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名之重构南方“文化印象”的资源和进士方式
在过去，虽然南方的边缘区士子没有很多机会投身科场和官场，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这种情况逐渐在好转，所以越来越多的南方士子由此逐渐融入全国知识界并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少有识之士敏感地意识到南方士子在文化认同延展过程中将要发挥的巨大作用。
韩愈在送别道州举子何坚时就曾道:所谓“倡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阳公之令”，实际是让何坚成为其所在地域社会的名士，再借此身份引导乡民们遵守法令、移风易俗并协助当地官员建立起符合儒家文化规范的社会秩序一一这种身份颇有宋以后地方乡绅的影子。
韩愈坚信在何坚等人的带动下，当地会涌现出更多像何氏一样“贤德”的士民，届时道州风俗必将归于淳朴。再经由榜样的“辐射效应”，整个湖南道都将受益于这种变化而逐渐成为“有道之国”。在韩愈的眼中，来自“边缘区”的进士应该肩负起这种播植中原文明的“时代重任”。当时确实有一些登科的南方士子依靠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在其家乡传播儒家文化。
来自信州的进士王贞白“遭时不淑，隐居讲学，每以道自任。其言论有兴则，动止中规矩。士风因之王变，四方学者多宗师之。”“以道自任”的心态应源于王氏内心深处的文化自觉，即要在当地社会确立合乎“道”(儒家观念)的行为准则。
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王贞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士风因之不变”体现了“有兴则”、“中规矩”己逐渐内化成为人们内心的言行规范，而“四方学者多宗师之”则意味着王氏的行为获得了人们的广泛认同。不难看出，来自南方的登第士子确实在文化认同的延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黄滔
与王贞白不同，闽士黄滔则在思考如何利用科场佳绩进一步实现“自我证明”并重构闽地的“文化印象，他的自信和勇气正源自于闽人在科场以及知识界中的优异表现。
至晚唐，闽地士子经由科举在知识界日趋活跃。文学方面，、延严等人在辞赋创作方面蜚声海内，成为文坛之巨子。通过科举，福建士人在中晚唐诗坛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有些累举不第的士子，也获得了较高的诗界声望，例如黄哗“累举不第，后就辟天德军从事，寻中飞语，黝湘阴令。舍人刘三复、狄兼喜、封敖俱以诗送之。”又如盛均“聪颖超迈，一时。舍人皇甫焕辩博自雄，每宾客及门，置酒延坐，广引发难辞，曰为证事，屈者多不终席，自引去。惟均酬答如响，时谓劲敌。
尝广《白氏六帖》为《盛氏十二帖》，贯穿囊括，颇资时贤所好”。可见盛氏在吏治才干也得到了士人阶层的广泛认可。虽然在经学上没有卓越的建树，闽地儒士的影响亦波及全国，例如黄璞:黄氏于大顺二年(891)进士登第，官至崇文馆校书郎便致仕还乡。从品阶上说，黄璞的仕途并没有太多的亮点。然而在当时，连黄巢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当世之儒，足可见璞之声望早已流布全国。
闽地举子的登第以及当地名士的群体性崛起，很大程度改变了时人关于闽籍士子及闽地的观感。正如《泉山铭》中所说，诸林、欧阳詹登第以后，“天下改观，大光州。美名馨香，鼓动群彦”。虽然林藻比欧阳詹早一年及第，但后者不仅是闽地第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人，同时还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一位健将，显然有着更高的知名度。又由于欧阳氏与韩愈私交甚好。
因而韩愈笔下的闽有世外桃源的味道:“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欧阳生哀辞》)开成三年(838年)，闽人萧鹰登第，“闽中同举者三人，自是号为文儒之乡”，气时人文化印象的改变在诗文中也有所反映。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诗人们所描绘闽地的“风景”发生着极大的变化。
韦庄曾结交一位来自福州的王姓举子并作诗以送之:从诗中可知，王氏应己进士及第。在韦氏的笔下，闽地风景可入画障，全无“蛮荒”的色彩。然而，在不到一个世纪以前，刘长卿等中原士人还将闽地视作一片散布着“鸟道”、“夷落”、“越音”的“化外之地”。不难看出，大量闽士投身科场，不仅促进了闽士与其他地域文人的交流，也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闽地印象。
同时，闽人在科场上的优异表现又成了黄滔重构闽地“文化印象”的主要资源。他在《莆山灵岩寺碑铭》中写道:莆山岩寺是林蕴与欧阳詹读书之处。用林蕴的话说，欧阳詹等闽士的“继踵登第”使得闽地“天下改观，大光州间”。但黄滔却有意倒置这种因果关系:欧阳氏之所以得与韩愈等文坛齐名，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他们所处的地方闽地环境也很好，山清水秀，所以换一句话说就是，不是文人光大了这个地方，而是这个地方的“山水之灵秀”哺育了前者。
因此，黄滔十分强调“江山之助”在闽人科场成绩中的重要性:这些在祭文、墓志中夸耀逝者家乡之灵秀的语句属谈墓之辞，也是做不了真的。然而黄氏中相关的陈述不单单只是简单的一份科举成绩的清单，它其中还包含了很多表面意识所不能察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在文中，黄滔不仅如数家珍般地罗列了当地知名文人，近似反问的语气强调“江山之数”的存在及其重大意义。
事实上，他曾不止一次提及类似“莆称秀绝”的话题:文中的“首武德之科级，自贞元之英哲。其后继生，硕儒盛盛”，依然是对当地科举成绩的夸耀。根据本文附录中的统计，蒲阳地区的登第举子数量并非福建地区之首。
从中我们可以知道，黄滔有关的一些文字描写的东西，不单单是客观的，还带有自己的主观色彩，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在我们为其“灵秀之最”一类的词语欢呼时，黄滔的内心是何等的自豪。支撑其这种自豪感的，除了中唐以后闽人的“文战之绩”外，还有当时莆田地区“词人座变”、“硕儒盛盛”的人文盛况。
其实，在黄滔的心目中，自己的家乡不再是散落着夷落的“化外之地”:将闽地与鲁国对举，并不是单纯的比拟或比较，而更像是一种文化印象的渲染一一一种类似“文儒之乡”的文化印象。从简单的话来说，在黄氏看来，边缘地区闽南的士子能够得以进入科场，以及他们的崛起都与当地的灵秀钟美离不开，而他们也是借着这个发现，促使黄滔在思想上摆脱了闽南是个蛮荒之地的印象，并完成了对闽地“文化印象”的重构。
对比同一时期的人来说，黄滔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极大的自信，他对闽南的观念，既是对“荒蛮阴影”的祛除与剥离，同时也对闽南地区儒家的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认识和提升，在面对中原地区的人对边缘地区士子远人的称呼时，闽士并没有强硬的抗拒，而是选择了科名博取文化认同的策略。中唐以后的科场佳绩则让闽上收获了自信，借助着闽籍文士群体登上全国性舞台的契机，闽人不仅摆脱被“强加”于闽士身上的“远人”标识，也祛除了闽地“化外之区”的阴影。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晚唐科举总是以一种负面的形象出现。我们在研究时几乎都认为晚唐时候的科场印象，是黑暗的，他们认为:“唐宣宗以下的唐末科场，是唐代科举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唐末科场的主要问题在于，干渴成为充满腐败的请托奔竞。”门阀士族对科名的垄断常被视为是这一问题的根源所在。
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唐代科举取士‘采名誉’、‘重素望’，这也是社会舆论风向走向变化的依据之一，而社会舆论又被贵族操控。试问:这同九品中正制选士取决于乡邑清议，到底有多大的差别?”的确，由于唐代特别是中晚唐的社会政治现实，当时的科举制度存在诸多严重的问题。这也是它备受后人，病的关键所在。
然而，这并不是中晚唐科举的全部面目。它还有着另一面一一正是它有限的开放性，将为数不多的机会给予了那些来自南方的、非士族出身的举子。随着南方，特别是南方“边缘区”登第士子的不断增加，当地的社会阶层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今人将其称为“举子阶层”的崛起。这个新崛起的阶层有着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诉求。
无科名士子的仕进方式及相关反思
在现存的地方文献中可以看出，还有不少闽人是通过非科举的途径入仕的。《闽书》卷九七载:“池繁禧，仕至五大夫。五季之乱，隐不复出。岁歉，出粟贩民。乡间德之，为立庙。”李彦坚:“累官银青光禄大夫，御史中垂。
乾符间，黄巢寇闽，以彦坚家世居闽，素知山川险隘，命守建州。”又如王彦昌“唐末官至检校司空。时当寇乱，能扦御强梁，为乡邦之依”。还有滩陈粟，字德宣，福清人。唐水部郎中，早厌荣宠，归隐于弥勒小隐岩读书，人罕见之者。
复如袁元应，仕吏部员外郎。巢寇略闽，出为本道抚喻使”。这些都是现存关于池、李等人事迹的最早记录。如果排除后人杜撰的可能(其他文献中鲜见上述几人的记载)，这些记录至少足以说明，除科举及第的士人之外，其他闽中士人也通过各种途径踏入了仕途。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闽地本上军将和落第士子的仕进方式。
仕进方式
早在盛中唐之交，就有不少闽人依靠军功获得晋升，进而外任并获得刺史等官职。刘守谦“肃宗朝讨安禄山有功，授处州刺史”。有些还官至节度副使。黄褐“初为闽小将，喜学问，轩然有志向，同列有假笔者。
除了军功士人之外，闽地落第举子也通过多种方法进入仕途。事实上，在那些金榜题名的闽中进士身后，站立着为数众多的落第同乡。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虽穷尽十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光阴并获得了相当的声誉，却最终还是与渴望己久的功名擦肩而过。福唐人李颜累举进士，郁有声芳(黄璞《王郎中传》)，然而他的结局诸史不载，恐怕亦是终身不第。他们中的不少人选择放弃科考，转而寻求其他途径入仕。
入幕是那些“累试不第”的失意举子投身宦场的重要途径之一。接受地方官员的召辟，是这些落第士子进入幕府的一种重要方式。《八闽通志》、《闽书》等地方文献中记录了大量入幕的不第闽士。
向朝廷献诗，也是落第士子获得官职的重要手段。那位自称服膺韩愈的王鲁复最终还是没能名挂桂籍，只得“贞元大历间献诗于朝，得从事邑府”。郑良士亦沉浮举场多年难得一第，“昭宗景福二年，向上献诗了五百多篇，被授予了博士的称号，之后又接连升官，成为了刺史，并且兼任御史，元年时，他退隐官场，隐居于白岩故居”。
还有一些士子则以自己的声望获得了朝廷的征召并由此获得了官职。闽县人林娜阳“累举不第，以博通三史应诏入内侍讲，授延尉平。丁艰归，以孝闻。时廉帅罗让尤加礼异，终潮州刺史。”按:此处的“延尉平”当是“延平尉”之倒误。
从整体上看，经由非科举途径入仕的闽中士子在数量上并不多。他们多以入幕作为升迁的起点，且绝少最终获得高位。不过，非科举出身的入仕闽地士人的逐渐增多，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福建士人在中晚唐政治舞台上的崛起。
反思
通过梳理与辨伪，我们认为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应值得重视。一是关于福建地方文献的校对问题。从上述文献列举中可知，有关唐代闽中士子的记载在后世有被改动的迹象。又由于文献中颇多，需要我们将上述几种文献进行对校，并把这些记录与两《唐书》、唐代墓志及其他文献等进行对照，从而发现其中的问题，以便进一步接近历史的原貌。二是需要关注几种地方文献之间的关联粼三山志》是现存最早的地方文献，但其中的记载较为简略。
从遣词措语上看，明人编纂的《八闽通志》较少受到《三山志》的影响。而(《又闽通志》与《闽书》显然之间具有明显承袭(甚至是抄袭)的关系。那么，那些在《三山志》中未见、《八闽通志》中却可详言的记载究竟从何而来?
换言之，从南宋到明中期，福建地方文献的发展呈现一种怎样的态势，这种态势又有着怎样的社会基础?或许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近世南方士人阶层的发展动态。
需要强调的是，除了促进南方士人阶层的崛起外，中晚唐的科举对于当时的南方社会具有两个方面的良好作用。第一，中晚唐的科举促进了南方人士的崛起，同时还改变了其他地区对南方边缘地区固有的落后思想的看法，加大了他们对这些地区的文化认同，在过去时候人们很少将科举制度和文化认同二者联系起来，但事实上，通过大量的中唐时期资料的研究，我们知道当时的南方边缘地区文化的被认同情况也很少，如以岭南、福建等地为代表的南方“边缘区”依然没有获得足够的文化认同，许多北方士人习惯性地将这一片地区视为一种粗鄙无文，甚至是“蟹荒”的存在。
在引发南方士人阶层不快的同时，这也促使了他们更加积极寻求这种文化认同，因此，以闽人为代表的南方士人阶层总结出了两种路径:一是期盼中央政权的介入并在地方建立起有效的管理体制，通过吏治的整顿推动地方社会秩序的重构以及社会风俗的改易;二是以陈子昂、张九龄为榜样，积极投身科场，用文战成绩来获取声望，从而改变人们“我里无闻人”口象。显然，后者更加坚定了闽人竞趋科场的信念。
中唐以后，闽士在科场上迅速崛起并逐渐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这种变化极大改变了人们对闽地的观感。中晚唐科举不仅为南方“边缘区”的士人阶层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机遇，也促进了文化认同在南方的延展。
第二，中晚唐科举在维系“核心区”与南方社会关系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本文第一章所引述的《会昌五年举格》可以看出，由于政治原因，河北地区的解额较少。台湾学者罗龙治以为此举加速了“南北两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型态”的形成:“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燕赵之地与南方京洛所统辖的区域，俨然影成两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可知，罗氏之“北”实为“河北之地”，而其所谓“南”是与“河北”相对而言的“京洛地区”。罗氏以为进士科之文士“大抵多是浮华趋利之徒，因此对于河北并不能产生移风化俗的力量”。
结语
以上对唐代闽士的仕宦经历进行了粗略的考索。需要注意的是，上文所依据的材料多来自《淳熙三山志》、〔弘治〕《八闽通志》以及何乔远《闽书》等地方文献的记载。由于时间的久远，许多闽士的信息依然难以得到最终的确认。这与文献的散佚及传抄的讹误有着相当的关联。
科举制度没能为朝廷提供足够的人才、文化资源，是朝廷在与割据势力争夺“河北”地区过程中处于下风的一个重要原因。金澄坤的看法则略有不同，唐代的及第进士常以入幕为仕进之开始。“中晚唐及第举人在藩镇发生叛乱时，多能挺身而出维护中央的权益和国家的统一，或者以不合作的方式消极抵抗割据藩镇对抗中央的行为。”由此论之，科举制度对是维系“核心区”与地方社会联系的一条无形的纽带。
中央政府如何建立起管控地方社会有效的体制并有效限制、藩镇的反叛意识，是一个让中晚唐政治家们绞尽脑汁的难题。有些颇有眼光的地方官员就注意到科举制的重要作用。安史之乱以后，藩镇节将的反叛成为颇令朝廷头疼的一大难题。然而，许多地方官员费尽心力，依然未得制约地方军将之良策。
地方军将多出自豪强之家(即“土豪”)，在地方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而他们成为朝廷必须防范的一股势力一一柳砒就将这些“土豪”、“押衙”及其子弟视为潜在的“草贼”。思虑周深的柳砒注意到，科举制可能是化解地方势力反叛倾向的一种手段:通过地方长官的个人影响力为“押衙之子”们延誉，逐渐使其希慕科名，达到“人必荣之”的社会效应。这种鼓励豪强子弟投身科场的做法，有利于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从而转化他们“消极性”的影响力，并消磨其反叛意志，最终形成对地方的有效管控。这也是中晚唐军将子弟进入科场的时代背景之一。
总而言之，中晚唐科举制度促进了南方士人阶层的成长、南方地域认同的形成以南方地域社会的稳定。随着唐末五代政局的不断变化、南方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南方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的角色日渐重要。这些又为“唐宋变革”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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