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襄阳|崔郊 于頔（韩愈和襄阳）
崔郊、于頔、韩愈，这三个人因为襄阳而联系在了一起。
唐代诗人中，有不少人仅凭一首诗，就在当时声名鹊起，并名留青史，比如崔郊。《全唐诗》仅收录了崔郊的一首诗，那就是著名的《赠去婢》：“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首诗，通过两个相爱的人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封建社会里因门第悬殊而造成的爱情悲剧，寓意深刻，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此诗一出，“侯门似海”“萧郎陌路”成了人们常用的成语。唐诗浩瀚如海，高峰林立，能有一首成名诗，对于一个唐代诗人来说，幸甚至哉。正可谓：“我有一首诗，呕心沥血功。跻身李杜侧，足以慰平生。”
韩愈（资料图片）
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那倒真不一定。崔郊这个书生，凭着这首《赠去婢》，抱得美人归，还留下了一个和于頔有关的佳话。据唐代末年范摅所著的《云溪友议·襄阳杰》记载，崔郊是唐朝元和年间的秀才，寓居在襄州姑母家。姑母家里有个婢女，容貌秀丽，是当地出名的美女，能歌善舞懂音律。崔郊与这个婢女互生爱慕。姑母家境不好，把这个婢女卖给了高官于頔，得钱四十万枚。崔郊对这个女子思念不已，经常到于頔府附近转悠，盼望能见一面。女子在寒食节那天出门，崔郊已等在柳树下，两人泪眼相见，发誓终生相爱。崔郊遂赠女子此诗。有人忌妒崔郊，把这首诗抄贴在厅里。于頔看到了，让人把崔郊召到府上，左右的人猜不出他的用意。崔郊也提心吊胆，但逃不掉，只好去。于頔见了崔郊，握着他的手说：“‘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是先生写的呀？四十万是一笔小钱，怎能抵得上你这首诗呢？你应该早一些写信告诉我。”遂让崔郊把女子领走，还赠送了丰厚的妆奁。崔郊与女子此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成就这段姻缘的于頔，时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道，是唐代的一级行政区，在州之上，相当于现在的省。节度观察使是道一级地方行政的最高长官。山南东道，属于开元十五道之一，治所设于襄州（今襄阳），管辖今湖北长江以北、河南西南部及重庆东部的万州地区。襄阳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于頔坐镇襄州时，自请将襄州升格为大都督府，皇帝无奈同意他为襄州大都督，因此时人称之为“于襄阳”。于頔这个人，能力突出，政声显赫，但骄横跋扈，史书说他“横暴已甚”，“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陵上威下为务”。于頔后来入朝，官拜宰相，权倾一时。
人都有两面性和复杂性。于頔虽然为官骄横，却能善待读书人，他归还崔郊喜欢的女子之事，就是例证。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也是《云溪友议》中记载，有人向于頔报告，在零陵太守戎昱家的酒席上，看到了一个歌唱得好听又很漂亮的女子，于頔就让人召她来。戎昱官小不敢抗命，拖了一个多月，把那女子送来了。于頔就叫她唱歌，那女子唱的歌词，就是戎昱所写，所弹乐器，也是戎昱所赠。于頔说：“唉，大丈夫应该建功立业，为后世楷模，岂能夺人所爱，为自己来玩乐？”于是，他赠予丰厚的礼品，亲自写信向戎昱道歉。史上有评论，说他这样做是虚伪的表现，为的是博取名声，但如果博取名声能一以贯之，那未尝不是好品性。一个哪怕是为博取名声而善待士人的长官，也远比一个不尊重士人的长官好上百倍千倍。欺骗一时的，是伪装；伪装一世的，就不再是欺骗了。于頔善待士人，或许还因为他也是个诗人。《全唐诗》就收录了他的两首诗，比崔郊还多一首。
《与于襄阳书》，是韩愈33岁时写的文章。大名鼎鼎的韩愈，文章写得好，苏轼称其“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他的文章，气势雄伟，雷霆万钧，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此时的韩愈，刚被任命为署理国子监四门博士，说是京官，却是一个闲职，这对于有远大抱负理想的韩愈来说，很难施展才华。他因此鼓足勇气，毛遂自荐，特意给于頔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援引举荐。
后人评价《与于襄阳书》，有两种论调，一说其文写得“逻辑严密，析理透彻；文词舒展，陈情委婉；语气凄怆，不卑不亢；首尾呼应，严谨而自然。”笔如走丸，无一字一意呆滞板实。细细咀嚼，其味无尽，这是从文章的优劣而论。一说其求官心切，强词夺理，倒错逻辑，明知于頔骄横跋扈，还一味地迎合奉承曰：“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说韩愈舍弃士之尊严而“诌其上”，有失士人的风骨，这是从做人的好坏而论。两种论调都有道理，只是角度不同而已。
护城河环绕襄阳古城 襄阳日报全媒体记者杨东摄
评《与于襄阳书》，应把韩愈求官之目的放在首要位置，看其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还是为了天下之公事。韩愈在写《与于襄阳书》的六年前，曾连续三次给宰相上书求官，但都没有结果，后才给于頔写信，仍无结果。他那么迫不及待地想当官，到底是为了啥？终韩愈一生，可以看出些端倪。韩愈作为思想家，倡导古文运动，复兴儒学，开宋明理学之先河；作为政治家，反对封建割据，不畏权贵，敢于对皇帝谏言；作为教育家，力改耻为人师之风，阐释人才的重要；作为文学家，其文其诗，开宗立派，引导潮流，回归正统。曾国藩称其“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可谓中肯的评价。由此可见，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而求官，哪怕说上几句违心的过头话，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过失，与后来的大功大德相比，可以忽略不计了。
于頔在襄阳历史上的名声，远不如孟襄阳、米襄阳闻名。孟浩然是唐代著名诗人，米芾是宋代著名书法家，两人都出生于襄阳，都成了襄阳的代名词。“于襄阳”则不然，或许除了他不是襄阳人外，还有他为政名声不佳的原因。“于襄阳”成全了崔郊的爱情佳话，却没有给韩愈一官半职，由此可以看出他在政治和文学上的两面选择。如果不是韩愈的《与于襄阳书》，恐怕还没有多少襄阳人知道于頔这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而是韩愈成就了“于襄阳”。
崔郊后来不知所终，估计是身陷温柔乡里，再也没有了写诗的才思。韩愈却自强不息，凭借个人不断的努力，终成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流芳千古。那么，在韩愈的眼中，襄阳是什么样的？人如何才能成功？他在《送李尚书赴襄阳八韵得长字》中说：“控带荆门远，飘浮汉水长……风流岘首客，花艳大堤倡。富贵由身致，谁教不自强。”韩愈说的对，纵览古今，哪一个成功不是来自于自励自强。
作者简介：
徐士彪，笔名世标、束小鹿。原襄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原标题：《文化襄阳|崔郊、于頔、韩愈和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