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时期的文献考证高潮和哲学家考证派的形成过程
引言
运用由顾炎武及其同代人所确定的文献和史料考证的科学原则，可能导致对有文字记载的传说中，最受人尊重的内容提出质疑，这就是对经典的考证。这种做法在中国社会中比西方要先进一个多世纪。
它在当时就起了类似希伯莱文献在西方的《圣经》研究领域中所起的那种作用。这样一来，大家就可以把顾炎武，或者更应该是他最著名的继承人之一的戴震，比作勒南（EmestRenan).同样的科学严格性以及对于真理的同样关注心情，也影响了中国的戴震和西方圣经研究的奠基人。
到了17世纪末叶，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大（1633~1683年），与他那个于1679~1692年间参与了编修《明史》计划的兄弟万斯同（1638~1702年）一样，也指出了《周礼》绝不像人们直到当时还坚信的那样，是周初的一部著作，而是于战国时代（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完成的一部晚期的汇编著作。
阎若璩（1636~1704年）重新开始了梅鷟过去有关《尚书》的研究工作（梅鷟的著作发表于1543年），并在其《尚书古文疏证》中，为古文传说的伪作特点提供了新的佐证。他也驳斥了把朱熹派的《四书》之一的《大学》，归于孔夫子的弟子曾参的做法。胡渭（1633~1714年）宣称，曾在理学的宇宙论中起过一种重要作用的著名图案《河图》和《洛书》，都是宋初的作品。
但18世纪的训话学家们，在对自宋代以来最受尊重的传统进行批评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一些，他们毫不犹豫地犯下了世人可以认为是可怕的亵渎先圣的错误。袁枚（1716~1798年）是自由主义者、异行者和矫揉造作的诗人。他出于追求轰动的癖好，而炫耀一些女权论的思想，并使自己受到许多女弟子的殷勤讨好。他是第一个把颇受尊重的《诗经》中的《国风》视为普通情歌的人，这种理论后来又由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所重复并给予高度评价。汪中（1745~1794年）竟敢把自宋代以来就高升为正统思想保护主的孔夫子，从其宝座上赶下去，恢复了孔夫子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时的位置，从而只让他与当时和他同样著名，或者比他更著名的墨子齐名。
崔述（1740~1816年）拒绝承认作为道德楷模的上古时代君主们（尧、舜、禹·····)的传说的任何价值，其根据是这些传说是随着世人在时代的前进中，发展和丰富了新的具体情节中国传统中的所有神话都发现自己逐渐受到了怀疑并被化为乌有。作为18世纪主要荣耀之一的文献考证的伟大运动，是从17世纪下半叶启动的，起初看来是在反对朱熹派哲学和王阳明的心学派哲学。宋明时期的几代人，都不大关心将他们的疏证诠释，建立在对历史著作和文献的严格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他们都不由自主地趋向于歪曲古人真实理论之本质的思考。甚至某些人在满族入主中原的翌日，就揭露了自11世纪以来哲学家和经典疏证家们，所受的佛教影响朱熹派的二元论观念、王阳明及其继承人的主观唯心论部分地起源于佛教哲学，其他则起源于禅宗思想。
因此，必须回归最古老的传统，并摆脱自宋代以来积累起来的一整套诠释。新的文献考证运动一般均以“考证学”一名而为人所知，有时又称之为“汉学”。但严格地说，“汉学”一名适用于从17世纪末就在苏州一个文人家族中发展起来的文献考证传统，该家族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惠栋（1697~1758年）。然而，这里仅仅是指一种局限于汉代疏证家的专业。
18世纪的文献考证运动使用了在这个时代出现的所有科学调查手段（考古学、金石学、历史音韵学、历史地理学······),以及所有体裁的可能获得的史料，它远不是一种简单回归汉代的疏证学家的做法。此外，17和18世纪的学者们，几乎全都程度不同地精通科学，包括数学、几何学、天文学、机械学等等。黄宗羲曾研究过数学和天文学，戴震则以科学研究而开始其生涯。戴震－科学家、博学家和哲学家在18世纪下半叶，这个考证学派（我们应该把在训诂学和考古学领域中，数量相当大的一批著作归于该学派）达到了其鼎盛期。
当时该学派名声最大的代表人物就是戴震（1723~1777年），他是安徽一个布商的儿子，仅仅于其一生的最后时期，才达到了其文人生涯中的最高水平。他那始终都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批判思想，其推理论证的严密性、对于真理的专一酷爱、其非常广博的知识、其著作的清晰条理以及其思想的新颖性，这一切都可以使人把他视为其时代最大的天才之一。戴震的名言之一，就是“不以人蔽已，不以己自蔽”。他认为客观存在的证据，才是真理的惟一标准，并在根本无法驳倒的证据之总汇达到的可靠性，与正在受到检验的思想之间，作出了区别，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假设的做法。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真正的科学思想家的诞生，他对自己的方法坚信不疑。他的基本准则与使精确科学在西方得以发展的那些准则，并无二致。
但这种科学思想几乎完全被用于了对历史的考察。完全与他的许多同代人一样，戴震是一位充满好奇心的思想家。他也和他那位曾从事过中西数学比较研究的先驱梅文鼎（1632~1721年）一样，醉心于数学史的研究。他有关耐普尔（Na-pier,1550~1617年）计算规则的知识，可能激励了他去运用中国古老的用小草蓍进行计算的方法，它至少从13世纪起就可以使人解多元方程，这就是策算（1744年）。
他写了一部有关测量圆的论著《勾股割圆记》（1755年），研究并重版了宋元时代的数学旧作。戴震在训诂学研究方面，表现更加突出，是名声显赫的大师之一。他注释了公元前3世纪屈原的抒情诗（这就是《屈原赋注》1725年）、从事了历史音韵学的工作、评注了形成《地官》或《周礼》最后一部分（无疑应断代为公元前8~前5世纪）有关上古时代技术的论著（这就是《考古记图注》，1746年）。但其精力的大部分则被用来编纂不计文献出处的大型官修丛书《四库全书》，他从1773年起便成为其主要的主持人之一。
戴震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最著名学者之一，也是其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在训诂学方面所采取的科学态度，是与某种哲学密不可分的。他在这方面最著名的著作是《原善》（1776年）和一部有关孟子研究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1772年）；他出于非常系统的怀疑论，以及对于上古社会的无限崇敬，于其书中揭示和暴露了宋代新儒学家们使孟子思想遭受到的歪曲。他敌视理学正统，因为这种理论认为大自然是由“理”和“气”所组成的。他在这两个术语中，仅仅保留了他自己认为可以解释所有现象的后者。他在这方面忠于中国思想的深刻倾向，并从这种有关实际生活的一元论观念中，得出了结论。
他认为，即使是最崇高的伦理也派生自我们的意愿和本性。这不是由于伦理的基础存在于自私之中（这将是一种简单化的解释），而是由于它分占了人性中最根本的因素。维护自己的本能、饥饿、性欲等都是“道”的表现形式。这也并不是由于没有抽象的才能（正义、公正、人道、礼仪、意识），而是因为并无脱离肉体的，以及独立于需要与情欲的知识。他认为希望消灭人欲要比希望阻止江河奔流更危险。伦理道德的目的不在于抨击和遏制人欲，而在于和谐地利用这一切。因此，大家在戴震身上发现了对于自宋代以来便已确立其威望的遵守习俗之伦理的彻底批判，这种伦理以“理”的名义，阻止了最卑微的人与最年轻的人，去自由表达其意愿和满足其向往。
在他的心目中，这种伦理是犯罪与反目失和的主要根源。对戴震在当时那似乎曾引起很多反响的哲学观念，后来的追随者却甚寡。相反他却在学术研究中拥有一些著名的继承人。三位大训诂学家到乾隆末年，甚至直到19世纪初年，都在继续着其事业。
结语
这就是戴震的直传弟子段玉裁（1735~1815年）、王念孙（174~1832年）和王引之（1766~1834年），他们是18世纪曾大放异彩的“考据派”的最后代表人物，该派从19世纪初叶起便已开始丧失其优势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