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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一句“朽木不可雕也”(让这名学生被后世误解了千年)

句子大全 2015-04-14 18: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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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我是孔子门下四科“十哲”之一。为言语科之首,其便辞巧说在《论语》及其他文献中多有体现,喜提出问题并对此与孔子进行辩论,故颇受教责。

从《论语》来看,宰我严辞利辩却又随性散漫,离经叛道却又颇有创见。

其中,“宰予昼寝”反映出宰我的“困而不学”,故为孔子所批评;“哀公问社”反映出宰我有意鼓动鲁哀公应该以栗树立威;“仁者之问”表明宰我已经洞见“仁”在实践过程中的困境;“三年之丧”表明宰我意在探究丧礼中的经与权;“位列四科”表明孔子晚年对宰我给予了高度评价。

但总体看来,《论语》所择选关于宰我的篇章以其受孔子批评斥责居多,似乎宰我的缺陷要多得多。这就很容易造成后人对宰我的误解和偏见了。

一、宰我何许人也?

宰我,姓宰,名予,字子我,亦称宰我。春秋末年鲁国人。其名为宰我,或许被长辈寄寓了其能主宰自我的期望,而今能见于文献记述的宰我的性情特点与行事风格,恰好能洞见其肆意率性、自主自决的一面。

宰我之生卒年,多不见于古籍记载。通过估计上寻找到的一些蛛丝马迹,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宰我生于鲁昭公二十年也即公元前 522 年。但其卒年却已是无迹可寻了,况且《论语》中对宰我有所设计的篇章本身也较少。

宰我作为“孔门十哲”之一,与当时的孔门其他弟子相比却表现出了明显的与众不同,甚至在言行方面有些出格和另类,如士人君子应端方雅正,严于律己,而宰我偏随性散漫,昼寝怠惰;孔子恶夫佞者,而宰我恰善利口辞辩;孔子孜孜好学,尚仁信礼,却斥予之不仁,言过于行,为朽木之才。

他并非如颜渊一样被被标榜为传统标准上的好学生,或许正是因为其不入流、不合群,历史上对于宰我的评价毁誉参半,既曾配飨于孔庙之中,又承担“孔子耻之”之罪名。

二、《论语》所见宰我篇章考

宰我主要因在《论语》中的出场而为人所知,也恰恰是因为《论语》中寥寥数语竟多是对其的责备之语,尤其因为“昼寝”被孔子责之为“朽木不可雕也”,成为后世教材的反面典型,导致后世对宰我的诸多误解。

当然也有一部分文献充分肯定了宰我的才华和人品,由此形成截然不同的正反两方态度。

但要说人们对宰我的评价为何会出现两边倒的情况,则主要是因为其对《论语》所载评价宰我的材料存在不同价值判断的解读。

论语当中一共有五则与宰我有关的篇章,分别是《宰予昼寝》、《哀公问社》、《宰我问仁》、《宰我疑礼》以及《位列四科》五篇。

(一)宰我昼寝

当中以“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这一千古名句为人所熟知。这是孔子对宰我昼寝的严厉批评。

如果仅仅是白天睡觉,现在看来是很小的过失,孔子何以如此生气不禁让人匪夷所思,因此古往今来的诸多学者都试图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其中之一的原因,即从一贯崇尚好学并躬身实践的孔子看来,白天睡觉实在是自暴自弃不

知奋进的“困而不学”的表现,所以孔子以宰予为例教育鞭策弟子好学上进,言行一致。将宰我之失书诸笔端也是为了对后世起到警诫的作用。

其次则可以从“礼”的角度入手,即“古者君子不昼居于内”,认为古代寝宫大小以及就寝时间等等都有严格的礼制规定,宰我昼居于内是非礼行为,孔子一生呼吁“克己复礼”,所以才会被宰我触怒。

不过,值得提出的是,目前学界有学者力图将昼寝之义向外延伸,凡此之举无外乎是想为孔子的严厉批评做辩护,其实就篇文来看,从孔子“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孔子生气的缘由并不仅因宰我昼寝这一小事,其关键在于“听其言”。

宰我之自由散漫或是天性使然,孔子只需勤加勉励,断不至于如此气愤,而“听其言”则反映了宰我可能不止一次向孔子做出要勤学不辍、认真对待课业的承诺,然其最终也不能持之以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甚至白天睡觉被孔子撞见,因此宰我过错之要,就在于他的“不信”,而非“不学”。

再者,于当时情境之中,孔子免不了说出一时气话,责之深则爱之切,因此语辞过于严厉,是无需过度质疑和申辩的。

(二)哀公问社

社(主)即社稷之神,土地神的神主。

从其社稷意义上来说,人们对社神的崇拜应当兴起于农业文明之后,土地滋育万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基础,所以普遍立社祭祀,以祈求获得神灵的庇佑,社稷也成为国家之代称。

从篇章中孔子的言论,不乏消极遁世的思想,足见其此时已步入晚年,心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已不是晨门口中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了,哀公问社时孔子尚能听闻,说明此事大约发生于哀公十六年之前几年,至二十七年,哀公奋起讨伐三桓,然一败涂地终致流亡身死,可见当时孔子对宰我的责备与规劝确实一语中的。

此时鲁国形势本末倒置,季氏等三家的势力早已根深蒂固,与定公时期迥然有别,宰我在这段时期起到了诱导君主除灭三家的作用。

但在力量悬殊的状况下,他这种行为非但不能成功,只会招来杀身之祸引起鲁国的政乱而已。

另外,宰我对鲁哀公的诱导也有质疑西周礼制之嫌,而孔子志在恢复周礼,常有“吾从周”、“吾其为东周乎”之语,从这方面来说,二人难免会有价值观上的相左之处。

但宰我能够直率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其张扬的个性和无畏的勇气可见一斑。

(三)宰我问仁

本篇中宰我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即“君子既依于仁,假使仁在井中,亦从而依之乎?此问可谓思考深入,发人深省,而孔子亦另辟蹊径,以正理驳之。即“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其实,孔子并没有正面回答宰我“从”还是“不从”的问题,因为以孔子之智,悲剧之间的任何选择都有违于仁义,所以他直接否定了这种鲁莽盲从的“仁”,但也算是变换角度为这一两难问题寻了一个解法,教诲宰我仁者必有智,并且委婉的责备了宰我,对于问题本身予以了反驳,实属高明之举。

(四)宰我疑礼

春秋之际的中国尚处于农耕文明时期,尽管农耕文化的早熟催生了礼乐文化,但文化精神依然根植于农耕。

宰我提出的“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已经认识到礼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存在某种张力。

宰我认为三年的丧期太长,三年不行礼乐将致于礼坏乐崩,“钻燧改火,期已矣”,创造性的提出丧期可以缩短为一年,并向孔子陈述了自己的理由。

但涉及到了维护礼乐的问题,还把农事更迭、生活安排等等也考虑进去了,无疑具有革新意识,较之,宰我之论与后来墨家的“节用”、“节葬”、“短丧”的主张极为相似。

于此,墨家或许吸纳了宰我的思想,或曰墨家的思想有可能就是沿着宰我的理论路径展开的。

但是孔子对宰我的担忧置若罔闻,其从仁爱、孝道思想出发,希望宰我能够反躬自问,如果仅仅用一年服丧而后衣锦食稻难道不会愧对父母恩情吗?

将有关三年之丧的思考引向了情感层面,以此来使宰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宰我同样置之不顾,仅以“安”答之,故孔子反复说道“汝安则为之”,斥责宰我“予之不仁也”。

其实以宰我之智,必然能领会孔子之意,但其性格中有不盲从的一面,不轻易为迎合他人而改变自己的立场。

朱熹曾注释道:“此章宰我问三年之丧,其意本为讨论礼制……而孔子之责宰我,辞气之厉,俨若昼寝一章。”

那么孔子为何如此生气?

其实根本问题在于宰我与孔子之间对于“礼”的看法有着巨大分歧。

但无论如何,宰我敢于表达不同于老师的观点,从现实出发理论三年之丧的弊端,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以及无畏的胆量魄力,都是值得后人肯定和赞许的。

(五)位列四科

孔门“四科十哲”是孔子对于其诸弟子中有某方面突出才能者的归结和赞扬,出自《论语·先进》篇。

令后人意外的是,《论语》中尽管大部分是对宰我的斥责之辞,但其却能够位列“四科”之言语科第一,也表明宰我确实具有值得为孔子称道之处。

结语

通过所涉宰我之《论语》五则结合其他文献的深入解读,可以看出宰我的言论都是很大胆犀利的,不唯师,不唯上,有深刻的问题意识,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不随波逐流、屈意逢人,这也难怪他在《论语》中留下了一个偏负面的形象了。

现今看来宰我甚至颇有一点庄子逍遥游的气概。

但不论古今学者对于宰我的个人品德有何己见,都不得不承认他的言语才能得到了包括孔子在内十分一致的认可,更是有《论语》中篇章作为佐证,这一点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其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

其对政治的针砭时弊、对老师不盲从附和、时时勤问善思等品质,其实都应当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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