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通的诗哲”萧萐父：“观乎人文而化成天下”的文化包容意识

萧萐父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哲学家与哲学史家。饶宗颐曾评价他是“博古通今不世才，中西学贯绝尘埃”。在《中华慧命续千年》这本小书里，收录了先生从先秦到近现当代的经典文章合集，既有对易学的深入考究，又有对佛、道、儒家不同人物哲学思想的剖析，足可管窥先生“通观儒释道”的圆融智慧和创新见解。

萧先生不仅熟稔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哲学思想，还喜好涵咏诗词。在前言中，萧萐父的高徒郭齐勇称老师为“贯通的诗哲”。他认为，“萧公治学，首贵博淹，同时注重独立思考，独得之见。”《中华慧命续千年》选录的文章虽然篇幅多数都不长，一字一行都能体会到萧先生的“博淹”和“独得之见”。

这本书的书名取自萧先生给浙江水心纪念馆的题辞，“道不离物成于两，中华慧命续千年”。我国传统文化的“慧命”如何得以“续千年”呢？那便是萧先生主张的“观乎人文而化成天下”的文化包容意识。

郭店楚简的发掘，对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意义和价值重大。萧先生总结道，“《易》、《老》开源，儒道纲举，百虑殊途，并行不悖”。正因为“百虑殊途”，古代哲学思想才得以多元发展。

《易》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和哲学智慧的主要的‘活水源头’”。在《人文易与民族魂》中，萧先生认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肯定了人的作用，“人文化成天下”的思想是“易道”的中心和归宿。

“《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兼三才之道。《易》本身就是主张包容的，所以自然形成“人文易”中的文化包容意识。萧先生认为，这种文化包容意识的主要思想特征是：尚杂，兼两和主和。

《易》中说“物相杂，故曰文”，认为“文”的开端就是崇尚杂多，主张不同事物相杂。“一阴一阳之谓道”承认各种矛盾对立的存在，并在文化变动中兼顾两面。而“主和”是反对专同，期望能够容纳杂多和对立的内容。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肯定人文发展中“殊途百虑”的自然进程，以尚杂、兼两、主和的思想来包容对待，“察异观同，求其会通”，正是萧先生所认为的“人文化成的必由之路”。

萧先生提倡文化包容意识，并认为，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要主张包容，才能得以更好发展。

比如古人在学术思想研究上，有很多不同观点和宗派。面对杂乱无章的学术主张，固执“一人之宗旨”当然不可取，“杂收不复甄别”也不是明智的做法。黄宗羲没有走以上两个极端，而是花了很多功夫，梳理了“明室数百年学脉”，著成《明儒学案》，“导山导水，脉络分明”。这正符合了萧先生所说的“察异观同，求其会通”的思路。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道，“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这种观点，打破了儒家排斥其他学术思想的极端对立主张，反对“举一废百”、“好同恶异”的传统思维模式，提倡真理多元化。这是萧先生非常肯定的文化史观。

刘鉴泉先生在《推十书》中比较中西文化思想的差异，总结出“西洋学重治物,故详于量与质，中国学重治心,故详于本与末”等中西差异，这正是一种“察异观同”。同时，鉴泉先生力图用一定的哲学纲领，贯通古今中西的一些学理，形成系统，这更是实践文化包容的一大成就。

俗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萧先生看来，分与和，是互涵递进的。有了分，才能有差异、才能实现杂多；有了和，才能把这些差异和杂多的内容进行整合、统一、贯通，“察异观同，求其会通”，这才是“中华文化慧命持续发展的内在生机和客观法则”。

当今时代，中西方交流越来越密切。此时，片面坚持“西方中心论”或“华夏优越论”都不利于中国文化的长足发展。那么，“东西慧梦几时圆？”对此，萧先生主张“要以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和文化包容意识来回顾过去、疏观现状和展望未来”。只有通过“察异观同”而“求其会通”的文化包容方式，才能实现文化交融，让中国文化在变革、代谢过程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让中华慧命再续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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