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达”作为蒙古民俗文化载体（实则盛行时间不过三百余年）

“哈达”是在藏传佛教影响下产生和盛行的、作为礼仪用的一种织物。从清近代起广泛盛行于蒙古地区，并流传至今。但是，蒙古地区无法大量生产哈达，其哈达主要来源于贸易。正如《蒙古风俗鉴》中所述：

“汉族地方牲畜缺乏，一匹马，一头牛或一只羊都要当回事，蒙古地方拿布匹、绸缎、茶很当回事，原因是缺少什么，什么就是贵重的。”因此，哈达在蒙古地区由于其产量稀少，也变得贵重起来。加之其在佛教中具有吉祥的寓意，因而经常用作礼品被赠送。

哈达与政治活动

一、哈达与政治维系

哈达诞生以前，与哈达相似的丝绸曾充当过维系政治之媒介，对此，彼得·弗拉科潘在其著作《丝绸之路》中曾有谈及。13-14 世纪，蒙古人在西征过程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活动，根据记载：“胜利者只抢夺这两种最贵的金属，只抢宝石和珍珠，只抢夺绸缎和衣服’”。

《元史》中亦能看到类似记载，由此，丝绸在政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清朝时期，由于哈达在藏传佛教中具有吉祥寓意加之丝绸本身的价值，使其在清政府同蒙古、藏等民族政治交往中发挥有重要作用。

《清实录》是记录清朝历代皇帝执政相关史料中体量最大、内容最系统的清官修编年体史书，对了解清朝国家行政事务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哈达作为清政府维系自身同蒙古、西藏关系的手段之一，不可避免在《清实录》中有所记载。

从中可以看出：其一，自乾隆年起，清政府与蒙藏地方的哈达相关交往开始密切。其二，官方哈达使用均与藏传佛教有关，哈达的赠予方、受赠方大多分别为皇帝及藏传佛教相关人物。其三，哈达具有表达政治立场之作用，例如，乾隆五十六年萨迦派红帽喇嘛向廓尔喀赠予哈达一事，被认为显示出与清政府不同的立场，从而受到了严肃处理。

另外，就哈达使用方面清政府也做出过一定规范。此类规定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不同人员政治身份之尊卑，进而强化了政治交往中的等级秩序。此外，除朝廷同蒙古地区间交往外，在蒙古社会内部，哈达也发挥着维系政治等级的作用。

二、哈达与祥瑞

除成吉思汗祭祀外，哈达也曾被用作祥瑞。祥瑞即“吉祥的征兆”，在中国古代非常受重视，由此衍生出中国独具特色的祥瑞文化，以至于《宋书》和《南齐书》中甚至出现了专门记载祥瑞的篇章，称为《符瑞志》。官方如此看重祥瑞，故各种“祥瑞”便应运而生，哈达以其吉祥寓意也自然成为了祥瑞的组成部分之一。

哈达与人生礼仪

哈达在清近代蒙古地区人生礼仪中不可或缺，据《蒙古风俗鉴》记载：“喜庆、宴席、娶媳妇、姑娘出嫁、晋级、祝寿。增人进口，在这些喜庆上互相送礼物时，最为领先的是哈达，马、羊也当礼物送人。”

一、哈达与诞生礼

清近代蒙古族史料中少有关于出生礼仪的记载，其详尽记载更是少之又少。清近代藏族地区有向新生儿及其父母赠送哈达之习俗。也许，将其中一条哈达缠于小儿头上之做法与藏人“白羊毛缠头”习俗有关，但由于未见可靠史料记载，故尚不能明确。

二、哈达与婚礼

婚礼与诞生礼一样，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通过仪式”之一，它宣告着一个人由未婚阶段向已婚阶段的转变，故具有极为特殊之意义。但由于平民阶层婚礼相关记载较为少见，故只能通过仅存的地方志、类书等史料，来尝试对其加以了解。

从史料可以看出，婚礼中使用哈达的习俗并非蒙古族独有，而是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之结果。蒙古族婚礼中哈达使用方式在不同地区不尽相同，其含义除表达其原有的“吉祥”寓意外，在部分地区也成为了一种传达信息的媒介。同时，哈达也成为了蒙古族婚礼“表演”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哈达与丧葬礼

清近代蒙古地区受藏传佛教影响较深，诸多活动中都可见到藏传佛教的参与，丧葬活动亦如是。在这一活动中，哈达同银畜一样，也成为了寄托哀思之物，用以献给死者及喇嘛，从而表达出美好的愿望。此外，哈达亦可作为葬礼上吊唁的礼品。

哈达在丧葬礼仪中虽然并非最优的选择，但同样给予了人们一种表达哀思的途径。哈达之应用，使得相对困难的穷人也能够得到体面祭奠，也使得人们的情感可以借此获得某种程度地表达，人与人之间交往也变得更为密切。

哈达与交际礼仪

一、见面礼仪

哈达在蒙古地区用作见面礼仪的做法十分普遍。如果仔细阅读史料可以发现三点较为有趣之事：

其一，使用哈达时，一般由地位相对较低之人首先赠与较高之人，由主人赠与客人。被赠与之人如需还礼并不需要另备哈达，仅需将赠与者所赠哈达回赠即可。

其二，不同立场的书写者们对于哈达所做之评论有所不同。正因为书写者具有不同文化背景，致使他们对哈达之来源做出不同的释读。因此，在史料运用过程中，也应顾及到书写者的不同身份。

其三，在部分场合，哈达除为“极敬”之礼品外，也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赠礼。有时，客人不便接受其它更加贵重的礼品，哈达便代之成为了一种双方都能够接受赠礼。

尽管蒙古地区以哈达作为见面礼仪一事在地方志中有大量记载，在游记中却较为罕见。近代西方人、日本人在蒙古地区进行过大量调查活动，调查期间同蒙古地区不同阶层均有接触，但哈达用于见面之记载寥寥无几，甚至相当数量的游记都没有记录该情况。

故可认为，哈达并未被广泛用于日常见面之中，而实为对于身份地位极为尊贵之人的“特殊礼遇”，喇嘛亦属此类。

二、答谢礼仪

蒙古地区以哈达致谢的情况非常普遍。但即使是在致谢时的哈达应用，仍会受到身份地位影响。哈达敬献次序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敬献者和被敬献者间的社会地位，遵循着蒙古社会内部的等级秩序。事实上，以哈达致谢与蒙古民族的佛教信仰息息相关，所以喇嘛作为特殊阶层，在致谢方面会受到一定的优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喇嘛的社会地位。

哈达与藏传佛教

清近代蒙古地区大多笃信佛教。哈达因其在佛教中的吉祥含义，故清近代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而获得了广泛应用。但直到近代，哈达的使用主体都为藏族和一部分信奉佛教蒙古族，而并非全部的蒙古族。

一、哈达与佛事活动

在清近代的方志及游记记载中，哈达因与佛教密切相关，故常被用于佛事活动之中。比如在贝子庙的打鬼法会中，扮演“福神”者需要“在童子的引导下来到活佛处，福神为活佛献哈达表示敬意，并从活佛处得到一根拐杖，颤颤巍巍地回到场地中间。”在这里，哈达被用以敬献给活佛，从而承载着对“佛”的敬意。

近代，一部分蒙古人受到佛教的影响，会佩戴“噶乌”。所谓噶乌，即一种精致的小佛像，多用绳子悬挂于项间。在青海，部分蒙古人有使用哈达代替绳子将噶乌悬挂在项间之习俗。此外，五彩哈达也是藏传佛教佛事活动的重要用品之一，在史料中常能见到将五彩哈达用于佛事的记载。例如，《存悔斋集》中便描述了用五彩哈达献予释迦摩尼佛的情景。

同时，受藏传佛教影响，蒙古人尤其是蒙古贵族中有“熬茶”的习俗。在熬茶的过程中，蒙古人会携带大量的贡品，其中便会有大量的哈达。此外，为笼络蒙古、藏贵族及上层，清政府也会派遣使者入藏熬茶。

清近代时期，哈达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并在皇室及平民的宗教活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使用区域，并未单纯局限于蒙古、西藏等民族地区，而是多地共用。故可以得知，哈达并非蒙古地区的民俗用品，实际上是一种多地区使用的宗教用品。

二、哈达与寺院经济

所谓寺院经济，即以寺院为中心的经济组织形式，其在社会经济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清近代时期，蒙古族、藏族崇信藏传佛教，故大量向寺院布施并购买佛教用品，因而形成了蒙古族、藏族地区繁荣的寺院经济。由于哈达和藏传佛教关系密切，且在藏传佛教中应用广泛，于是亦成为了寺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哈达买卖与使用，使其能够同其它货品一样，对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运转起到推动作用。蒙古族、藏民族众向寺院及活佛等敬献的哈达，寺院除拿出一部分用于佛事外，其余同其它物品一起进行售卖，所获经济收益用于喇嘛生活及寺院日常开支，从而维持寺院的正常经营。

哈达与成吉思汗祭祀

早在 15 世纪初期，成吉思汗祭祀已经有了一定的规范化流程。但事实是，蒙古地区早期成吉思汗祭祀中并未有使用哈达的明确记载，甚至直到乾隆时期，贝子纳木札勒多尔济在检查八白室四季祭祀用品后给理藩院的呈文中，仍未见到哈达之身影。

由此可以推知，蒙古地区使用哈达祭祀成吉思汗的时间可能不早于清中期，其大概率是到晚清乃至民国时期才开始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喇嘛参与成吉思汗祭祀的时间也是清朝晚期，此时成吉思汗祭祀中已有明显的佛教成分，这与在成吉思汗祭祀中使用哈达之时间不谋而合。

《甘肃省兴隆山成陵全年祭品数目清册》中，哈达作为成吉思汗祭祀用品之一也已赫然在列。此时哈达在祭祀中作为最先奉上的祭品被使用，其俨然成为了成吉思汗祭祀活动之重要组成部分。

将哈达用于成吉思汗祭祀，成吉思汗的身份由祖先向佛转变的产物。随着哈达的使用在成吉思汗祭祀中逐渐成为惯例并被规范化，成吉思汗的身份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

近代，成吉思汗祭祀中哈达的使用已具有严格等级规范。成吉思汗陵的祭祀主要行为有两种，一种是官方的祭祀行为，另一种是私人的祭祀行为。官方祭祀行为之中，在季祭、中央与地方机关之代表致祭时使用五色哈达以示隆重，在年祭、除夕祭及元旦祭中，哈达不必用全色，在更为简单的月祭中哈达则仅用一色。

私人祭祀的行为中哈达使用则较为随意，多依据许愿者身份及许愿的诺言而定。很多情况下，祭品可仅为一条哈达，并不需要辅以其他。敬献哈达之礼仪在成吉思汗祭祀中多属于祭祀程序中第一步，并贯穿致祭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