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 青铜重器的低吟（一曲华彩文脉的长歌）

「本文来源：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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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从古至今都是中国横贯东西的交通干线。它孕育了许多辉煌灿烂的文化奇葩。

上游有神秘的巴蜀文化和滇文化；中游有瑰丽的荆楚文化；下游有多彩的吴越文化……

它们各具个性，同时又具共性，沿江散落点缀于两岸，灿烂缤纷的文化最终交流融为一体。

罍、簋、匜、鼎、钟、鬲、敦、簠、尊、壶……这些生僻文字代表的器物或外形各异、作用不同，或神秘奇特、纷繁恢弘，通过几千年流长的一江之水，铸造出一曲青铜时代的文脉长歌。

上个月，一场名为“山高水阔 长流天际”的青铜文明特展在四川博物院开幕后，立刻引来了观众如织。

这场展览汇聚了长江流域10省48家文博单位的数百件（套）珍贵文物，所属年代上起商代，下迄秦统一，以青铜器为主，包括金器、玉器、漆器……阐释出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丰富内涵。

走入四川博物院临展2、3厅，在琳琅满目的重磅珍宝中，或许你会率先被来自随州市博物馆的一套青铜编钟所吸引——不仅由于视觉上的震撼宏大，更因耳畔悦然响起的轻柔旋律，清冽美妙的叮咚乐声，来自头顶上方的透明钟罩，那正是敲响这组编钟会发出的飘飘仙乐。

倘若你愿意长久置身于此，安心聆听，四周这些看似静默如谜的青铜重器，会低语着向你倾诉，从泥土与火焰中浇铸的，穿越历史尘埃而生生不息的沉吟。

文物导览

礼、兵、乐、美…

青铜铸文明

在古代，青铜器更多的职责除了是天子及贵族阶层们日常生活用器之外，还扮演着礼仪、祭祀的重要作用。尤其在强调“礼”作为社会规范的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形制和用途更是深受此影响。

这件兽面纹虎耳铜方鼎于1989年在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此鼎造型雄伟，装饰华丽，在口沿、双耳外侧饰燕尾纹，双耳上面各卧一四肢蜷曲、跃跃欲试的老虎，风格独特。

天地之序·青铜“礼”器

——兽面纹虎耳铜方鼎

商代（约前1600-前1046） 江西省博物馆藏

国之大事·青铜“兵”器

——吴王夫差剑

春秋晚期（约前550-前476） 苏州博物馆藏

越王勾践剑家喻户晓，其实吴王夫差剑也堪称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把剑通长58.3厘米，身宽5厘米，格宽5.5厘米，茎长9.4厘米，线条流畅，剑从收分自然，通体保存完好无缺。剑格部分深铸兽面纹，再镶嵌以绿松石，虽有少量脱落，仍不失为当时镶嵌技术的代表之作。剑箍上所钤松石小若沙粒摆列整齐，技法也是已经失传的绝技。

江山和鸣·青铜“乐”器

——擂鼓墩2号墓编钟

战国中期（约前341-前284） 随州市博物馆藏

这组编钟1981年在曾侯乙墓西侧出土，共36件。经专家鉴定，2号墓编钟与曾侯编钟同一体系，音色、音律与曾侯乙编钟相通，其中8件大钟与曾侯乙编钟的音律完全一致。

根据编钟的音高分析，2号墓出土的28件小甬钟与8件大甬钟，恰好填补了曾侯乙编钟的高音区，并使曾侯乙编钟的音域从五个8度扩展到6个多8度。因此，二号墓编钟被称之为曾侯乙编钟的“姊妹钟”。

本次展出的这组编钟，最大一件甬钟重近80公斤，堪比一个高大壮汉的体重，最小一件编钟也有4.5公斤重。

旖丽之梦·青铜“美”器

——绿松石镶金饰件与复原件

商代（约前1600-前1046）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藏

绿松石制品是商代玉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武汉北郊的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已知布局最清楚、遗迹最丰富的一处商早期城址。2019年，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正式开放，这件绿松石镶金挂件便是其镇馆之宝。

该绿松石镶金饰件于2014年在杨家湾17号墓出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商代早期最完整成型金器，此饰件含金量达到89%，十分罕见，暗示这个墓葬主人可能是盘龙城最高等级贵族或首领。

饰品原以近千片人工磨制的细小绿松石贴塑而成，但由于在埋葬和发掘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扰动，所以出土时只保存了500余片绿松石且已失去原貌。经过专家团队不懈努力，最终用科技手段与现代材料复原了它当年的模样。

3件三星堆

新出土文物

首次公开展出

曾在1986年震惊世界的三星堆，35年之后“再醒惊天下”。光彩夺目的金面具，造型独特的青铜器，首次发现的丝织品，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琳琅满目，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特别是最新一次考古成果发布会上，形似“奥特曼”“哈士奇”“餐刀”等的文物新鲜出炉，令人大开眼界。

在此之前，观众想要欣赏三星堆文物，只能通过直播、图片“望梅止渴”，而在此次特展上，不仅展出了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大面具、戴金面罩铜人头像，还将三星堆新出土的3件文物首次搬进展厅，形似奥特曼的青铜戴尖帽立人像、奇奇怪怪的青铜扭头跪坐人像、精美的鸟形金饰片，让观众一饱眼福。

□商代·铜小立人

发现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3号坑中，人像头戴着尖帽、眼睛突起、面容夸张，高约20厘米。因人物整体造型形象颇有些类似于卡通形象“奥特曼”，便有了“奥特曼”青铜小人这一网名。对外发布以来，也迅速成为三星堆“新网红”文物之一。

□商代·铜跪坐人像

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4号坑中，一共发现了3件，大小、形制都相同。人像呈双膝跪坐姿势，身体略微前倾，头扭向右侧，双手则呈半合十状平举于左前方，中有凹槽，头顶两股盘发，也有凹槽状缝隙。

3件铜扭头跪坐人像所穿衣物上及身体上的饰纹饰复杂多样，其中交错V形纹、羽冠纹、燕尾纹在三星堆遗址尚属首次发现。考古人员研究，这些纹饰直接画在皮肤上，这3件扭头跪坐人像也是三星堆首次发现有“纹身”的青铜人像。

□金鸟形饰

发现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5号坑中，是三星堆首次出土鸟形金箔片。这件鸟形金箔片造型娟秀，长约30厘米、宽约18厘米，像是一只“金凤凰”或“金孔雀”展翅欲飞，整体厚度仅0.12毫米。

在金鸟的头部，似乎有残端迹象，专家猜测，这里或许曾有鸟喙或者冠饰。经过对其边缘切割研究，专家推测有可能是贴在某些器物上使用。

专家视野

长江流域的

壮美文化图景

长江文化是中华文明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之一。此次展览以长江文化中极具开放、繁荣景象的青铜文明为背景，精选珍贵文物，集中展现出商周时期长江流域巴蜀、荆楚、吴越既独具气质、风格各异，又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文明气象。

展览期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老师从陶器发明、稻作农业、观念艺术三个方面，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讲述了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这也是长江流域青铜文明起源的基础”。

青铜器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在文明起源探索和早期文明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长江流域青铜文明高度发达，出土有数量众多而造型精美绝伦的青铜器。长江上游神秘的巴蜀文化、中游瑰丽的荆楚文化及下游隽秀的吴越文化，都在一件件青铜器中凝聚成各自独特的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形成了由众多个性鲜明的区域文明组成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体系，创造出与中原青铜文明并辉的又一高峰。

在讲到观念艺术时，孙华特别强调，长江流域是中国早期宇宙观念、神话传说和艺术形式的发祥地；古蜀文化中太阳崇拜思想、神祗形象和组合形式等，可能起源于长江中游地区，是在四川盆地完成了体系化的过程；这些艺术观念是长江流域早期文化一体化的表现，并且影响到了黄河流域；中国上古广大范围内形成的太阳崇拜在内的宇宙观念、哲学思想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王朝和统一帝国形成的思想基础之一。

而关于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孙华表示有考古资料证明，长江上中下游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先后有差异，这都与夏商文化的传播密切相关，整个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青铜冶铸工艺都是在黄河流域青铜工艺影响下产生的，是文化传播的结果。

商代前后期之际，长江流域青铜器开始出现了自己的艺术特色，长江流域青铜文化步入了兴盛时期，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铜器群、江西新干县大洋洲铜器群即是代表。西周早期以后，随着周文化对长江流域影响的骤减和文化联系的断裂，新的青铜铸造工艺、铜器种类和纹饰风格自西周中期就难以传播到长江流域，使得该地区的铜器长期模仿西周早期的铜器种类、形制和纹饰。春秋中期，随着中原青铜文化体系中楚文化的兴起，精美繁复的楚文化青铜艺术风格给整个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发展以新的推动力，随着楚文化的南下、西渐和东进，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长江中游的楚文化、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区域特色，长江流域青铜文化进入了最为辉煌的时期，达到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顶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曾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