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神论史》连载37——天文学家刘焯认为日食不是灾异

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第九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无神论思想

二、天文学家刘焯认为日食不是灾异

中国古代，太阳是君主的象征。日食被认为是臣子将要危害君主的先兆，所以是最重要的灾异。特别是假如日食不在朔日，就更加严重。因为汉代以前，人们就认识到，日食应在朔日。《诗经·十月之交篇》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就是说，朔日，即农历月的初一日，发生了日食。这样的事情多了，人们认识到，日食发生于朔日，是比较正常的现象。虽然如此，但毕竟不是好事，所以说是“亦孔之丑”，即，也是件大大的坏事。

汉代改革历法，由于计算出的每年的天数多于实际天数，也多于春秋战国时代使用的“四分历”，即多于每年有365又1/4日的历法，时间久了，日子就要往后推，日食在历法上的时间就要往前提。因此，汉代的日食大多不在朔日，而在上一月的晦日，即上月的最后一天，甚至发生在晦前一日。据《汉书·五行志》，西汉212年间，日食共53次，其中14次发生在朔日，36次发生于晦日，3次发生在晦前一日。

东汉末年，天文学家刘洪改革历法计算方法；此后又经过魏晋时期杨伟等天文学家们的改进，魏晋南北朝时期，日食大多都发生在朔日。这样，人们逐渐认识到，日食发生在朔日，可以用历法推算出来，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天象，不是什么臣子们要危害君主的象征。

首先说出这样结论的，是汉代的王充。王充根据自己的推算，说大约四十一二月，会有一次日食。约一百八十日，会有一次月食。这是“天之常”，不是灾异。假如不是这个时间发生了日食或是月食，也是“气自然也”，不是灾异。

王充的《论衡》，东汉末年才传播开来。由于日食是重大灾异，王充的意见也很少有人附和。

隋代天文学家刘焯进一步改进了历法，使日月食的推算更加准确。于是他得出结论：日食不是灾异。不过这个结论不是他自己说出来的，而是另外一个人转述出来的。这个人叫颜子推，他有一本非常著名的著作，即《颜氏家训》，其中有一《省事篇》，告诫他的子孙们，不要多事。举出的实例之一，就是他经历的关于天文历法的争论：

前在修文令曹，有山东学士与关中太史竞历。几十余人纷纭累岁，内史牒付议官平之。吾执论曰：大抵诸儒所争，四分并减分两家尔。历象之要，可以晷景测之。今验其分，至薄蚀，则四分疏而减分疏。疏者则称政令有寛猛，运行致盈缩，非算之失也。密者则云，日月有迟速。以术求之，预知其度，无灾祥也。用疏则藏奸而不信，用密则任数而违经。且议官所知，不能精于讼者。以浅裁深，安有肯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当也。

这里说的“山东学士”，就是刘炫和刘焯。刘焯，当时的信都郡人，今河北省冀州。刘炫，河间人，就是今天河北河间县。当时都被称为山东。

刘焯、刘炫，是当时两位著名的儒者。他们曾参加由太子杨广组织，相当于宰相的杨素及吏部尚书参加，由国子祭酒、博士等儒者发言讨论儒学种种问题的聚会，刘焯、刘炫二人的议论，压倒了所有的儒者：“（刘焯）每升座，论难蜂起，皆不能屈。杨素等莫不服其精博。”（《隋书·刘焯传》）

刘焯、刘炫同时又是优秀的天文学家。他们制订的历法，在当时也最为精密。和他们“争历”的，即比赛历法精度的，是借制造祥瑞讨好隋文帝的道士张宾、儒者袁充、张胄玄等人。由于隋文帝需要祥瑞支持自己的政治统治，所以袒护张宾、袁充等人，遂使刘焯、刘炫的历法虽然精密，却不被采用。他们的历法以及相关的计算方法，在唐代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隋末，刘焯造《皇极历》，其道不行。淳风约之为法，时称精密。（《旧唐书·历志》）

淳风又增损刘焯《皇极历》，改撰《麟德历》奏之，术者称其精密。（《旧唐书·李淳风传》）

正因为刘焯的历法精密，可以准确地推算日食，“预知其度”，所以他认为，“无灾异”。颜子推非常明白，那些认为“政令有寛猛，运行致盈缩”，不是算法失误的“疏者”，会“藏奸而不信”。但是也不能听那些“密者”的意见。因为听了他们，就是“任数而违经”，即只听计算，而不信、并且违背儒经。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假如只信科学结论，就违背了儒教的经典。违背经典，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所以颜子推认为，我们这些“议官”，科学水平不如专门搞历法的，怎好认定他们谁对谁错呢？理由似乎没有错误，冠冕堂皇，实际上这是一种“省事”的，即不惹事的偷奸耍滑的办法。

颜子推说，他的意见，得到了议官们普遍的赞成。其中有一个不服气的，要去议论历法是非。但他自己又没有能力测量计算，只好去访问参与争论的人。参与争论的自然是各说各理，他也无法判断是非。于是谁对谁错，也就拖延下来。天长日久，无法决断，弄得双方都埋怨他，最后灰溜溜地回来了。他说，这就是不懂为官要省事的下场。

刘焯的历法在唐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唐初著名的《麟德历》，就是太史令李淳风按刘焯的办法编制的。同时，刘焯的“无灾异”思想在唐代也造成了很大影响，不过不是像他的历法一样得到称赞，而是受到批评。

唐玄宗时，天文学家一行编成了《大衍历》。这是一部不仅当时最为精密，以后也影响深远的历法。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历法编成以后，一行就去世了。唐玄宗让宰相张说和历官陈玄景撰写《大衍历议》，总结从古以来编制历法的得失，并阐明《大衍历》的宗旨和意义。其《日食议》中，历述古来关于日食问题的见解，认为日食虽然是正常现象，但太阳毕竟是君主的象征。即使正常的日食，也不是好事，所以《诗经·十月之交》的作者才发出感叹。不过，也有历法推算应当日食却没有日食的情况。《日食议》认为，古代太平的日子，是不会发生日食的。后来有时也该食不食，其原因，或是因为月亮躲避了太阳，或是因为五星救护得及时，或是日月交会的程度不深，或是阳气太盛，也或者是君主的德行感动上天，使太阳没有发生日食。《日食议》还举出汉代大儒刘歆、贾逵，认为他们是大儒，岂能不知日食是“天道之常”，但是他们仍然认为，日食是阴侵阳，是臣子可能算计君主的象征。接着，《日食议》就批评刘焯，包括张胄玄：

黄初已来，治历者始课日蚀疎密，及张子信而益详。刘焯、张胄玄之徒，自负其术，谓日月皆可以密率求，是专于历纪者也。

也就是说，刘焯和张胄玄认为，日食完全可以通过“密率”算出，所以他们认为没有灾异祥瑞之说，这是不正确的。

依当时的天文学水平，确实有些推算应该日食的日子是不会发生日食的。有的确实是如《日食议》所说，“涉交数浅”，即日月交会的程度不深，不会发生日食。也有的是发生在夜里，或者是发生在外地，当时的中国境内、或者是有天文观测的地方看不到。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日食是不能完全推算准确的。就这一点说，《日食议》是正确的。但是《日食议》批判刘焯的目的，显然不仅如此。接着，《日食议》就举出不久以前发生的、历法推算的日食，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日食议》认为，这就是因为皇帝的德行感动了上天：

日蚀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尽蚀。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于历当蚀半强。自交趾至于朔方，候之不蚀。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于历当蚀大半。时东封泰山，还次梁宋间。皇帝彻膳不举，乐不奏，素服，日亦不蚀。时群臣与八荒君长之来助祭者，降物以需，不可胜数。皆奉寿称庆，肃然神服。虽算术乖舛，不宜如此。然后知德之动天，不俟终日矣。

刘焯的意见再次被否定了，以后也再无人提起。

其实，日食是可以推算出来的这个事实，早在刘焯以前，就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但是古代国家需要灾异祥瑞，所以北魏孝文帝为此专门下诏道：

日月薄蚀，阴阳之恒度耳。圣人惧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设诫，故称“日蚀修德，月蚀修刑”。乃癸巳夜月蚀尽，公卿已下宜慎刑罚，以答天意。（《魏书·高祖纪》）

直到清代末年，独尊儒术的国家每逢日食，仍然要进行救助。正因为如此，所以刘焯认为日食不是灾异的思想，才显得特别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