。

《白银时代诗歌金库》分男诗人卷和女诗人卷，后者收录了9位女诗人的210余篇作品，包括中国读者熟悉的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等。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甚至在整个世界，女性的受教育水平、话语权、公共事件参与度等都无法与当下同日而语，她们想接近文化，并且成为文化的创造者，要比今天难得多。

因此，“白银时代”这些女诗人的出现显得尤其珍贵。“她们以不羁的反传统形式，宣泄自己的精神苦闷和生存窘迫感。在大时代的悲伤基调之下，她们或寻觅神秘的彼岸，或追思遥远过去的文化余韵，或缠绵于不可得的朦胧爱情，创作出了极具个人风格的诗歌。这些作品从独特的角度反映了这个时期整个俄国的社会现实和精神状态，也成为了她们各自绚烂一生的最好注脚。”《白银时代诗歌金库》的封面上如是介绍。

季娜伊达·吉皮乌斯作于1905年的这首《溢水口》，大概是当时很多知识女性的心声，对那些更多的被困于家庭厨房和田垄车间的、被工具化的女性来说，则是关于自我和自由的启蒙：

我心忧郁、阴沉，

戴着词语的枷锁。

我是一汪黑水，结着霜雪，

在封冻的两岸之间。

你不要到我的近前，

怀着人类可怜的温存，

灵魂以挡不住的先知先觉

幻想着雪野里的火。

假如在迷惘而多刺的心中

你看不见自我，——

那说明它沸腾的冰冷对你

已经一无所求。

再比如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他喜欢……》：

这世上他喜欢三样东西：

晚祷时的歌唱、白孔雀

和破损的美国地图。

不喜欢听孩子们哭，

不喜欢喝马林果茶

和女人的歇斯底里。

……而我是他的妻子。

1910年写下这首诗的阿赫玛托娃或许不会想到，一个多世纪后，她诗里的那些场景依然是很多家庭的真实生活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