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 红军第一叛将龚楚回乡（自语：终于回来了 再也不走了）

1990 年 9 月 13 日，深圳罗湖口岸来了一位穿藏青色西服，系黑领带的瘦高老人。他坐在轮椅上，收一位年轻人推着，从香港出关方向来到关口。

海关工作人员仔细验看了他的回乡证，上面姓名一栏写着“龚楚”两个大字。一看下面的年龄，填的是“90岁”。工作人员给老人的回乡证盖上章，送回老人手里，顺口问道：“老人家，这么年纪来大陆旅行，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老人接过回乡证，将它放在了胸口，并不断用手抚摸着，嘴里喃喃的说：“我不是来旅游的，我是回乡......”

两天后的夜里，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县南郊六公里的长来村非常宁静，劳作了一天的村民大多已进入了梦乡。

就在这时，传来了几声小汽车的喇叭声，5辆小车鱼贯驶入了村里。村民们纷纷披衣起床，寻着声来到了村中间的广场。车子停了下来，那位名叫龚楚的老人，在长来镇副镇长陈红珍和县里几位干部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从小车里走了下来。

老人虽然认不得眼前的乡亲，但听着熟悉的乡音，热泪还是忍不住流出眼眶，口里不停地喃喃自语：到家了，到家了，我到底到家了。

邓小平曾经的搭档

这位龚楚曾有过极为辉煌的履历。上世纪30年代，他是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红军将领，与朱德、毛泽东并列红四军三大巨头之一。

但就是这样一位高级将领，后来却成为叛徒，并带人大肆围剿红军，设计抓捕项英、陈毅等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领导人，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1949年，龚楚曾短暂向昔日的部下林彪降，但不久后又叛逃，是红军中级别最高的叛徒，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那个革命洪流涌动的年代，1901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的龚楚，16岁时便投入粤军。七年后，23岁的龚楚已积功升为国民革命军少校，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两年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二十年代，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之时，当时有很多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但像龚楚这样以国民党员身份加入共产党的却并不多。当时年轻的龚楚认为国民党不可能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只有“以俄为师”，加入共产党才能彻底完成革命，拯救中国。

龚楚的这种想法，是平时受到同为乐昌人的青年团员丘鉴志、陈德钊等人的影响。当时这几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刊物，讨论中国革命的未来，龚楚也对共产主义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毅然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6月，龚楚受党派遣，回到家乡开展农民运动工作，并担任了中共乐昌支部书记，兼乐昌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龚楚根据党的指示，将乐昌农民自卫军改编为第十三军补充团，前往武汉准备参加讨蒋。但是走到湖南时，又接到党的指示，要求他将部队带到江西，参加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朱德任军长，龚楚任红 29 团党代表。1928年，龚楚随同红四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

井冈山会师后，龚楚还担任了红四军前委常务委员一职，进入红四军领导层，能够与毛泽东、朱德等人一起商量红四军的各项重要问题。

1928年7月，在红四军的湘南战役中，二十九团在郴州作战不利，毛泽东、朱德对龚楚进行了批评，决定龚楚留在湘南领导桂东、资兴、安仁等地的赤卫队工作。

1929年5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化名龚鹤村秘密来到广西梧州，策动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

在龚楚等人的工作下，俞作柏释放了监禁的共产党员，任命共产党员张云逸为广西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任命共产党员俞作豫为广西警备第5大队大队长；开展工农运动；承认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军。

同年9月，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决定武装夺取政权。正当广西革命形势好转的时候，俞作柏却急于公开宣布反蒋，结果不战而败。

在此风云突变之时，邓小平和龚楚当机立断，决定把党掌握的武装拉到左右江地区，与韦拔群等领导的农民运动结合，发动百色起义。

百色起义后，成立了红7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龚楚任参谋长，同时兼任战斗力最强的第19师师长，邓小平兼任该师政委。两人配合很好，结下了一段战斗友谊。

龚楚在井冈山学习到了红军的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与邓小平一道，在红七军的建军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红军第一叛将”

1931年2月，红七军转战湘粤边时，与粤军、湘军展开了多场激烈战斗，龚楚在战斗中受伤，转到上海治疗。半年后，伤愈的龚楚来到了江西中央苏区。

此时的中央苏区，正好是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笼罩之下。他们对革命形势估计错误，强调要在一切实际工作中肃清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大肆“肃反”。

龚楚一开始被任命为红十二军参谋长，但到职仅7天，便看到了自己的老同学、百色起义时的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在肃反中被杀。

李明瑞时任红七军军长，但该军政委葛耀山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导，背着李明瑞在红七军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并自任书记，在红七军中进行"肃反"，杀害了多名干部。李明瑞多次予以制止，但却被怀疑是“改组派”，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1931年10月，李明瑞来到红七军56团驻地视察工作。团政委接到葛耀山电话，要求他"监视李明瑞"。这名政委立即召开党支部会，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战士们杀害了李明瑞，李明瑞牺牲时年仅35岁。

听到李明瑞被杀的消息，龚楚惊呆了。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我第一次体味到共产党中的派系斗争、倾轧和迫害。”

李明瑞牺牲后，龚楚接任了红七军军长一职，并率红七军参加了赣州战役、水口战役等战斗，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但是龚楚仍然感觉惶恐不安。因为一年来，隔三差五就会传来他熟悉的某位同志在肃反中被杀的消息。他形容那段时间“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惶，不知死所，即高级干部也感到人人自危。”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萌生了“离开红军”的念头。

果然，龚楚也在1932年初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帽子，由军长降为师长。不久后，中央又对龚楚作出了“给予开除党籍一年，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的处分。

龚楚感觉很冤。因为对他的处分的依据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龚楚有没有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呢？

客观的说，这个处分的依据并不充分。当时非常“左倾”的一些领导人认为龚楚对党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对“肃发”工作有意见，加上当时苏区正在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开展“消灭地主”的运动，一些拥有几亩地的中农也在被消灭之列。

龚楚对这种扩大化的政策表示了异议，所以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1934 年 10 月，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转移前夕，中央决定在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领导南方地区的斗争。

龚楚对中央把自己留在苏区的作法，看做是“借刀杀人”。他觉得主力红军转移后，留下来的人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敌人消灭。而把自己留下来，是因为自己的头上有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有些人想对自己欲除之而后快。

真正让龚楚下定叛逃决心的，是中央红军长征后的1935年2月。当时留在苏区的中央分局接到中央红军的紧急电报，得知担任中央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在湘江与敌人血战后，被迫分散突围，中央要求中央分局派部队去接应。

接到电报的龚楚，就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知道红三十四师全师3100多人，战斗力很强，连他们都被敌人打散了，看来革命的前途十分悲观了。

不过龚楚并没有把这个想法表现出来，而是接受了项英的指派，亲自带着七十一团去接应红三十四师。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红三十四师的几千将士已几乎全部牺牲。

龚楚率领红74团，经大余油山一路辗转来到湘南，但沿途却连一个红三十四师的战士都没看到。龚楚的心里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中央是不是被敌人吃掉了？

更要命的是，奉命去接应红34师的龚楚，遇上了国民党的“围剿”部队。几场战斗下来，部队损失惨重，和中央分局也失去了联系。 这时的龚楚，进退两难，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对革命彻底失去了信心。

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仅剩的上百名红军，来到郴县黄茅村驻。半夜时分，他悄悄扔下部队，逃回了故乡长来村，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叛变革命后的龚楚

龚楚的回忆录中，无一字涉及逃亡后的经历，看来他也知道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不过据长来村一些老人回忆，龚楚回到长来村后不到两个月，便有一帮人来把他接走，不久后便听说他担任了粤北五县联防主任。

投降后的龚楚，成了国民党的帮凶。龚楚利用自己对红军的熟悉，以及很多人不知道他叛变的消息，经常带着国民党军化装成红军，召集湘粤一带的游击队“开会”，将游击队诱入其圈套，或逼迫他们投降，或予以杀害。

尤其令人不齿的是，龚楚还把目标对准了自己的多年昔战友项英和陈毅身上。

1935年 10月，龚楚来到赣粤边游击队驻地，对游击队说自己有重要工作向项英、陈毅汇报，要求游击队给自己带路。一开始游击队并没有识破龚楚的诡计，队长吴少华还兴冲冲地给龚楚带路。

但在途中，吴少华看出了龚楚带的人不像红军，识破了龚楚的诡计，在快到项英营时抢先鸣枪报警，项英、陈毅听见枪声后迅速转移到了安全地区。龚楚见诡计被识破，怕游击队追过来，于是慌忙沿小路逃走。

关于这件事还有一个说法。龚楚的侄子龚锦伟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龚楚承认曾带人去捉过项英，但快到项英驻地时，是他放枪通知项英和陈毅转移的，实际上吴少华根本没有识破他已经叛变。龚楚还信誓旦旦地对侄子说，“他没有干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

没抓住项英和陈毅，龚楚也失去了利用价值，从此被国民党搁置。之后，他也曾出任过一些诸如少将参议、参议会议员之类的闲职，要知道国民党也不可能信任和重用一个叛徒的。

1949年10 月，解放军进军两广，逃到乐昌县瑶山的龚楚已是走投无路，不得不向他曾经的手下林彪投降。叶剑英决定派龚楚前往海南岛，策反同乡薛岳。

薛岳

龚楚答应得倒是很痛快，但到达香港后，却又担心“今后没有好果子吃”而滞留在香港，不但没有去劝降薛岳，反而赴台湾遏见了蒋介石。

龚楚没有想到，蒋介石根本没有在台湾给自己一个官当，反而要自己潜回大陆，收编残部，以配合“反攻大陆”。 面对蒋介石的这张大饼，龚楚深知自己要是再回大陆必定没有好果子吃，于是改名龚松庵，决定留在香港，从此远离政治。

当年叛将的回归

在港期间，龚楚买下了10多亩土地，开办了一个小农场。闲来无事时，便以写作和书画自娱，还出版了两本回忆录。有时，他也会去乐昌同乡会与同乡们聊天，同乡们自然知道他的经历，常把回乡探亲时的见闻告诉龚楚。

1979 年，龚楚在广东惠阳投资开办了一家毛衣厂，成为第一个在惠阳投资的外商。上世纪80年代，国家宣布不再追诉国民党军政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切行为，这引发了龚楚的回乡之念。

龚楚打算回乡的消息传回故乡后，广东乐昌县将这一情况向上级进行了请示，广东省统战部门批复，龚楚回乡，按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

1985年8月，龚楚的侄子、乐昌县长来水泥厂厂长龚洪贵到香港谈生意，顺便受乐昌县委政府委托，来看望龚楚。他给龚楚介绍了国内改革开放和家乡变化的情况，动员龚楚也回故乡看看。

随着岁月流逝，年迈的龚楚也产生了落叶归根的思想，但他最担心的是自己过去背叛了革命，共产党能放过自己吗？

乐昌方面得知龚楚的顾虑后，多次与其联络，向其讲解国内形势和家乡的变化，表示欢迎他回乡定居。

对于龚楚挂念的祖屋，乐昌县表示因公路扩宽，那幢祖居已经拆除，但是县委、县政府已经拨款，在龚楚祖居不远处，按照原来的式样和面积，重新建造了一幢新房，作为补偿。

1990年 9 月，90 岁的龚楚终于决定返回故乡。

1990年9月13日，列车在韶关站缓缓停下，龚楚偕夫人王兰芬走下了列车。

乐昌县委领导早已在韶关等候，并在韶关为龚楚设宴接风。席间，龚楚将三封分别写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的信，委托乐昌县委领导代为寄发。信中除了龚楚向昔日的这三位战友的问候外，还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以及自己想在家乡颐养天年的心愿。

酒宴散后，归心似箭的龚楚连夜赶回乐昌，于半夜时分到达了长来村那幢新建的房屋前。这是一幢两层半的楼房，占地120多平，包括了六房两厅一厨两卫，家具也全部是新购置的，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幢“豪宅”了。

龚楚回乡在当地引起了轰动，许多亲朋故旧纷纷上门拜访，还有很多人专门起来，只想看一看这个“红军最大的叛将”。龚楚虽然年事已高，但记忆力极好，对几十年前的事记得清清楚楚。

当然，他“记得”的，只是在红军期间的经历，对脱离红军以后的经历，则总是以一句“记不得”了来推脱。可见，他也知道脱离革命是不光彩的。

回乡不久，龚楚接到了昔日的老战友邓小平打来的电话。接电话时，龚楚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情绪十分激动。据龚楚的家人说，邓小平在电话里欢迎龚楚去北京看看，但龚楚感觉无颜面对老战友，借口一身都是病，予以婉拒。

回乡后的龚楚，很少出门，偶尔要出门的话，一定会穿上西装、打好领带，非常注意形象。他最喜欢饭后漫步到以前的祖居旧址边上，抚摸着50 多年前他亲手种下的几棵桂花树，陷入无限的回忆之中。

让龚楚最感动的，是家乡父老并没有对他另眼看待，丝毫没有鄙视他这个“罪人”，而是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曾走错了道路的自己。他曾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报国才能尽，还来水竹居。月明嫌树密，风急过篱疏。心事孤舟系，关河百战余。饮酒聊一醉，秋意满前除。”

1995 年，95 岁的龚楚因病在家中去世。出殡那天，村里的族人都纷纷为他抬棺相送，乐昌县委政府和长来镇政府也送来了花圈。

龚楚的墓地在长来镇外一座荒山上，黑色的碑石上，刻着龚楚生前自拟的碑文：忠贞与叛败，打白军与打红军；投降与再投降，出走与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