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中特有的简洁 生动（是如何推动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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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间传播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个体对个体的传播，比如一个邻居告诉你集市上发生了一件怪事；也有个体对群体的传播，如一个外出归来者向众乡亲讲述他乡见闻，民间说书艺人向一群听众讲某个“段子”等。这种传播最突出的特征在于：第一，它多是面对面进行的，传者与受众可以直接进行交流。传播的手段主要使用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系统的表情、动作、身姿、目光等都可以起到辅助作用。

在这里，中国语言中特有的简洁、生动、风趣对民间传播的气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歇后语就利用了同音字转移意思，十分俏皮，十分有趣。许多同行之间使用的行话，还有许多同地区人之间使用的特定词语配上乡音就使这种交流的传受双方十分自然、和谐。由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可以使用非语言系统的符号，因而在这种传播中许多语句并不要求完整，只要能表达清意思或是配上手势、目光能表达清意思即可。

像中国人见面打招呼常问对方“吃了没有？”显然是指吃了饭没有，但原句不完整的部分又可以填上吃了水果没有？吃了糕点没有？吃了酒没有？吃了菜没有等等。这种不完整的句式，在民间传播中，由于是约定俗成，大家都能听得懂，因而在交流中越简单越好，如果主谓宾齐全，句式完整，将口头语变成了书面语，则显得文诌甚至酸溜溜，会与普通交际场合的气氛不适宜。当然，由于面对面传播常使用不完整的句子，因而这种方式传播的信息在形式上就有其不规范的一面，有时甚至会出现歧义乃至理解上的错误。

民间常说的在谈话中“打岔”，甚至闹出一些笑话，就指出了这种不规范传播的一种漏洞。民间传播在面对面的过程中，强化了传者的主观能动地位，使传播的内容可以因传者个人的好恶，个人情绪的变化而有所变动。陈世美的传说可以说是这种传播中十分典型的一个。清朝均州人氏陈世美为官后因乡邻关系处理不好，被说成是忘恩负义，并编成故事流传开来。义是中国古代伦理中的交友之本。传者将自己的愤恨之情加进去，越传陈世美就越坏。

以至于民间戏班子将这个题材加工成戏，也是带着感情演唱、加工，最终使戏剧中的陈世美成为追求荣华富贵而忘恩负义杀妻灭子的人物。同样对包公这一清官的传说也是带着中国人对贪官污吏的不满，幻想着有一个清官为民作主，于是清廉公正无私的多种故事、传说都加到了包公身上，就在戏剧和小说中塑造出了一个可以大义灭亲，可以打昏君铡国戚的铁面包公。这种因传者个人好恶、情绪而变化的情况，也正说明民间传播不是规范化的传播，传播的内容有它的易变性，“三人成虎，千夫揉椎”就是对这种易变性的精辟概括。

民间传播的场所、机会有一定的随机性。一般来说民间传播对场所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过少数的乡村演戏、祠堂集会等有场所、黄道吉日的要求外，大量的、十分普遍的民间传播是随机性的。比如人们在路上遇到熟人聊聊新鲜事，问问有什么消息；人们在家门口看见邻居，谈一会儿家长里短，乡间琐事；在地头休息时，同伴们侃一通趣事、怪事，谈笑一番等等。这些传播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场合，不拘人员多少，碰在一起就交流，通常都是十分随意十分自然的活动。在这种面对面的民间传播中受众非常容易受暗示。

在四目相对的交流场合，传播者的神情、语调具有相当的感染力。一般来说只要传者表现得十分诚恳，在讲述中能声情并茂，受众往往就对他传播的东西容易相信。尤其是传者的谈话抓住了受众的心理的时候更是这样。而传者具有某种权威性的身份时，就更使受众对他讲的内容深信不疑。在面对面的传播中只要有许多人在场，从众心理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只要“别人相信，我也相信”，“别人同意我也同意”，这种受他人影响的随大流心理是民间传播中十分普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