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文学︱《红岩》之外的“红岩”（一）︱吴景娅专栏
作者简介：吴景娅，笔名亚当、央金玛。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客座教授、重庆作协散文创委会副主任、重庆散文学会副会长、重庆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会员。著有散文集《镜中》《与谁共赴结局》《美人铺天盖地》和电视剧作品《爱能飞越仇恨的天空》等。2002年获重庆首届散文文学奖，2003年获重庆文学艺术奖，《与谁共赴结局》获2004年重庆散文十年作品经典奖。
如果问重庆人，这座城哪个名词被使用得最多？毋庸置疑是“红岩”！这个因一本小说蜚声中外、深入人心的名词，重庆独有的名词，半个多世纪以来，像造型夸张、性子拓荡不羁的黄葛树根须，倔强又深情地伸向了我们嶙峋的空间或坚硬的日子……《红岩》杂志、红岩机械厂、红岩电扇厂、红岩墨水……我们甚至可以把整个重庆城都想象成一座巨硕的赭红岩石，站在蟹青或烟粉的时光中，静穆端然，不左顾右盼，沉默，如同黄金……
红岩，这个名词的确不是一本小说能够去完整阐述、充分表达、尽情抒写的，它所蕴含的丰满内涵、精神气质像阳光一样洒落在这片有些湿漉漉的土地上，我们一低头就能百感交集地拾起几缕。《红岩》之外还有太多的“红岩”人物和传奇故事，它们与《红岩》浑然一体，渗入重庆的骨骼与血脉中，成为我们最熟悉的城市气息，能触摸到的城市肌肤的体温。红岩，是我们随时回眸就能望见的那些亲人的面颊，穷尽一生也读不完的那本大书……
一位没有后代姓他姓氏的人
第一次见到公爹赵隆侃，我终于知道清瘦与清癯两个词语的天壤之别，形容人物时后者比前者多的便是那种难以言状的飘逸之气。那时也不过六十多岁的公爹无疑属于清癯——尽管头发已花白稀疏，戴着硕大又奇怪的黑框眼镜，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卡其中山装、灰长裤，却一点不影响他整个人的翩然。他的翩然像是行走在另一个时空的人，尤其是说话和微笑时都更接近旧时的学究。后来有个朋友说公爹有一张“酷似胡适老年时那种学者型的面容”，我击掌赞同，并觉得这个“酷似”绝非高攀，公爹不但外形像个老学者，其满腹学问，广博亦厚实的知识储存，神奇的记忆力，绝好的口才，都配得上学者之实。
他对世界的一切充满着探索的热情，无论谈什么话题，皆能与你眉飞色舞、大侃而隆侃，真正是一位不辜负自己名中带“侃”、可能也是命中带“侃”的侃爷！你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侃”，是他的良药。他常因“侃”脸色由蜡黄变红润，神情由焦虑至轻松——他让自己一部雨夹雪的人生，因为“侃”，多云转了晴……
第一次上先生家门，我与公爹交谈的不是天气冷暖、家长里短，而聊的是《红楼梦》中的晴雯之死。当公爹一口气背诵出了《芙蓉女儿诔》，我这个所谓读中文系的人真是羞愧难当，我竟是一句都背不出的……也就是当天，来了一位著名诗人，公爹就兴致勃勃地侃起了现代诗；来了一位研究恐龙的专家，他又颇为熟悉地谈起关于恐龙毁灭的几大观点，哪些是鬼扯，哪些引人入胜……
我彻底懵了，眼前这位老人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
渐渐了解公爹的历史后，我觉得可以用职业革命者来概括：人生的上半场，他是闻名遐迩的当年中共重庆及川东地下党的一员，人生的下半场，他曾做过解放初期共青团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九龙坡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重庆三十中语文教员，重庆市博物馆馆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另外让我吃惊的是，公爹竟拥有一大堆曾用名：赵令芹、赵硕生、曹羡芹、吴斌……解放了许多年，他的档案中和人们口中仍是吴斌这个名字。人们知道的他，也是团市委那个很会作报告，说话幽默风趣，才华一流的吴斌。这也难怪，当年公爹这一类地下党员便是他朋友形容的那种“东躲西藏”的人，不但要常常更换职业、住地，名字更得随处境“变脸”。正因如此，解放前出生的大女儿自然不能随他的姓，解放后出生的儿女因为父亲叫吴斌，便全部随母亲姓了罗。后来公爹倒是改成自己的真名真姓了，但那已是特殊时期被打成“右派”去四川凉山一带劳教之时，儿女自然不能改来随他的姓。再接下来，孙子、孙女出生，曾孙子、曾孙女出生，仿佛都不太方便再姓赵了——家人觉得那样会很突兀，无法去给孩子说清来龙去脉……
到现在为止，公爹的后代中没有一个随他姓赵的——在农耕文明色彩浓郁的中国，传宗接代的重要象征便是姓氏的继承。
我曾想，公爹可能不在乎这些吧，一个要从旧世界里解放自己和他人的革命者或许早就不落入这样的俗套了。而家人却给我提起，当大孙子出生时，家人也曾建议过让他姓赵，公爹高兴坏了，翻字典查古籍地为孙子取名字。后来儿子、媳妇还是觉得不妥，仍姓了罗，公爹眼里的那束光一下子黯然了，然而也仅仅如此而已。之后，他再不提及让谁姓赵的事情……
公爹内心的沟壑里究竟有怎样的风吹草动？
有一次公爹给我讲起了江竹筠，也就是小说《红岩》中江姐的原型。公爹的声音很低沉，像老电影放映时会时不时发出的那种滞笨的嚯嚯响动。公爹说，江竹筠那时是把儿子彭云寄放在一位地下党同志家里的。彭咏梧牺牲后她去看彭云，搂着儿子哭得肝肠寸断，让那家的女主人无比惊诧，忙解释：“彭云在这里绝不会受亏待，我们孩子有的，他都有，这点你放心……”江竹筠也不说话，仍是抱着孩子呜呜地哭。完了，自己摸出手绢来把脸上的泪痕一一擦干，对镜整理了头发，抹了粉，趁儿子不注意，悄悄走掉……
公爹说，他只见过江竹筠一面。1947年深秋的疾雨黄昏，公爹将在重庆渝中区捍卫路中学的教职员宿舍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重庆地下党的骨干廖意林——“意姐”。他正心神不宁，门被叩响，开门见站着一位个头不高，单薄瘦弱的女子，穿灰蓝色的旗袍，罩了件驼色毛线编织的背心。女子冲着他微微一笑，细眉细眼间却是隐约着淡淡的愁绪。她轻盈地闪进门，把滴着水的伞靠在门边墙根，便径直找了张椅子坐下来。他知道这是党组织派来的入党监誓人。她向他扼要地讲解了怎样去做一个共产党员，就口授誓词，叫他宣誓，没有任何的陈设和仪式……宣誓毕，这位女同志伸出手来握住他的手，低声却热情地说：“祝贺您，同志！”她的手特别小，像个孩子的，凉嗖嗖的。他们互相连姓名都没问就匆匆告别，这也是当时的组织纪律，他们要避免知道对方是谁！直到解放之后，他才清楚自己的入党监誓人原来竟是江竹筠。他好感慨：那样一位看上去相当柔弱清秀的女子竟能扛住敌人酷刑的折磨，不叛党，不出卖同志……她的骨头真是比牛高马大的男人还硬！公爹唏嘘不已，说常常是一闭上眼，就见到自己握过的江竹筠那双孩子般的手，血肉模糊；听到歌曲《红梅赞》，眼泪便会潸然而下。
公爹也讲起他亲眼见到许建业（《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之一）与李大荣烈士被敌人五花大绑押着游街，在重庆大坪被杀害的事情。那天许建业在刑车上，他在刑车下，隔着攒动的人群，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悲壮赴死却无法相救。什么叫万箭穿心？他说起时，仍会下意识地去捂住胸口。有那么一瞬，他觉得与许建业的眼神有所交集。那个比他大两岁的男子，满身刑具，眼神却自由而坚定，那是谁也阻挡不了的骄傲和强悍，连死亡也无法剥夺！许建业气势浩荡，一直奋声高呼口号，从洪亮到沙哑，都没有停止最后的战斗！他用山一样巍峨的姿态来与这座城告别，与自己的事业和生命告别……一点没给共产党人丢脸。公爹跟着刑车走了好远的路，他悄悄为两位战友送行，心里默默地说着：“作为他们的同志，我无比自豪！他们真称得上是意气昂扬，慷慨以死！我也知道，许建业他们的今天很可能就是我的明天，也就是个死。但死也要推翻这样黑暗的政府！想想嘛，一个政府连许建业和我这样的文弱书生都要起来造它的反，可见它坏成了什么样子！”
我相信，这些挥之不去的画面，一直住在公爹的生命里，与他形影不离。它们是他辗转艰辛的一壶酒，山穷水尽时，喝一口，便有璀璨的光芒来洗涤他的纠结，便会豁然开朗：“当年我们好些人啊，都没有活到能看着自己孩子长大的时候。而像许建业同志连婚都没结，更别说能像我这样的儿孙满堂、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我知足了！知足了！”
公爹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一个富有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赵宝鸿是清朝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在日本学了10年的化学。回国后担任江西第一所高等院校——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的校长。
公爹的家在南昌算是名门望族，许多赵姓子弟都投靠其门下生活读书。公爹是个被母亲娇宠坏了的孩子，任性、懒散，七八岁发蒙读书了还赖在佣人背上，让人家背着去上学。照此下去，公爹肯定是个窝在富贵乡里无用的公子哥儿。
命运吊诡地拐了急弯，日寇快打到南昌时，公爹的父母离世了。听着敌人的枪炮声愈逼愈近，他和家人只得把父母的棺木送去山里的寺庙停放，拜托那里的住持帮忙下葬，而后咬牙一狠心用砖头封了宅门，弃了带不走的所有家当，包括值钱的八大山人、郑板桥等人的字画，匆匆作别故园，踏上逃难的火车。
公爹和姐姐去了相对安全的广西求学。漓江的晓风，吹拂着一个少年苍茫的面容，破碎的山河沉入他深潭般的眸子，家国情仇，无依乱世，他的青春好彷徨！他只能读书，读一条破墙而出的路——
早在南昌、桂林读中学阶段，公爹已读过《新青年》，鲁迅的杂文，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论述等著作。新思想为他在闷热的黑空间里打开了天窗，他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古嘉州的慢生活暂且安抚着远道而来的学子。公爹考入了这里的文学院史学系。入校不久，他就找到了几位知己，几位极具人格魅力、热心助人、勇于牺牲的同窗。他在他们身上除了发现古代侠客义士的豪情热忱、勇敢与坚毅，还发现他们有超越旧派人物的新视野、新气概。他们像是在干一桩大事的人！干什么呢？公爹希望能与他们为伍，同行！因为朝朝暮暮与他们相谈甚欢，情同手足。渐渐，他知道了他们竟都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这三个字对他而言其实并不陌生。过去，他觉得那是星河一般的事物，只能仰望。而现在他已能真实地感受到它就在自己的身边，如同一潭清水，全在他四周，他惊喜而兴奋——他积极参加了武大地下党组织的所有活动，热血沸腾，内心如蜜。这个父母双亡、漂泊异乡的男子不再是迎风有泪，独自嗟叹的苦闷青年，他的脚下又生出了家园。
也是在古嘉州的山水间，有个娇小的当地女子对他回眸一笑。女子有个飒爽又深邃的名字，罗宗濬。风和日丽天，他攥住她的手，踏过岷江上竹板搭成的闪悠悠的浮桥，去到乐山大佛、凌云寺、东坡亭……翠竹掩映的茶座便是他们的“宫殿”——靠着两盏盖碗茶，自带的干粮，便可豪放地聊一天的巴金、鲁迅、高尔基……他讲，她听，如伯牙与子期一般凝神相望。暮云飞渡，渔火泛起，他又会习惯地去攥住女子的手归去。他可能没想到，这一攥就是一辈子。连最后要撒手人寰了，仍是习惯去寻找女子的手。而这次他是把自己的手妥妥地搁在了已是白发盈头的老妻手心中，才安然远走……这自然是后话。
1946年公爹来到重庆，到陶行知所办的育才中学做教员，接触到了在重庆地下党内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廖意林。在她领导下，参与筹划、编辑了重庆地下党市委的另一本机关刊物《反攻》。它是《挺进报》之外，地下战斗的另一种呐喊。
1947年10月《反攻》的创刊号上便有他署名“念”的檄文《杜斌丞烈士殉难》。他血脉偾张地说：“在新的志士的鲜血面前，中国人民包括他们卓越的代表，各阶层的先进领袖，将洗清最后残存的一丝幻想，更坚决地团结到反蒋的义旗下面，进行毫无反顾的决死斗争……”
他还以《新华日报》社通讯员的身份，接触到了该社《青年生活》专刊负责人刘光（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以及编辑朱语今，他们也成为了他的引路人，鼓励他把笔磨得再锋利些，如同鲁迅那般的投枪、匕首，与黑势力搏击！
正义的力量激发出他熠熠的才情，它们排山倒海般地突破他清瘦的身体，大放异彩：《新华日报》上经常可见他花样翻新的文章，如同他花样翻新的笔名。它们的文风一律地犀利、充满硝烟，鞭挞和揭露着政府的丑恶面目。他在《啼笑皆非录》中一针见血地写道：
“因为在野蛮与横暴之中，立下史诗般雄壮功勋的‘八百壮士’流落在街头；被敌伪特工的狼犬撕死了的先烈的寡妇孤儿在啜泣，没有谁留给他们生活费用，政府没给过教养子女的恩典！因为兵士们还在被驱上另一战场，而和平的村庄泛滥着饥饿！”
“因为在野蛮与横暴之中，成千累万的青年不知根据那一条法律被拘捕起来：不须审判，无权辩护，更无所谓法庭。深夜里传出非刑逼供的惨叫，无尽的劳役磨尽他们的志气和青春，镪水池子或狼狗们的口腹是他们葬身之所……“
“我们要控诉这些。因为它们冒渎了民族独立的尊严，怒火已经烧得如此旺大啊，血火中，我们一定要再度新生，而且将锻炼掉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切！”（刊于《新华日报》1946年9月26日，署名林念白）
透过75年须臾变幻着的月华，来读公爹年轻时的激昂愤慨之作，仍会点燃我的血液。遗憾的是，我却是在2021年的春天才读到这些，离公爹1991年的离世已30年了。如果当年能读到这些，或许我就不会那样愚蠢地对他的人生指手画脚：“凭您的才华，早年您应该去做学问，当历史学家……”记得听了我这番言辞的公爹，并没发脾气或予以驳斥，只是淡然地一笑，说：“你太年轻了，看问题比较单一，也没在那个时代待过。当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肯定需要有人去做学问，当学者。而对一个坏透了的世界，也需要有人来闹革命。我想过了，如果人生重来，仍是面对那样一个腐败政府，我还是会出生入死去和它拼命的。那是我唯一的路，没有第二条……”
现在的我多少有些理解公爹为何要选择这条奋斗、流血、牺牲的危途了，那是身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对正义和光明本能的追逐；也终于懂了公爹为何一直把自己从事地下工作的那些危险经历当成人生的高光时刻来珍爱，因为那时他们的事业是一个时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