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华文行楷”的书写者 字越写越美（却离书法越来越远）

在当代书法复兴的进程中，上海的书法家起到极大的作用。这当然与沈尹默等先生积极推动有关，也与上海人敢于开拓关系重大，比如一些书法家通过出版字帖、书法知识书籍等，为普及书法作出重要贡献。

这其中任政先生的《少年书法》一书，就不知使多少青少年，从对书法的无知状态转入对书法艺术的了解、热爱以至于魂牵梦绕。先生的著作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的确是许多纯学术的书法著作所不及的，由此造就了大批书法后学，其中许多人都达到了青出于蓝的境界。

任政先生曾师事马公愚先生，马公愚有“艺苑全才”之称，他于书工篆隶行楷，于画能写意花卉，并长于金石契刻，还有《书法史》等多种著作行世。

任政先生受马先生影响甚深，并以之为效法的榜样，在艺术追求上也以 “全”为目标。任政先生的楷书以欧体为基，并参以初唐诸家风范，结体精工，点画秀整，几乎让人不能挑剔；隶书取法《史晨碑》《乙瑛碑》，面目和马公愚先生隶书相似，秀丽中有篆书之圆劲；篆书虽吸收了大篆成分，却仍不出二李小篆模式。

任郑先生的代表书体应是他的行书，我们应做深入探讨。

任政先生的行书属“二王”一脉，又和教授自己的马公愚先生前后相承，娟秀媚好，不逊乃师。作为海派书家的重要成员，马公愚与沈尹默对“二王”的理解是不相同的，至少在实践上是有分野的。马公愚以侧锋取势，沈尹默则恪守中锋。任先生书法乘承乃师，多用侧锋。

“藏之俗书趁姿媚”，韩愈对“二王”书法的见解是准确的、深刻的，一语中的，切中要害。其实不仅“二王”，整个晋代的“翰札”都是以“姿媚”见长，而其“姿媚”的原因又都是源于侧锋取妍。所谓“晋韵”，便指这种轻松潇洒，这种自然无事。

以此来观照沈尹默先生的书法，便觉他对“二王”有所曲解，故显得做作与雕饰。但这并不是说任政先生的书法就是高过沈尹默先生的，任先生对“二王”及“晋韵”的理解也仅仅是用笔的一面——侧锋取妍，而并没有真正把握“二王”的神韵。

所以，我们欣赏任政先生的行书便有迎风飘举、吴带当风的风貌，而缺少一些沉着凝重之感。在章法上则字字匀称，大小几乎齐平，少变化，无奇韵，这恐为先生在唐楷上用意比较多所带来的副作用。

这种作品，我们感觉到先生可以随时“制造”成批推出，因为他的书法整个功底出于一个相对恒定的状态，想要写坏很难，但想要写得再好一些也很难。诸如“妙手偶得”“神来之笔”等字眼，竟与先生无关，或者说关系不大。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任政先生的行书便已制成字模供印刷使用，以后有作为“书写标准模本”进入了全国规范的电脑汉字行楷常用字库，我们现在所用的“华文行楷”，就是以任政先生的行为底本的。如果说任政先生所写的是一种最实用的书法，当是没有异议的。

他的这种行书平易近人，我们日常读书看报，见惯了先生的字迹，时间长了也就将之与“宋体” “新魏体”等美术字等同视了，不再觉得这是书法家的艺术品。从这一角度看，任政先生书法吃了电脑的亏。

任政先生素有“人民艺术家”之誉，由于他要让自己的字为大多数人所欣赏，便着意于美观与实用，其结果是近于“写字”，离书法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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