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中国 南北文化差异为什么这么大（这事儿得从唐朝说起）
自东晋南渡以来，以长江为界，中国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再到南北朝时期，我国历史上经历了数百年的“南北战争”，也造成了数百年的南北文化隔绝，出现了南北文化差异，南方和北方都各自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特色：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世说新语·文学》
褚季野、孙安国都是东晋名士，支道林是东晋名僧，你看他们三人这短短的几句对话，就把南北人在学问方面的差异，说得非常透彻。北方人广博、而南方人凝练，但北方人博而不精，南方人精而不博。
随着隋朝统一南北，隔绝了数百年的南北文化，才逐渐开始融合，再加上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更是为南北文化交流提供了非常大的便捷性，到唐朝，南下的北方人越来越多，融合越来越迅速，以至于“旅行”成为了唐朝人的新风尚。
旅行之路
虽然说起来有运河的开通，为南北交流提供了很大的便捷，但实际上唐朝人想要出一趟远门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唐朝的户籍管理非常严格，你作为唐朝公民，不可以无缘由地长期离开户籍所在地，但有两个例外，从商或求学求仕的人，另当别论：
“诸非亡而浮浪他所者，十日笞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营求资财及学宦者，各勿论。”——《唐律疏议·浮浪他所》
正是这两个例外，给唐朝的文人雅客创造了漫游的条件，于是诗人们开始了他们的旅行之路，但即便如此，唐朝人也不能说走就走，他们还要先去当地官府开证明，相当于现在的通行证：
“凡度关者，先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在京，则省给之，在外，州给之。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给之”。
通行证的发放也非常严格，总之，经过这一套繁琐的程序之后，你才真正有资格踏上旅行之路，如果你是个有钱人，那这一路旅行，一定会非常愉快，因为唐朝旅行成风，所以各地旅馆也非常发达，当时中国最豪华的旅馆非褒城驿莫属了。
在褒城驿里面，你可以享受到世间一切能享受的事物，有富丽豪华的酒馆、饭店，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酒和美食，香味扑鼻；酒足饭饱后，你还可以泛舟湖上、可以钓鱼、也可以把酒问月。如果你是个诗人，此时一定要赋诗一首，或作文一篇，就像晚唐诗人孙樵那样，写一篇《书褒城驿壁》散文，一句“天下第一驿”，奠定了褒城驿的地位。
各地驿站还提供驿马和驿驴，驿马是用来传递情报和公文等物资专用的，因此只能官方使用，而驿驴则可以用租赁的方式，提供给行人使用：
“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 ——《新唐书·食货志一》
那个时代就提供“租车”服务了，不得不说唐朝人的商业头脑真的很厉害啊。
但是，旅途中各种便捷虽然很爽，但也着实费钱，李白游历不到一年，花了30余万，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亲自为我们算了一笔账：
“囊昔东游淮阳，不逾一年，散尽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
这其中固然有李白轻财好施，大手大脚花钱的原因在，但花30万巨资，也从侧面证明了漫游确实需要一定的家底才能痛快啊。而且，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注意安全，晚唐诗人李涉就在一次旅途中遇险，幸而是有惊无险。
说李涉乘船去江州看望弟弟，路遇强盗，问：船上何人？回答说：这是李博士（李涉）的船。强盗一听是李涉的船，就不打劫了，条件是让李涉为他们作诗一首，于是李涉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井栏砂宿遇夜客》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 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
强盗们得到这首诗后，高兴地不行，不但劫诗不劫财，反而还送给李涉许多财物，真是一群浪漫的绿林好汉。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唐朝人的旅行，虽然也会有困难和危险，但因其发达的水运和驿站，比以前各朝代都便捷许多，这才是唐朝人乐于旅行的重要原因。但即使如此，人们的旅途中，大多数时候还是靠双脚，每一次旅途都是经年累月，因此，在一次次起程和送行中，就有了“离愁”情绪；长期的宦游之旅，又滋生了“漂泊”的意象。
这种离愁和漂泊，成了诗人在漫游途中诗情的催化剂。
江南文采之盛
前面说了，唐朝人的旅行之地就在江南，可是，唐朝的首都在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流域，人们却为什么挤破了脑袋要往江南跑呢？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唐朝的大多数士子都来自于关东和关陇集团，他们的根据地都在北方，南北融合之后，自然想要去南方走走看看；而对于文人骚客而言，南北朝时期，南方文化比北方更繁荣，而南方又以江南为主，江南是六朝故地，出了许许多多著名的文人名士，谢灵运、陶渊明、鲍照等人，都活动在江南一带，不仅他们的风流韵事让人向往，他们笔下写到的江南山水，更是对唐朝诗人有着巨大的魔力。
唐朝的江南概念和今天有所不同，今天我们所说的江南，通常是指江浙一带，唐朝则称之为吴越，而唐朝的江南，除了吴越，还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杜甫名篇《江南逢李龟年》，作于潭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长沙，可见杜甫诗中提到的江南，实际是指长沙，而非江浙。
有了便利的交通和发达的驿站，文人墨客、贵族士子，当然要趁机会到瑰丽的南朝亲眼目睹一番。大量的文人士子南下，并在游历过程中写下了无数壮丽的诗篇：
初唐，20出头的天才少年王勃，开始了他第一次江南之旅，最远到达了交趾，这次漫游中，他写下了惊天地的《滕王阁序》，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至今为人赞颂；
盛唐，24岁的蜀中少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这次漫游的目的地就是吴越，少年名叫李白，这次吴越之旅，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在他38岁、55岁时，又先后两次游吴越，在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漫游吴越的起点，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千古名句。
中唐，白居易来到浔阳江头，邂逅以为弹琵琶的小姐姐，她家住京城虾蟆陵，和白居易故居东亭同在长安城常乐坊，老白看着这个惹人怜爱的小老乡，听着她弹奏的小曲儿，不禁为之流泪，写下“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晚唐，盛世的荣光已经远去上百年，只有江南看不到末世的悲惨气息，人们还在纸醉金迷中，享受着最后的疯狂，诗人杜牧路过秦淮，听到商女的动人歌声，想起国家正在存亡之秋，写下“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你看，江南始终贯穿着整个唐朝，从鼎盛时期烟花三月的扬州，到衰亡时期唱着玉树后庭花的秦淮河畔，每一座江南城市，都见证了大唐的荣辱兴衰，而这些江南城市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扬州。
最繁华的江南城市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最繁华的城市就是首都。但是，唐朝的首都实在太多了，有首都长安，东京洛阳，北京太原，合称三京。长安是经济文化中心，真正的国际大都市；洛阳是陪都，在很长一段时间也实行了其政治功能，并且因其交通便利，还是帝国最大的粮仓；太原则是李家的龙兴之地，虽然没有行政功能，但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
除了三京以外，唐朝最繁华的城市就是扬州了，素有“扬一益二”之说，这么说吧，唐朝的江南以吴越地区为主，那吴越的代表，就是扬州。扬州的繁华富庶从南北朝就有记载了，南朝梁人殷芸在书中如此写道：
“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殷芸小说·吴蜀人》
一群人聚在一起谈论自己的志向，有的人说想做扬州刺史，有的人说想发财，有的人说想骑鹤成仙，其中有一个人说，我想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他一个人就把三个人的志向都占了。
另一个让扬州出名的典故是李白，当年李白在黄鹤楼上，为自己的偶像孟浩然送别，写下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广陵和扬州因此被人熟知：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这里有个非常有趣的知识点，南朝人把去扬州叫做“上”，而唐朝人却说“下”，这是为什么呢？主要还是因为运河，唐宋时期，国都都在运河上游，因此要去扬州，就需要顺江而下，因此唐宋人都说下扬州，骑鹤上扬州也逐渐演变成了“骑鹤下扬州”，这样更符合现实习惯。
扬州的繁华还记载于外国人的笔下，唐玄宗年间，高僧鉴真受日本僧人之邀，第一次东渡，近百年后，唐文宗年间，日本僧人圆仁也来到了中国，他在扬州上岸，并且在这里渡过了他的第一个中国新年，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书中详细记录了唐朝人过年时的热闹场景：
“廿九日，幕际，道俗共烧纸钱。俗家后夜烧竹，与爆声，道‘万岁’。街店之内，百种饭食，异常”。
可见唐朝人会在每年腊月二十九日这天烧纸钱祭祖，并在后半夜开始放爆竹，同时在爆竹声里高呼万岁，而街道上开满了饭店酒楼，各种美味珍馐琳琅满目。
圆仁和尚对杭州的热闹描写，绝不输独一份儿的，据记载，在唐朝最强盛的时候，到长安、扬州等国际性大都市求学取经的外国人络绎不绝，其中最多的商人来自阿拉伯，最多的留学生就来自日本，在扬州最繁荣的时候，人口一度高达47万，仅次于三京等城市。
扬州的繁华从南朝算起，一共持续了上千年，直到清末，京杭大运河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漕运不再走运河，扬州也逐渐衰落了。
可谓是兴也大运河，衰也大运河，确实，南北对峙的形成，到最终的融合，多亏了畅通的运河体系和完善的驿站制度，让南北方的人们可以自由往来，经济和文化可以自由交流，隋唐时期的融合，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大融合，同时，也形成了在文化、饮食、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差异化，奠定了我们现在意义上所谓的“南方人”和“北方人”，时至今日依然被人们讨论着，比如：你家乡的豆腐脑，是甜的还是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