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人文复兴：诗词歌赋中的青楼女子（独立意识与个性精神觉醒）
引言
才子文人与青楼女妓的情意眷恋以及婚姻之故事，一直是文人案头的理想题材。然而，文学作品往往倾注过多的文人理想，而与现实产生巨大的差离。与狭邪文学中的 “士妓婚恋”故事相比，现实中的明代青楼女妓与文人士大夫之交往，更表现为一种独立、自主之意识。
这种意识并不仅仅是女妓的个体精神之体现，它更有着深层的乐籍制度与法律之基础。正是这种相对稳定、富足而自由的环境塑造了青楼女妓的个性精神，也造就了明代独特的青楼文化。
青楼女妓的独立精神——明代乐籍制度中表现出的才子佳人，情意眷恋
明代乐籍制度及其蕴涵的集乐籍、女妓文化于一体的艺术氛围，代表了古代青楼文化的最高标度。乐籍制度与行院体系所创造的稳定、富足而自由的生活环境，产生了乐籍女妓的独立、自主与个性之精神。文人与女妓的酬唱诗词，以及以青楼为题材的说部与戏曲等文学，都深刻地反映了明代青楼文学之传统。
传统学者囿于学术之见，往往将乐籍文化之研究与明代女妓鄙贱之身份相并联，而同视之为不登大雅之余类。然而，如果抛却传统道德观下的 “文学歧视”，我们则会发现明代乐籍文化与文学亦别有洞天，明代文人天生就有一种盛世气势下的 “人文复兴”精神。
名妓蒋四娘与状元吕苍臣的故事，深刻地揭示了青楼女妓独立、自主之精神。吴门名妓蒋四娘嫁于状元吕苍臣，环境优越，生活富足，然而蒋四娘仍留恋青楼生活，最终又重回金陵操旧业。在传统士人看来，蒋四娘抛弃令世人羡慕的名利地位而重返青楼无疑是自甘堕落。而在现实中，蒋四娘之行为并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她代表着数量巨大的乐户群体。
而乐籍制最早在北魏已形成，《魏书》之 “刑法七”载：
有司奏立严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脏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
其后历朝皆有专执音乐歌舞、祀祭礼乐之乐户。降及明代，朱元璋在继承前朝乐户的基础上，又将元朝罪宦子女辑入富乐院；永乐时朱棣籍建文旧臣妻孥入教坊，此实明代乐籍之主流。
明代乐籍有着独特的制度、文化与时代背景。青楼是行院与女妓的统一体，代表着明代庞大而混杂的乐籍体系与拥有悠久历史的女妓传统。乐籍体系的建立为明代青楼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法律与制度上的保证，女妓与文人之交往传统则为青楼文化注入了生机与灵魂。因此，将乐籍文化同视为明代社会文化之有机组成，而不是简单地将乐籍女妓归为社会病态而加以批判，我们才能真正地探观明代“人文复兴”之风范。
乐户独立的管理与司法体系，再加上内部结亲保证了青楼体系的稳定与传衍
乐户世代以祀祭礼乐、宴饮歌舞为职，在京者隶于教坊，于 州 府 郡 县 则 为 乐 户。谢 肇 淛 《五 杂组》载：
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
乐户群体在历史的传衍过程中，受制度之压迫，职业之承习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乐籍文化。因为同属于声乐歌舞体系之关系，女妓与其他的伎艺人被统一编为乐户组织。这样，服务于内廷饮宴歌舞的女妓群体与供奉庙堂祠祭乐舞的礼乐人，被统一划到了礼部管理之下，女妓文化与乐籍文化逐亦渐融合而产生了独特的青楼文化。
正因如此，明代青楼有着所未有的优越地位，这表现在司法独立、生活稳定与地位提升诸方面。而且明代乐户享有独立的管理与司法体系。余怀《板桥杂记》载：
乐户统于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签牌之类，有冠有带，但见客则不敢拱揖耳。
礼部的直接掌辖保护了乐户群体的身份与地位，使青楼女妓享有前代未有人身与自由的庇护，从而为青楼独立之精神创造了制度上的保证。乐户在生活福利之保证、劳役征赋之豁免，以及人身自由之享有等方面均享有其他户籍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
不仅如此，乐户内部结亲的婚姻传统也保证了青楼体系的稳定与传衍。行院是明代乐户以家庭为单位而建立的行业组织，其中一部分乐户以歌舞伎艺服务于市民士大夫而谋取生活，此即是明代青楼的原型。行院乐户多籍内通婚，亦有部分女妓与商、农、工等户属连姻，而较少有与官宦士绅相婚娶的现象。
明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士人的优势地位，有意识地划定乐籍的卑贱身份，却在无意间促进了乐户体系的稳定。明代行院体制的建立，在使女妓充分享有生活保障、人身权力的同时，又为女妓的交往与婚姻大开方便之门。行院乐户的职业稳定性以及交往活动的广泛性，都为青楼女妓之独立、自主意识的形成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青楼女妓之独立意识与士人自主、平等之思想亦可从明代说部文学中得以体现。钱谦益与柳如是之结合，是青楼独立意识与文人平等心态的最佳证明。柳如是与宋辕文、陈子龙、谢三宾之交往，乃至
崇祯庚辰冬，扁舟访宗伯，幅巾弓鞋，着男子服，口便给，神情潇洒，有林下风。
这些都带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与自信心态。钱谦益以 “高弟”相称柳如是，可以看出钱柳之间的平等意识，而柳与钱门访客之论辩交锋亦可看出士人于柳之欣赏心态，由此折射出明代后期青楼文化的独特风情。以乐籍制度与行院体系为背景的明代青楼女妓，有着相对稳定、富足而自由的生活空间。
正是这种相对优越的环境造就了青楼女妓独立、自主而个性鲜明的人格精神。正因如此，明代青楼女妓才会赢得广大文人士子之青睐，才会有明代中后期出现的青楼狂热与狭邪崇拜。明代青楼之诗词题咏、士妓酬唱与发达的说部、戏曲等文学，都与之有割舍不断的联系。
乐籍文化与青楼文化特征的符号——女妓文化的营造
无论是余怀 《板桥杂记》所表达的 “鼎革以来，时移物换”的黍离情怀，抑或朱彝尊对明代青楼诗作所叙写的冷静评介，还是晚清遗老大少对 “秦淮艳迹”的吊古凭怀，都明显地流露出一种混融的、超时空的情感体验。在明末清初之际的士人眼里，教坊司（坊司）、酒楼 （十四楼）、行院（东西二院）、青楼、北里等概念已无具体区别，女妓文化与乐籍文化之沿革体现在 “教坊—女妓”身上更多地流为一种异代的青楼符号，而诸者之间的承继与扬弃、变化与发展都融合在 “青楼文化”这统一符号之中。
因此，探寻明代青楼文化便成为体识青楼文学的不二门径。而谈及明代青楼文化就绕不开传衍千余年之久的女妓文化。中国传统的女妓文化与古代乐籍、礼乐制度有着密切之联系。在发展的过程中，女妓文化逐渐吸收了饮宴、歌舞、演乐等艺术精髓，并继承了元代行院之体制，至明代而形成了独特的青楼文化。
明代中后期社会所表现出来的青楼狭邪之崇拜或士妓恋情之狂热，都与明代青楼文化的营建有着密切之联系，而江南社会流行的奢靡淫侈之风俗与阳明心学思潮的风行，则更助长了明代青楼文化的风靡程度。
朝廷官妓之禁后，明代青楼曾一度消沉。明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生活的繁荣，加之江南各地奢靡享乐之风盛行及王学思潮的推波助澜，各地的青楼风月很快得以复兴。谢肇淛在 《五杂俎》中说到：
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依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
明代文人纵情声色亦与青楼独特的娱乐与艺术氛围密切相关。青楼营造了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文人式家居环境，屋宇庭院 的 布局、字画古董的摆设、甚至于饮宴美食都体现出一种雅洁素静、迥异俗尘的生活格调。
结语
青楼文学潜含着作者的身份背景、生活态度与人生理想。青楼文学之诗词、散曲、民歌往往是青楼生活的集中反映，都寓含着独特的文人文化意识。底层文人则客观地反映了青楼世界的真实生活，因此他们采取了民歌、小说、小戏等俗文学样式，体现了青楼文化与市民文化的依附关系。
青楼、女妓与文人共同营建了一种供世人娱乐的青楼世界。青楼文化的营建离不开三个文化元素：别有情致的家居环境、诗酒斗艳的青楼女妓与征歌选艳的风流文人。这三个文化元素共同构致了明代独特的青楼世界。
参考文献：
《丹午笔记》
《柳如是》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