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尽量地设法让作品接近人民的语言（特别是他的七言绝句）

《儒林外史》说起两个戴方巾的秀才：前面一个穿一件茧绸直綴，胸前油了一块，后面一个穿一件玄色直掇，两个袖子破的晃晃荡荡的，走了上来。两个秀才看见王义安不由分说，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脸就是一个大嘴巴，打得他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两个秀才越发威风。可能王义安应得受到惩罚，但是这两位秀才凭什么打他的？因为他们是『士』。尽管他们是「寒士」,究竟和平常人不同，他们可以随便打人，而被打的只剩得『磕头如捣蒜」。

杜甫所说的「寒士」,大约也不是平常人。是不是杜甫心胸阔大，尽管自己『床床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但是他所属望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尽管他所考虑的只是同阶级的「士』,但是他考慮的是他人而不是自己，即使这个他人是他同阶级的士，而不是一般人，这总算是他的心胸宽大了。

然而不然。杜甫对于一抱茅草还是那样的惦念，甚至于把孩子们指为「盗贼』。是一抱茅草呀，值得这样的仇恨，那么他那『广厦万间」的心胸又到哪里去了！无论现在我们处的是怎样的一个社会，杜甫只是处在一个阶级社会，他关心的是统治阶级，特别是和他一样的下层的士，而不可能是广大的人民。那么杜甫怎样能写出『三吏』、『三别』和那些同样的诗呢？在那一段时间里，杜甫的生活已经和人民很接近，接近到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他能用人民的语言，发出人民的呼声。这样的诗，除了杜甫，中国古代的诗人，也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不过很少达到杜甫这样的高度。

人民生活是文学的源泉，诗歌的源泉，接触到人民，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脱离了人民便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杜甫从秦州入蜀以后，生活是艰苦一些，但是在朋友们的支援之下，生活还可以勉强维持。虽然他和人民中间有一些距离，但是在他的作品里却尽量地设法接近人民的语言，特别是他的七言绝句。为什么是七言绝句呢？因为这个形式最接近于川蜀人民的歌遥。正如我们家乡的人民在劳动中爱唱号子一样。这就形成了杜甫的特色。有的人称为诗歌的变调，真正的变调是那些脫离人民的腐辞烂调，而不是杜甫那样的七言绝句。

试举杜甫七言绝句数首于次”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

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

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

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垠数寸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

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诣徐卿觅果栽》

二月六夜春水生，门前小滩浑欲平，鸬鹚鹈鶼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置路旁。-《春水生二绝》

这些诗已经和现代少数民族的对歌差不多，在这方面的试笔是成功了，但是杜甫还要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