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表示不解：“居然有人告诫你散文不能虚构”

#读书##散文#

李敬泽《咏而归》一书之《黑夜之书——〈酉阳杂俎〉》一文中有段括弧，所括文字为：“中国散文的这一脉，现代以来早已丢失殆尽，如今居然有人告诫你散文不能虚构，他们没读过《庄子》吗？”——毫无疑问，李敬泽认为《庄子》的体裁是散文（集）。

由《庄子》，我们可以想到许多“古散文”，即使在今天，它们的虚构性也是一目了然的——不用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它们就是不真实的，历史性的不真实。

《咏而归》，李敬泽著

《唐代散文选注》，张撝之选注

先有的《庄子》等古文，后有的“散文”。能否以今天的“散文”概念度古文之“腹”先不说，先看几个古今中外“凭空捏造”散文（甚至诗歌、游记、杂论）的例子：

《岳阳楼记》显然比《庄子》更像散文，而据说其作者范仲淹先生并未到过岳阳楼，未亲观过洞庭水。

木心先生笔下写过许多国家，但他并未去过，却写得煞有其事似的；陈丹青为此而感慨：“有哪位中国作家无数次以欧洲各国作诗作文，却是从未去过？”（《张岪与木心·乌镇的孩子》）

莫言“从来没去过俄罗斯，却硬是写了两篇长达万言的《俄罗斯散记》”（梁守泰《莫言研究文集·变化与出新——谈莫言的创造性写作》）。

无独有偶。李敬泽曾介绍说，我“有位朋友，从未去过西藏，也写了几篇西藏故事，据我所知，还真的没人看出破绽”（《反游记·山上宁静的积雪，多么令我神往！》）。

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缪塞歌咏过这个国家（意大利），却从未到过那里”（安安编著《乔治·桑》）。

深刻剖析日本人性格及日本文化的《菊与刀》的作者、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也并未到过日本。而著述了《中国雕塑史》的日本人大村西崖也从未到过中国。

散文有一个新流派叫“在场主义”，还有一种“非虚构写作”，并都有相关奖项；可不在场、非非虚构，也没耽误他们写，而且一写可能就写成了名篇佳作。

《乔治桑》，安安编著

散文——不太广义也不太狭义的——之可以“胡编”，就是有点儿小说写法或“小说化”了。

一些名家不但“胡编”（程度不同的）了，而且振振有词：

《朝花夕拾》“小引”中鲁迅先生有言：“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记忆，回忆，怎能完全真实、完全再现！涉及多人的甚至过去没多久的事，说起来往往也是很“罗生门”的。

木心先生在讲解自己的散文《塔下读书处》时（《木心谈木心》），则是左一句“大家写作（当然是指散文）不要太老实”，右一句“老老实实写，没什么好写的”，并坦白文中几一句引语“其实他（茅盾）没有说这话”“他（茅盾）也没说过这些话”。

莫言先生则明确地“认为散文不必太强调真实性”（梁守泰《“形散”与“神聚”——读莫言散文随笔溯其成长轨迹》）。

王必胜主编在为《2018中国最佳散文》一书所作序《散文是什么及其他》中特别谈到了散文的真实性问题，客观而切实。他写道：

“真实是艺术的圭臬，真实性不只是广义的标准。散文的真实，既是文学的，也是散文的。……而散文的真实，她杜绝虚伪和夸饰，是还原事实，切近事实。……而散文的真实要求更为严正，不做作矫柔，表达的内容要事实切近本原，遵从敬畏本原。”

他认为：“对于散文这个大众文体，真实性要求应成为一个铁门槛。”同时他也认为写散文“不必拘泥于细节和场景的还原再现，但不能为了艺术性而丧失人物和情节的真实”。

似乎也就是说，散文的真实性，可以是有所保留的、不求全责备的真实性。一方面是“铁门槛”，一方面也不能是亦不必是铁板一块。

《反游记》，李敬泽著

实际上，不论是回忆类、亲情类、乡愁类散文，还是景物类、游记类散文，还是什么“大历史”类散文，等等，怎么可能完全真实呢？自觉不自觉的。

对于散文写作，美化、拔高、参照、按“需”取舍、为尊者讳、春秋笔法等等，似乎都是必要的、可行的。

对于散文之类，我们完全可以凭想象、凭虚构、凭阅读甚至凭“道听途说”写；可以从亲身经历、个人经验甚至也可以利用他人的、人类的经验写——要么有自己的生活，要么有他人的生活，反正不能没有生活。所写不一定是实有实在的，但——是可以有、可以发生的，是合情合理的。

尽然？也不尽然！人的想象力是不可想象的，写鬼神，写科幻，虽也都是人的举动，其中还是有不少“超验”的东西的。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姑妄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