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徐建委《文献考古：关于〈左传〉〈史记〉关系的研究》出版
书名：文献考古：关于《左传》《史记》关系的研究
作者：徐建委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1年6月
定价：38.00元
ISBN：978-7-100-18970-5
内容简介
本书虽然是《左传》与《史记》文本关系的研究，但并不关心年代和真伪，而是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否越过刘向父子的文献整理去触摸早期文本。故而利用《史记》去发现司马迁时代的古本《左传》，并尝试解决《春秋》学史中的几个关键问题，既是本书的主要目标，也是一次实验性的文献探查。早期文献多是一些或大或小的博物馆，也是一座座文献材料相互叠压的遗址，如果不把这些文献的地层慢慢地剥开，我们几乎很难进行其他研究。在这样的视野之下，几乎所有的经典文本都像一个新世界，有无数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并寻求解决之道。
作者简介
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019年度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研究领域为战国秦汉学术史、文献学史，著述有《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笺证》《诗经国风新注》《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等。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刘歆与《春秋左氏传》
一 刘歆的生平
二 谶言、星象与刘歆之死
三 两汉知识世界中数术的角色变化
四 刘歆校本与今传《左传》的关系
五 刘歆对《左传》的改动
第二章 《史记》文本的构造与意义
一 《史记》的缘起与构思
二 “末世史观”与《史记》的故事主线
三 十二本纪与《春秋》
四 太初改历与《史记》断限的调整
五 《史记》的自我矛盾和文本性质
第三章 因书立传：《史记》先秦诸子列传的立意与取材
一 战国秦汉时代春秋人物故事的两个系统
二 为诸子书立传：《史记》诸子列传的立意
三 诸子列传的材料特点
四 《史记》与西汉时代的诸子之学
第四章 两汉的学风与著作观念
一 毛郑《诗》学体系中的知识统一性
二 两汉学风的差异
三 五经博士制度与两汉知识类型的变迁
四 早期知识转型背景下的《毛诗》学问题
五 古代著作观念中的公共性思考
第五章 《十二诸侯年表》与古本《左传》的发现
一 《十二诸侯年表》的史源
二 《十二诸侯年表》的绘制
三 《十二诸侯年表》与《左传》间的异文
四 《史记》所见古本《左传》的特点
五 余论
第六章 季札观乐与《春秋》错简
一 《春秋》文本中的矛盾
二 《春秋》错简
三 “阍弒吴子余祭”为《春秋》错简的新证据
四 文献的边界与适用限度：季札故事的写成年代及材料价值
五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季札故事
余论：未完的问题——关于文体、风格和其他
后记
前言
一
孔子之后，六艺之学以《春秋》为中心，学术与思想史中的大变迁，多在《春秋》学中启其端倪。欲了解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之特点，不可不以《春秋》学为基础。《春秋》学的早期历史中，以下三个问题，因其牵涉《春秋》经传文本的性质与意义，实为枢纽：
其一，孔子与《春秋》的关系。这个问题还有两个层面，一是孔子是否编纂书写了《春秋》；二是孔子与《春秋》意义的关系，即孔子之后的人如何看待孔子与《春秋》。
其二，《左传》是不是《春秋》的传。即《左传》的撰写是否以解释《春秋》为目的。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刘歆。《汉书》记载刘歆整理秘府古文《春秋》和《左传》，开始引传文以解经。那么，《左传》在刘歆之前是否以《春秋》为纲，就是一个颇大的疑问了。
其三，《左传》的成书。这是个史学问题，也是二十世纪以来经典文献研究领域最复杂的难题之一。它也与刘歆有关。刘歆与《左传》的关系曾引起很大的论争。现在我们知道刘歆不可能伪造《左传》，但他是否改动过《左传》呢？
这三个问题在文献层面是相互关联的，又都是《春秋》学史上的著名公案，我们恐怕很难再找到这样相互纠缠，又各自牵涉重大的学术史问题了。这本小书的研究就是围绕着它们展开的。
二
上述三个问题往往被看作古书年代和真伪的研究。古书的真伪和年代很容易吸引初入这个领域的人，我也是因为对《春秋》三传的年代问题感兴趣，才不知深浅地踏入了战国秦汉文献研究的世界。随着阅读的展开，我想大家都会意识到，先秦古书年代和真伪的研究，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分析史料、拓展视野、提出问题和深化思考。
年代和真伪是没有弹性的问题。它们的背后有一把尺子，需要把文献确定无误地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其中暗含着单一性前提。即每一部书、每一个人，甚至每一段文献必须是时间线上唯一的；一部书要么是真的，要么就是假的。
关于古代学术和思想的研究，似乎一定要把文本捆绑在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人身上，才可以开始。如果不这么做，我们似乎就不知道该如何思考问题了。古书必须要有清楚的年代，也必须知道其真伪和作者，这种对研究前提的要求，确实比较僵化。我们不能先让自己变成木偶，才会在牵线的控制下走路。
因此，必须要声明，本书虽然是《左传》与《史记》文本关系的研究，但并不关心年代和真伪。我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否越过刘向父子的文献整理，发现和触摸早期文本。
三
刘向校书和《汉书·艺文志》的研究，是我用力最多的领域之一。我们知道，刘向父子对西汉未央宫图书的整理是中国文献学史、书籍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我想用个比喻来说明其意义。这次图书整理就像文献之河上游的一座巨大的水坝，水流经过水坝，形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水坝这个比喻是一次在和业师袁行霈先生谈论刘向校书问题时，他想到的一个词，十分贴切）。东汉以后的人都在下游。然而，当前早期中国文本的研究，对同一部文献并没有明确的上下游之分。但是水流的变化却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上游流水混有大量的泥沙，经过大坝，泥沙就会沉积下来。水坝之上还会形成一个水库，上游的水会在这个水库里聚集、混合，然后重新流出。虽然研究水坝下游的新水是有意义的，但是和上游流水的距离还是有点远。这么说来，如何利用我们对水坝的了解和下游的信息，来判断上游流水的特征，就会是一个特别有魅力和美感的问题。
原先，发现并讨论水坝的主要是水坝学家，他们更关心其形态和结构，以及这第一座水坝对后来水坝建设的影响，他们不关心水流。这些水坝学者就是传统的目录学家。如果我们将眼光从水坝移到水流，就会发现早期中国研究领域的面目，将因此而变得不同。过去一百年，两百年，甚至一千年来对早期经典的认识，因为忽视了刘向父子的整理，而存在很多偏差，有的甚至是整体性的。我们确实需要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找到一些能够分析上游流水的办法。
远远地跳到《史记》那里，就是翻过刘向父子这座大坝的最好方法之一。越过它，上游之水宛在眼前，那三个《春秋》学史上的疑难问题自然就容易解决了。
见于《汉书·艺文志》的那部《史记》，藏于未央宫秘府，经过了刘向的整理。后来的《史记》是不是从这个版本而来，我们并不清楚。但《史记》毕竟出现于汉武帝时代，已经有了整体结构。这样的书，即便经过了刘向整理，也是非常有限的。其史料的丰富性和多源化，是其他文献无法比拟的。《史记》因此可以作为一个绝佳的早期文献的观测点。春秋时代的历史，《史记》主要依据了《左传》，当然那个时候叫《左氏春秋》，为了避免混乱，本书一般称之为《左传》。《史记》采录的《左传》，是刘歆整理前的《左传》，通过《史记》去了解司马迁时代的古本《左传》，从方法上是可行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刘歆是否改动过它。
四
不论是问题，还是方法，本书的研究都属于文献学的范畴。但与传统的文献学研究略有不同。传统的文献学研究主要是在文献的外部工作，探索的是版本、校勘层面的问题。对于早期来说，还需要将文献学的触角深入其内部，利用基本的校勘方法，对层累的文本做出考古式的发掘。这或许不是一种新的文献观念，但它却可以改变我们研究的世界观。不同的世界观，就会有不同的研究视野。新的视野之下，几乎所有的经典文本都像一个新世界，有无数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并寻求解决之道。
五
将《左传》、《国语》、《孟子》、《吕氏春秋》、《春秋繁露》、《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说苑》这样的文献当成考古对象，是我做博士论文以来的想法。那时我称《说苑》为“文献坑”，这是一个奇怪的说法，自己并不确定是否合适，但导师袁行霈先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让我有信心写到了博士论文的结论里。我完全不懂考古，这种想法或许是听严文明先生的考古学课程时得到了启发，也有可能是受到了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影响。当我在2012年开始有意识地围绕《左传》和《史记》展开文献细读时，我确定这种方法是有效的，而且属于上游研究。如果不把这些文献的地层慢慢地剥开，我们几乎很难进行其他研究。这些文献不是一件件的器物，而是一座座的博物馆，我们需要进到博物馆里面，才有可能见到真正的藏品。
六
如果每一部早期文献都是或大或小的一座博物馆，那么以下几个思考工具便失去了意义：作者、（文本或作品的）统一性、主体性、时间线索。我们习惯于谈论思想的脉络，也习惯于问这样的问题：作者为什么会这么写，他在想什么，他受了谁的影响，他在表达什么样的思想等等。这么思考的前提是，那个人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完成了一部完全属于他的作品，即那部文献是一个制作之物。很遗憾，早期文献大多不具备这样的性质。所以，是时候告别文学史、哲学史或思想史的固有研究模式了。
有了这样的认识，在处理早期文献之时，除了具备文献流变的全局视野外，或许还应考虑一下几条基本原则：
其一，间离化原则。即保持距离，用客观的视角剥离、分析文献，避免阐释优先。我们一般比较习惯一种沉浸式研究，即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力求透彻了解作者之心，并结合其生平、时代和文化传统，将其“作品”的意义揭示出来。但面对复合的文本，在层层剥开之前，无法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即不能一开始就沉入文本的世界中去，而是要与之保持距离，冷静地解剖它。
其二，去主体化原则。文本写作的历史性、开放性和群体性，是早期文献的主要特征。我们很难设想存在一个对文本的生产全知全能的主体。即便是《吕氏春秋》、《史记》这种有整体规划的大书，也只能够在文本的大结构层面发现那个文本掌控者。博物馆是有整体设计的，但一旦打开大门，进入其中，看到那一件件不同时代的藏品时，主体性就很难发现了。况且有很多文献，就像传家宝，世代相传。也有很多文献片段，像宋代书版的递修本一样，是经过了多个阶段的修补和完善的。所以文献的制作者和拥有者并非总是统一的。
其三，非线性原则。早期文献的层累性虽然已经受到重视，但晚期文献的存储性却没有被当成一个重要现象。在文本的动态、多元、复合性等问题之外，庞大复杂的文献背景往往是被忽视的。一方面，学者们以文本的多人、多时成书为法则，另一方面又以文献的目录学年代为标尺。前者以多元性为前提，后者却是单一的目录学次序。年代关系模糊的战国秦汉文献，我们只能将其作为整体来研究，且应该特别注重横切，看看里面都收藏了些什么。对于大小不同的博物馆来说，我们很难用线性的思维来建构一条从某一类型向另一类型过渡的线索，“从什么到什么”的思路是值得怀疑的处理方法。
脉络化几乎是史学研究的内在需求，因此文学史、思想史或文化史研究似乎很难摆脱寻求演变线索的本能。然而在早期文献研究中，脉络化很可能是一个陷阱。我们习惯的儒家、道教、法家等流派概念，是西汉时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的划分。《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篇、《淮南子·要略》篇也各自都有对战国学派的划分，并且互不相同。今天我们习惯性的采用司马谈的分类方法，主要因为这一分类又被刘向刘歆父子采用，并成为《汉书·艺文志》的书籍分类标准。它虽然最为恰当，但并非自在的学术历史，终究属于人为的划分，并很可能规训了我们的思考方式。
其四，功能优先原则。一个文本如果不考量它的使用场景和功能（即context），单纯的阐释其文本的意义，很多情况下会流于单薄。譬如《诗经》，如果不考虑仪式、音乐和功能，我们就只能从《国风》里看到爱情、婚姻等单薄的意义层面。这在今天已经不是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了，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却最容易被忽视。
甚至在文本物质性的研究中，功能性考量也是颇为有益的视角。唐代五经一类的经典往往是经传、疏义分别单行，而当时流行的史书，如《史记》和《汉书》却是正文与注并行的样式。及至南宋，附释文的注疏合刻迅速流行起来。其实，经传、疏义单行的样式与唐代科举科目帖经和墨义密切相关。帖经要求考生熟记经传文字，可以娴熟的填补被帖（遮盖）起来的片段。如果经文与疏义合抄，则篇幅冗长，且经文还会被分割成一截截的片段，十分不便于背诵。王安石改革后，一度废置帖经和墨义，后来虽偶有恢复，却已不再重要。宋代科举越来越注重经世义理，于是各种有助于考生阐发经义的书籍也就随之大量出现。经传与疏文的合刊正是顺应了这一需求。故知功能性视角有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本内容和物质性变化的某些深层原因。
总之，这本小书只能看做一次试掘，看看从《史记》里能挖到什么。
余论 未完的问题：关于文体、风格和其他
《周本纪》篇末太史公曰：
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则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
可见秦汉时代关于上古历史的知识，并不如后来那么清楚。汉武帝时期，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士人对两周历史的了解，尚没有清晰的脉络。大部分人的知识世界中，武王伐纣以后就定都洛阳，洛阳乃是周唯一都城。这种关于周代历史的认识，不仅错讹而且贫乏。[1] 然而，对于汉魏之后的人来说，不管是从共和元年还是从平王东迁，周代历史的大转折则已成为了历史常识。类似常识的来源，主要的塑造者就是《史记》。《史记》把那些片段知识缀辑、编联并体系化，建立了早期历史的基本框架。后来人关于两周以来历史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于《史记》所提供的那个架构的。
《史记》在另一个层面上还有更为深层的决定性：战国秦汉简牍文书近年几乎要改变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书写，但是我们赖以理解早期历史的基础知识，以及想象早期历史的“故事主线”，依然是由早期典籍提供，并经《史记》条理而成的。考古资料自身可以建立一套与文献历史不同的古史面貌，但是这一不同面目所依据的知识元素至少有一部分依然是《史记》提供的，“故事情节”发生了变化，“故事元素”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动。这些元素及其组织架构是早期中国历史讲述的基因，它们潜在的塑造了写作、阅读、理解或想象的先在结构。这些基因是中性的，还是浸透了意识形态？就一般常识而言，知识的生产中，很难隔绝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意识形态就像空气，身处其中，却又习以为常。意识形态不会直接影响基本的知识元素，但它会影响知识的呈现方式。因此，《史记》纪录的基本史实或许是纯净的，但这些事实呈现给我们的方式，却不可避免的受到文化或思想语境的潜在控制。这就需要我们慢慢去除枝叶，发现《史记》写作的基础逻辑，以及这种逻辑的规范和性质。这其实属于文体研究的范畴，但这不是辨体层面的文体研究，而是关于“文体的文体”研究。
当《史记》的文体形成之后，它自身也会产生磁场，对史料的理解形成无形的控制力。碎片知识只有被纳入逻辑并赋予意义，才会变为历史叙事中的某种因素，并成为历史场景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一般而言，史书中世次、征伐、地理、基本制度等方面的记录绝大多数还是可以信据的，但文献中渗透出的价值观、故事的细节以及模式化的叙述等部分则应当首先报以存疑的态度，方为稳妥。不管是可信的知识，还是存疑的故事，都是在一个大的“历史-叙事” 环境氛围中存在的[2]，那些可信的纪录并不会因为它的可信，而一定会被我们准确的认识。“历史-叙事”的环境氛围会造成一种整体上的意义走向，塑造或引导我们的认知。如一株水仙，在冬日的室内和苍茫的山间，我们对它的感知会有明显的不同。周遭的环境甚至会在一定的限度内决定我们对事物感知，或主导我们的判断。早期中国文本中，叙事氛围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也格外浓郁。在这种叙事氛围的笼罩中，我们阅读文本而形成认知的“历史”，也许更像是传统的山水画中的“山水”——有成熟的技法体系，小到山石、树叶，大到构图套式，都有基本的画法和模型，形成了一种风格体系中的艺术样式。创作和欣赏它们，都需要熟悉这个风格体系的一般准则和传统。因此，风格化、套路化的叙事，往往是理解的前提和关键[3]。
一位中国山水画家的绘画的基础风格极易辨识，特别是和油画放在一起之后，中国画一看就是中国画，油画就是油画，基础风格判然有别。这种基础风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不是创作者“意图画成这样”，而是他“必然会画成这样”。即基础风格不是建构，而是技法体系与传统的延续和依赖。同样的，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写对书写规范和书写传统的依赖，恐怕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同时，文学风格会对我们理解历史材料起到前导作用。《左传》、《史记》里的细节叙事——对话、行为（包括一些历史人物的小动作）乃至梦境等，对阅读者历史感知的形成，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从今天的理解来看，这类故事多数都是虚构的。但虚构故事造成的现场感，恰是历史的色彩，也是这些文本的文学风格。
那么是哪些因素塑造了早期文本中的“历史-叙事氛围”？
早期中国文本中的“历史-叙事氛围”，还因为一个特别的现象而分外鲜明，即文献之间存在一种知识自洽。我们知道，先秦的历史叙述，多依赖于春秋中期至西汉前期编纂的文献，特别是《诗》、《书》、三《礼》、《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著作。这些书中的记载，几乎建构了先秦历史叙事的全部基础和主线条。它们所提供的知识之间，又互相关联，甚至相互印证。即这些著作中有关先秦的知识是自洽的。读这些文本，能够明显感知到早期文本的文学风格，并能疏理出两周文明的大体轮廓。但是，我们需要问这样的问题：这种自洽是一种广泛的、整体的知识之间的自洽，还是一种学说体系内部的自洽？[4]是原始文献之间的自洽，还是后来的解释者创造出来的自洽？或者也可以这样问，后世的解读与诠释是否修葺了早期文本的统一性，并使之产生了诠释背景之下的文学风格？如果读不懂《诗经》，就不可能产生对其文学风格的感知，但是帮助我们读懂它们确是汉唐人的注疏，特别是郑玄的注。郑玄的注有几乎完美的理论结构，也有明显的个人风格，他是否帮助我们重建了对《诗经》的理解呢？所以，先秦知识的核心要素哪些基于客观的史实，哪些出于建构？如果存在建构，那么，哪些是战国初年儒家学者的造作，哪些汉代以后的经学家塑造，或者还有其他可能？早期文本的文学风格——“历史-叙事氛围”又是怎样潜在的涂绘了早期历史的景色？
注释
[1] 或如姚大力所言，此时代的两周历史是一种点断性的知识，而不是一种过程性的、连续性的知识。参姚大力《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第94-124页。这则材料也是因为阅读此书而注意到的。
[2] 我这里并没有使用语境这个更常用的词，语境容易被误读为上下文，而我所论及的其实是一种类似于风格的东西。
[3] 研究者也容易陷入到对风格的讨论之中，形成了以赏鉴为基础的风格研究，这本质上是一种阅读经验的还原与分享，这不是我所期待的学术。
[4] 刘知几在《史通·疑古》篇中所讨论的问题，就与此有关。
感谢徐建委先生提供信息！
编辑：三卜
排版：大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