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交易成本经济学实证支持的系统评价（译文）

这是一篇对David等人2004年发表在SMJ上的一篇经典文献的译文，有兴趣的可以在网上搜这篇文章的原文。因为篇幅本身就过长，所以文中的八个表格就删去了。不过，数据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支撑提出的观点，所以并不影响阅读体验的本身。”

正文如下：

自从威廉姆森于1975年的开创性著作——《市场与层级制》之后，交易成本经济学（TCE）已经成为对管理和组织进行研究的主要观点之一。威廉姆森在1975年和1985年的两本著作被认为是TCE领域中的里程碑，自1990年之后每年都会获得250到500之间不等的引用量，远远超过组织研究中的其他经典文献如制度理论、组织生态学、资源依赖理论等的引用量。事实上，威廉姆森（1991a：90）认为TCE应当构成战略“核心理论”的基础，而且越来越多的现象也应该包含在这一理论方法的解释范围之内（Groenewegen and Vromen，1996:376）。然而尽管如此，对于这一理论的实证效度和实用性的激烈争论仍在继续，如下所示：

威廉姆森的观点……..不但不适用于企业大多数的决策情况，而且即使适用，也有可能对他们的表现造成不良的影响。（Ghoshal and Moran，1996:16）

交易成本经济学是一个经过实证检验的成功的故事。Ghoshal 和 Moran 应该接受这一实际。（Williamson，1996:55）

任何认为TCE是一个实证上成功的故事的结论都言之过早。（Ghoshal，1996:69）

有趣的是在这一争论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为其观点提供更为确凿的证据。同时，先前对于TCE的实证文献，大部分不具有系统性而且几乎全部是描述性的，缺乏明确的选择和评价标准（例如，Mahoney，1992；Joskow，1993；Shelanski and Klein，1995）。因此，就综合性的证实而言，对TCE的实证研究还极为缺乏，这种情况在“证据理论比”极低的领域是很常见的（Holmstrom and Tirole, 1989:63; Peltzman, 1991:Coase, 1992）。我们认为，在缺乏对实证支持进行彻底评估的情况下，进一步的讨论如一方对上述观点的引用都不可能是富有成效的，同时每一方与另一方过去所讨论的以及在过去所取得的进步都是极小的。

因此在本文中，我们试图对因理论框架而突显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因对其实证基础的持续怀疑而产生的空白进行调和。在对选取以及实证研究评价的步骤明确列出的基础上，我们对TCE核心假设的支持程度的级别进行衡量，以识别在哪些领域这个理论是取得了更多或更少的成功。为了使这一讨论处于更为广泛的背景下，我们也在实证文献中对这一范式共识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换言之，我们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对于构建的识别和度量，以及在构建之间的假设关系，是否有广泛的共识。我们相信在这些问题上所取得的共识将会使得这一理论向一个系统的、具有前沿的方向发展（Cole , 1983: 134 ; Pfeffer , 1993 : 611 ; Collins , 1994）。鉴于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研究中，对于范式的共识的相对缺乏和对构建这一共识的抵制，即使是在TCE中一些适量的共识的达成也可能会解释这一视角的快速崛起。

我们首先简要总结TCE的主要原则，因为他们属于我们的回顾部分。接下来，我们描述用于选择实证研究进行分析的数据和程序。最后，我们提出研究结果，讨论我们的研究发现，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TCE理论研究综述

在对分析进行描述之前，我们首先简要列出TCE的核心原则。虽然对于这一理论有很多的阐述和扩展，但我们只关注由威廉姆森所提出与交易治理有关的核心命题（1975,1981,1985,1991b）。我们既不寻求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文献回顾，也不对先前与TCE有关的所有文献评论进行回顾（如，Perrow,1981;Granovetter,1985;Ghoshal and Moran ,1996）。这一狭窄的焦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简明地勾勒出理论的主要原则，预测他们运行的一致性，以及对实证支持进行评估。简而言之，我们并不力图提供一个理论性的分析或者评论，因为这些在其他地方已经被充分的提供（两个最近的例子，Slater and Spencer,2000,和Madhok，2002）；相反，我们希望这些实证结果在理论基础方面会不言而喻。

TCE的核心在于“交易和参加完成一个而不是另一个制度模型下的交易的成本”（Williamson, 1975:1-2）。交易作为商品或服务的专业，是TCE的分析单位，而且影响交易的方法是兴趣的主要结果(Williamson, 1985: 1)。这一理论的核心主张是交易将会以一种减少这一过程中成本的方式进行。威廉姆森（1991b）标识出三类可替代的交易治理形式：市场模式、混合模式和层级制。每种形式都基于一种独特的合同规则，并拥有自己的协调和控制系统。市场治理对应于古典合同规则，即交易双方的身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之间不存在依赖关系。市场交易通过在法律上可以解释的正式术语进行治理，并且以双方间的“讨价还价”为特征。在混合治理模式中，交易双方保持独立的地位但又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彼此依赖。当事人的身份很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不能被其他人免费取代。混合形式基于新古典主义的合同规则，这种规则比古典合同规则更加具有弹性和适应性。这一治理形式预测到意外的障碍，提供一个可解决失调的“公差带”，要求在合适时对信息进行披露，以及在发生分歧前申请仲裁(诉诸法庭之前)。层级制或者是内部组织，具有更多的弹性和适应性。在这里，对于障碍的适应大部分是通过命令，而不是依靠法庭，一个层级制中的当事人在内部解决纷争：他们自己解决他们的分歧，或者将为解决的争端向上级申诉以寻求决定。这种治理的形式是基于威廉姆森所提出的宽容的合同法。

TCE认为存在“理性经济的原因”用以选择治理交易的方法(Williamson, 1985: 52)。Williamson (1991b: 277) 将其称为“歧视对齐假说”，这一观点认为具有不同属性的交易与不同的治理模式对应，例如市场模式、混合模式、层级制——一种歧视的办法（例如交易成本节约）。换言之，减少交易成本的治理模式（层级制、混合、市场）是最好的选择。根据TCE，交易的主要属性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首先，资产专用性是指用于支持交易的资产可以被重新部署用于替代的使用，而且替代的用户不用牺牲产值（Williamson,1991b:282)。当资产专用性提升之时，可重新部署性降低，这将增加双方的依赖性和缔约的危险性。TCE预测，市场治理模式所具有的高效激励将阻碍交易双方之间的适应性，因此市场积极准备以应付这些情况下的高双边依赖。这导致不良适应成本，并推动高资产专用性的交易转化成更加集成的（如适应性）治理形式。虽然这意味着科层成本的增加，而这些成本将被双方自适应收益的结果所抵消。TCE因此预测在市场治理模式中将会从事具有低资产专用性的交易，以及在混合模式中具有中度资产专用性的交易和在层级结构中具有高度资产专用性的交易(Williamson, 1991b: 284)。

交易的第二个重要的维度是不确定性。然而，不确定性对于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是有条件的。当资产专用性低时，无论不确定性的程度如何，市场治理模式都应该是首选，因为连续性关系不大而且交易双方在有必要时可以很容易的对新的交易准备做出安排(Williamson,1985: 59)。然而，当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时，交易双方之间的一致性会比较重要，而且适应能力成为必要。当资产专用性存在时，不确定的增加从而使得市场治理受制于高代价的讨价还价和不良适应，并且增加了对层级制和混合模式的相对吸引度。然而，在高水平的不确定性时，混合模式的中间程度的资产专用性更倾向于首选缩小或者甚至消失(Williamson, 1991b: 292)。这是因为混合适应不能单方面（与市场治理），或通过命令（与层级制），但是需要双方的同意（Willianson，1991b：291）。其结果是高度不确定性致使市场治理模式和层级制优于混合制。

最后，交易频率也以类似的方式运行。频繁发生专用资产的交易要求不断的监控，虽然那些只是偶尔发生的不需要连续的监控而且不值得建立一个层级制的官僚成本。因此，当存在资产专用性时，交易频率也会推动交易远离市场机构和层级结构。

总之，我们来衡量对TCE核心原则的实证支持的水平：

1.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加，与市场治理模式相关联的交易成本增加。

2.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加，混合模式和层级制优先于市场模式；在高资产专用性时，层级制成为最优的治理形式。

3.当资产专用性呈现重要程度时，不确定性增加了市场治理模式的交易成本。

4.当资产专用性呈现重要程度时，不确定性的增加促使市场模式优于混合制，并且层级制优于混合模式和市场模式。

5.当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都很高时，层级制是最划算的治理模式。

6.与交易特征匹配的治理模式应展现出与其他模式相比更高的性能优势；例如，当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都高时，层级制应展示出高于市场模式和混合式的性能优势。

当然，仍有许多我们尚未提及的对于TCE的阐述。然而，我们认为在对实证支持评估的第一步，对如TCE的理论核心的这些主要原理的检验是最为重要和有效的。

数据和方法

我们的方法有别于传统的描述性评论，它将通过在研究的选取和采用量化评价的方法上更加系统和明确的方式进行。以这种方式对现有证据的综合将会成为在知识建构过程中强有力的工具，而且对于进行新的研究也同样重要。虽然存在着比我们的方法更加复杂的定量程序(Guzzo,Jackson, and Katzell 1987; Hunter and Schmidt,1990)，但鉴于我们的分析所具有的探索性和数据的高度异质性，我们试图让自己的方法尽可能的简单和直接（Light and Pillemer 1984）。从本质上讲，我们的目标是识别具有代表性的期刊文献以统计和测试与交易治理有关的TCE核心原则。我们既不追求包含所有TCE检验的综合程度，也不试图包括远离其核心的TCE的应用。相反，我们试图去隔离出一个大的但可控的，可以检验上述所列出的理论的核心假设的研究样本。这个过程涉及到我们下面列出的几个选择：

所做的第一个选择是只将发表过的期刊文献包含在内，因此这就将书籍章节和未出版的文献排除。期刊文献已经通过审核，这一过程成为质量的保证，使得我们在对文献进行提炼时会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概念和方法上的严谨性。正如Light 和Pillmer（1984:35）所注解的：对发表的研究的审查的限制会促进质量控制。大多数期刊编辑对于出版有着相当严格的要求…..这个过程通常会导致一个更好的技术产品。此外，许多电子文献服务只涵盖期刊，使得对其他来源的系统定位困难得多。虽然由于倾向于发表重要的结果，使得对于未发表的文献的排除会导致对于一些影响的过高估计，Hunter和Schmidt（1990:507-509）认为发表和未发表的研究结果“基本相同”，当仅包含已发表的作品时会存在“没问题的可用性偏见”。最后，Copper(1989:58)认为“当发表的研究包含几十个，或者在一些情况中包含上百个相关的著作时”，凭借发表的研究是可靠的。“在这一情况中虽然已经发表的研究可能会高估这一关系的维度，但它也许不会错误的识别这一关系的方向”。因为正如我们如下所解释的，我们关心的是效应方向的建立，我们不太关注的是仅从已发表的研究中所引入的(可能可以忽略不计)偏差抽样。

所做的第二个选择是用ABI/Inform Global和EconLit数据库作为搜索工具。ABI包含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用英语发表的1300种期刊与杂志。我们认为ABI适合我们的目的基于它的多学科性质：除了广泛覆盖的经济学，它涵盖了可能发表TCE的其他学科，如法律、管理、营销、组织行为学、公共管理。因为它一次搜索多个学科，所以ABI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是一个适合的和有效的数据库。然而，因为TCE深植于经济学，为充分涉及这一领域的期刊，我们也采用EconLit这一搜索工具。EconLit包括五百种以上的期刊。两个数据库在威廉姆森的TCE之前便开始运作：ABI/Inform在1971年，EconLit在1969年。

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从在ABI和EconLit编译的超过一百万份文献中找出一个TCE文献的样本。我们的目标是去识别出一个有代表性的对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威廉姆森的TCE的核心原则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样本。为了减少主观性和随意性，我们寻求一个系统的、透明的和可复制的方法进行样本的选择以供分析。因为ABI和EconLit允许对一个文献资料库的条目中的所需的词汇进行搜索，我们基于在片段中很有可能与我们关注的焦点相关的关键词组作为我们的关键词。第一部是将文献与实质性的相关—如那些关心威廉姆森的TCE核心原则进行分离。为达到这一目的，与这一理论核心有关的关键词被作为检索标准。首先，“交易成本*”被使用，其中一个“*”表明这个词的结尾处的变化是允许的。从ABI和EconLit中检索出超过2000份文献，尽管他们的大多数与我们的任务无关。例如在金融市场和银行设置中，“交易成本”被数次提及，但并未提及TCE以及治理形式。

为了消除这一类非关联文献，我们增加了其他关键词的使用。在第二步中，总共有十二个关键词被使用。这些都是在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1985)的索引中最常提到的词或短语，加上作者姓名、集成、组织、治理、理性、球队、经济规模、机会主义、不确定性、层级、合并、资产专用性和威廉姆森。继而设置以下标准：至少有上述提及的关键词中的一个和“交易*成本*”一起处于文献的条目中。例如一个在其条目中有“集成”和“交易成本”的文献将会被检索，但如果只有这两个关键词中的一种，将不会被检索。

虽然这有助于我们对实质性相关的片段化的定位，但是其中的大多数却并不是实证。因此，我们引入七个“方法论”关键词进行筛选：数据、实证、检验、统计、发现、结果和证据。标准是一个文献的资料条目都应该至少包含七个方法论关键词中的一个。这让我们最后得到ABI中的317个和EconLit中的201个。然而，对这些文献摘要的浏览显示出其中的大多数与我们的目标仍然不适应。尽管已经采取上述的措施，但是一些文献没有涉及到数据，同时其他的一部分文献基于非TCE的视角提及到了交易成本。例如，一份摘要（Seibert，Langhammer，and Piazolo，1996）中提到“一个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更低）交易成本”，而且接着描述了自由贸易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其中没有任何提及到组织治理。

我们因此寻求进一步精炼我们选择的方法。并指出没有关联的摘要中的大多数来自于一些特定期刊中的独立条目，基于期刊出现的频率，我们设置了一个标准：在搜索阶段来自于这些期刊的唯一具有代表的文献被取消。例如，在这一点上在ABI中发现的317篇文献中，32篇来自于JLEO，此时，只有一篇来自于《风险和保险学报》。我们推断“单独的期刊”很有可能与在实质上和方法论上与最后的条目相关的不相匹配（例如JLEO的32篇）。对这些单项的回顾证实，很多确实远离这一理论的核心——最好的一些是对TCE的外延，但却在治理形式的问题之外，而且许多文献虽然也涉及到了TCE，但实际上是在检验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加入了一个标准，即选取的文献应该来自于发表过相关的文献在一篇以上的期刊，这使得我们的样本减少到ABI上的242篇和EconLit上的78篇。

然后阅读这些文献的摘要。这些文献必须满足两个主要的标准才可以被保留。首先，它必须给出一个进行实证分析的迹象，例如提及到样本量，特定的行业或企业，特定的国家或时间段，特定的检验或结果，或者分析技术。第二，一个摘要必须在先前的讨论时在核心TCE的实质性的上下文中使用到交易成本。例如，“来自于TCE理论的对三个假设的实证检验”的一个摘要（Lyons，1995）因为就在这一上下文中涉及到了TCE理论而得到保留，而另一个“因为3亿7千2百万美元的额外交易成本，Maxicare取得HealthAmerica Crop”则被拒绝因为它对“交易成本”的使用是不相关的。这两个标准——数据的迹象和实质的相关被谨慎的应用：任何使得一篇文献保留的质疑。这一步骤使得文献减少至ABI的111篇和EconLit的43篇。

我们选择过程中的最后一步是检索和阅读这些文献的整体。我们对数目信息、自变量和相关的变量以及它们的机制、假设关系、对每个假设的检验结果和每个文献的相关附加信息进行编码。在对这些文献进行阅读和编码时，我们可以看到上述所描述的过程在对TCE的核心关系的实证检验的检索过程确实可以很好的运用。然而，我们也发现一些文献仍然与我们的分析并不匹配。一些文献没有一点充足的实证数据，而另一些文献则没有任何直接与TCE相关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例如Michael(1994)将物流成本（铁路和邮政）对相对零售数量的影响和大型零售企业的邮购的零售的规模进行比较。我们排除了这一篇文献，因为我们发现它与我们在上文中所列出的核心TCE的框架并不相符合。其他文献完全是描述性的,不存在任何统计测试的结果。例如，Garrette和 Quelin（1994）观察在通信行业中的不同类型的混合形式，并且为这些形式建构了一个类型，这一篇文献之所以被排除是因为在交易成本和治理形式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被检验。只有当没有一个作者看到与核心TCE有关的迹象时，一篇文献才会被排除。

结果是53篇文献来源于ABI，21篇来自于EconLit，其中11篇文献相同，因此总数是63篇。我们得到63篇文献的筛选过程呈现在表一中，而且在参考部分给出了完整的引用。总的来说，这些文件来自于发表TCE文献而受到好评的期刊，来自于各类领域。

总之，一系列筛选标准被用来从TCE的大量文献中进行提炼，这些文献包括对于交易治理有关的理论核心原则的实证检验。我们的63个样本文献有利于与在管理或战略的定量评论进行比较：Stankovic和Luthans（1997）的 研究包括19篇文献，Ketchen et al.(1997)回顾了40篇，Dalton et al.（1998）在他们认为的两个关系的研究中分别有54个和31篇文献，而且Campbelll-Hunt（2000）则包含有17个。虽然我们的研究既不包括也不试图去包含对核心TCE关系的所有检验，但我们有信心我们会系统并且透明地生成一个相对大的样本，这些样本使我们希望去回顾的研究整体的代表，而且通过这样做，我们已经远远超过对这一理论的叙事性的评论。

结果

因此，被筛选出来用以分析的63篇文献，包括对核心TCE关系的308份统计检验。这些统计检验是我们的分析单位。总的来说，在核心TCE的308份检验中，有统计支持的有144份（47%），在统计上毫无意义的有133份占43%，在统计学上与该理论呈完全相反方向的有31份，占到（10%）。下面，我们通过自变量，因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组，期刊和发表年度来打破我们的结果。

自变量和因变量

对自变量的编码包括两个类型：（1）会提高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的交互作用、交易频率和机会主义）的交易成本或者交易特征的措施。（2）治理形式的措施（买方和卖方的协调，垂直整合）。资产专用性（AS）被看作是最常见的自变量，出现在107个自变量统计检验中。这些检验中的六成是得到支持的，而只有四成与TCE的预测是截然相反的。例如Anderson和Schmittleein（1984）认为是资产专用性导致了对内部销售团队而不是外部代表的使用。不确定性（U）是第二个经常被用来分析的自变量，出现在87个统计检验中。重要的是记得TCE假定偶然事件对于不确定性的影响：只有当资产专用性存在时才能预测对治理形式的影响。然而，这将会合理的去推测资产专用性在我们收集的数据库所包含的研究中呈现出非常重要的程度（Williamson，1985:60），大多数作者要么完全忽视这种区别或简单的猜测资产专用性，而且将不确定性的主要作用作为对这一理论的支持或者不支持。用这种方式解释，这些测试中只有24%符合TCE的方向，16%的文献与这个理论相反。例如，Anderson和Buvik（2001）发现没有证据证明不确定使得买卖双方在国内交易中更加的集成。然而，一些研究对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交互作用的影响进行检验。在30个这样的测试中，13个支持这一理论，四个研究与这一理论明显相反。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样本的63个研究中只有7个对这一交互效应进行明确的检验，尽管事实上它是威廉姆森的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一些研究试图去直接测量交易成本（例如，不是交易资产特异性或不确定性等特征）。在51个将交易成本作为自变量的检验中，45%有统计上的支持。我们对这些和其他自变量的结果总结在表2的第一个面板。

表2的第二个面板显示出的是按照自变量分类的结果。它们有三大类：（1）治理形式，（2）治理形式的绩效，（3）存在于交换中的机会主义或者交易成本的等级。经典的“制造或者购买”二分法是最经常被检验的因变量，出现在117个统计检验中。其中的45%得到支持，而只有九个呈完全相反的结果。例如，Walker和Weber（1987）显示不确定性的增加使得公司制造而不是购买一个零部件。然而，TCE在对选择混合式的预测方面的效用要低于对市场模式的选择，只有26%的检验为此提供了支持。例如Klein，Frazer和Roth（1990）没有发现对其中一个命题的支持，这个命题认为资产专用性使得对于联盟的使用多于市场分布（混合模式vs 市场治理）。

对买卖双方融合程度的预测得到了更高程度的支持（60%）。例如，Heide和John（1990）认为资产专用性的增长会导致工业机械买卖的提供者和卖方之间的联合行动。然而，在对混合模式和层级制之间的两个具有分歧的选择的预测方面，TCE的观点是很不成功的。在以这一因变量进行的26个检验中，10个（38%）检验与这一理论是相符合的，然而又11个结果（42%）与之相反。例如，尽管Robertson和Gatignon（1998）发现资产专用性使得企业寻找融合而不是解梦，然而他们同样发现技术性不去定性与联盟而不是层级制的使用相关。总之，这些结果表明,TCE的解释更善于预测混合形式内部的融合而不是用层级制替代混合形式（Hennart，1993）。

27个检验将市场交换的交易成本作为因变量。其中的11个（41%）支持这一理论。例如，Buvik和Anderson（2002）发现与交易相联的资产专用性提高了交易评估和市场监控的成本。有趣的是我们样本中的一小部分的检验将绩效作为一个因变量进行检验：12个检验分析了市场契约的绩效，10个检验层级制的绩效，八个是混合模式。这些结果和其他相关变量在表2的第二面板中表示出来。

自变量和因变量组

表3给出了在我们样本中发现的重要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结果。它们包括我们数据库中的308个检验中的238个。最普遍的检验是资产专用性对于在层级制和市场治理模式两者之间选择的效应（45个检验）。这些检验中的58%与TCE所给出的相符合。例如，John和Weitz（1988）发现资产专用性将企业整合至分布化。其次最重要的对关系的检验是在不确定和层级制-市场模式之间的选择。然而，在37个检验中只有9个显示出不确定的增加促使对层级制的选择多于市场模式，尽管几乎许多表示出了相反的结果。例如，Russo（1992）发现在发电行业中，不确定性与后向整合呈现负相关，与这个理论相反（假设资产专用性的存在）。22个检验是对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对于层级制-市场模式的选择的交互效应，而且其中的52%是支持的。然而，没有发现任何对于混合模式-层级制的选择的交互效应的检验。资产专用性和买卖双方间的一体化得到了79%的强烈支持。例如，Buvik和Gronhaug（2000）发现资产专用性会加强工业品的买卖双方之间的协调。

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的测量

为进一步对这些结果进行深入研究，和评估这些理论在研究的过程中是如何持续的运行，我们对在表2所列出的三个最普遍的自变量的多种测量措施进行检验，这些变量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正如在表4中所显示出来的，我们发现对于资产专用性有27个不同的测量方法，我们根据六层级分类法（其中五个对应于Williamson的1991b：281，维度）对这些测量方法进行分组。最常用的测量方法是专用生产资产（17个检验），专用技能（12），和对专用资产和技能的综合衡量（17）。然热，随着资产专用性的作用的体现，这些对TCE命题的支持程度却有所不同。对专用性技能的支持度最高（75%）。例如，Monteverde(1985)发现特定词汇表，表明对专业知识的需要，导致了半导体行业对产品开发和制造的垂直整合。对专用性实物资产的支持是适度的（53%）。其中一个支持的例子是Coles和Hesterly(1998a)发现在私人医院中对于专用性的设计的设备与内部提供的服务呈正相关。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多的检验（17）采用的是包括专用资产和技能的测量方法，而且其中的65%都得到支持。例如，Klein et. al （1990）发现这一措施导致全资子公司的使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分销商。资产专用性的所有结果都表现在表4中。

与资产专用性相类似，对于不确定性的度量也有相当多的差异：我们发现对这一结构实施的23个不同的方法，其中的13个可以按照市场状况、技术和行为的分类方法进行分组。对不确定测量最常用的方法是技术的波动性，这一方法出现在18个检验中。然热，其中只有三个是支持这一理论，有两个是与此截然相反的。例如，虽然Majumdar和Ramaswamy（1994b）认为在技术快速改变的时代，企业为更多呈现出一种分散化，而Robertson和Gatignon（1998）认为技术变化的速度与混合模式（联盟）而不是内部R&D的使用有关。其次最为常见的对不确定性的测量是需要与价格波动的复合。在这里，8个统计检验中的两个与理论所给出的假定的方向相同：Pillings，Crosby和Jackson(1994)和Artz和Brush（2000）认为这一类型的不确定性会增加买卖双方之间的谈判成本。不确定性的所有结果都呈现在表5中。

我们对这些试图直接测量交易成本的措施进行了反复的检验，例如，不是作为交易成本的一个功能，如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11个检验测量了与监控交易有关的成本。其中的四个支持TCE的观点，如Oxley（1999）认为监控成本导致合资企业的使用而不是市场萎缩。交易成本中第二个被频繁测量的是绩效模糊性。8个检验中的用这一方法的有四个支持TCE，例如，Poppp和Zenger（1998）发现随着不确定性的下降，绩效模糊性降低了满意度。交易成本的所有结果都呈现在表6中。

期刊和每年的发表量

我们样本中的63篇文献来自于各类学科中的26中不同的期刊。表7依照期刊显示出这些文献的分布。文献中最多的数量，63篇中的9篇文献，来自于《经济行为和组织期刊》。这些文献包括对TCE核心观点的50个统计检验，50%都是支持的，远高于47%的这一总体支持率。其次比较大的文献来源是两个管理类期刊：SMJ和AMJ，每个期刊都各有六篇文献。这些文献的对这一理论的支持都较低，分别占到了38%和35%，然而，市场营销期刊，例如JM，JMR和JAMS的文献的支持率都高于平均值。表7将结果进一步分为两个部分：来自于在最终的样本中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献的期刊和只提供了一个文献的期刊。这两组的支持水平是非常一致的，这表明我们的综合结果对于每个期刊上的文献的数量并不敏感。

表8显示的是按照发表年度的对结果的分布，对年度的检验在我们样本的统计检验中占据了最高的份额，2000年有29%，1998年有39%，1994年有51%。总之，在20年的时间里，对这一理论的支持水平没有明显的趋势。因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理论越来越具有影响力，但是却没有集中性的实证研究可以表明对于这一理论的基本关系的认可的增多。

讨论和结论

我们试图为TCE实证现状的长期讨论提供一些实质性证据。首先，除方法论之外，我们总体的发现与以往的评论有很大的不同。虽然Shelanski 和Klein推断出实证文献与TCE的预测非常一致（在Mahoney，1992中同样可以看到），我们发现总体上支持度有47%，我们发现这令人惊讶，尤其是鉴于我们保守的抽样方法（例如，只挑出那些与TCE有明显和直接关系的并且在期刊上已经发表的文献）。我们期望有一个突出的跨领域的理论可以进行清晰的支持。但是也许我们的惊讶是毫无根据的。虽然将我们的结果与那些传统的叙述性的文献进行比较是较为困难的，一个对近期的管理学研究中定量评价的粗略回顾表明在战略中的一些杰出的理论并没有表现很好：Campbell-Hunt（2000）发现在通用策略和绩效的选择上缺乏统计上的显著效应，Dalton et. al.（1998）发现董事会的组成和董事会的领导对绩效几乎没有影响，而且Ketchen et al.（1997）发现在绩效变量中只有8成可以用组织结构来解释。当然，基于探索的性质，我们的研究本身并没有对TCE提出最终的定论。然而，同时，我们的研究结果使我们从毫无保留地同意这个理论是一个“实证上成功的故事”（Williamson,1996:55）。

其次，我们发现对这一理论的预测中有明显的变化。作为一个自变量，资产专用性表现最好。在进行制造或购买的选择（58%）的预测时，这一结构非常成功，而且尤其擅长预测买卖双方的一体化程度。与不确定性有关的结果缺乏说服力：在不确定性和治理形式亦或者交易水平之间似乎不具备一种清晰的关系（在所有的案例中，对这些关系的支持度低于50%）。实际上，基于有同样的证据表明不确定性的证明会导致结果与理论的预测完全相反（例如，导致低集成度的治理形式）。但是这些结果也必须用谨慎来解释：TCE预测只有当资产专用性到达一个比较高的程度时，不确定性才会对治理形式产生影响。尽管在我们研究的所有情况看来，几乎没有将其明确的纳入考虑之内的。在对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的交互效应的所做的研究结果是非常复杂的，支持度在50%的范围之内。

第三，尽管我们使用的是一个相对而言包括了63篇文献和308个检验的样本，但我们发现一些比较重要的TCE关系没有得到任何实证方面的关注。然而，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已经得到了大量的检验，而其他重要的TCE变量，例如交易频率和绩效却没有。更值得注目的是，对于与治理形式绩效有关的TCE假设也几乎没有得到关注和支持。例如，我们找不到任何当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很高时，层级制的表现是否会优于市场模式的检验，或者正好与之相反，当两个属性都同时较低时，市场模式的绩效是否会更好。因此，虽然有证据表明资产专用性使得层级制的选择多于市场模式，但我们对于这个选择是否有效却仍缺少证据。鉴于治理形式绩效在TCE中处于核心的位置，我们发现缺少实证性的关注是极为令人困扰的。此外，正如在表3中可以看到的，在实证性记录中有空白的存在。例如，在63篇文献中，我们找不到关于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的交互作用是如何影响层级制-混合制或者混合制-市场模式之间的选择的。即使对于单独的资产专用性而言，对于这些选择问题的实证性的支持也比层级-市场模式二分法之间的选择的支持更为薄弱。我们相信这反映了学者通过对与其他关系相比来说不成比例的聚焦于一些关系的对一些经典理论进行选择性的采用。在这一点上呈现出来对原始文献的一种“不平衡的画面”（Mizruchi and Fein，1999:680）。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对于任何个别文献的一种批判性的评论，而是对于TCE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的缺乏这一现状表达出的关心。缺乏对于TCE核心假设的更多的关注和支持，TCE将会在其实证基础上遭受到更多的怀疑。

第四，在其核心结构操作和对核心关系的解释方面，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差异和争论。这在所有挑选的文献中基本上都比较突出，甚至包括那些我们已经排除在外的。首先，正如表4，表5和表6所标明的，对于核心结构如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的测量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在测量方面也有一些分类，但这些变两个就像似一些比较大的帐篷，大量的交易特征都被归入其中。虽然这也许考虑到了理论的灵活运用，但也同样揭示出在其操作上缺乏共识和在其实证基础方面可以对这一混乱的局面做出贡献（例如其支持水平高度依赖于其结构的运作）。第二，共识的缺乏在那些最后从我们的回顾中排除出的文献中尤为明显。即使在经过了对个关键词筛选的应用和对保留下来的文献的摘要进行阅读之后，大多数的文献（表1中所呈现的在ABI的111篇文献中的58篇和EconLit的43篇文献中的22篇）在核心理论的细节方面都有一些不相关。这些研究中的很多都声称是对TCE的检验而且因此从我们的筛选中保留了下来，然而对他们的进一步检验证明是对这一理论的偏离或者误用。因此，当实际上某些远离这一理论的核心的东西正在被解决时，TCE经常被运用当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因此，也证实因为这一可塑性使得这一理论赢得了如今的地位，也使得没有因为对其共识的缺乏而阻碍了这一理论的传播。在很多我们阅读的在经济和管理领域之外的论文中，作者（非专家）宣称使用了TCE，但是并没有对其中的特定的因果关系和核心结构的运行给予充分的关注(e,g,,Dansky, Milliron, and Gamm, 1996)。因此，柔韧性使得这一情况有两面性：这使得这一理论得以迅速传播，但是又导致了比较不精确的应用。在我们看来，对于核心结构和关系的共识将会使得这一理论向前更加一致的推荐并且在跨领域时更具有说服力，尽管也许会更慢。

尽管我们尽量在筛选和分析研究中应用更为准确和可复制性的标准，但是在我们的方法中仍有一些局限，首先，我们的资料库，ABI/Inform和EeonLit没有包含所有相关文献，尽管，我们认为通过对这两个工具的一起使用，可以使得我们建立起一个对所有的TCE文献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而不是仅仅局限与经济学领域中。其次，我们的关键词搜索所需的几种选择，就像一个综述。然而，这些选择已经被制定的很明确，而且可以接受复制和批评。第三，由于所用文献的广泛分布和数据的特性，我们避开了更加复杂的元分析过程。最后，由于我们没有试图去全面收集TCE替代理论的数据，因此我们不能做出TCE理论与其替代理论孰优孰劣的结论。此外，我们也不能将在其他领域中对TCE可能产生影响的研究纳入结果之内。为解决这一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聚焦于单一的实证现象，例如合资公司或者向国外市场的拓展，然后与成功做出竞争预测的多个理论进行比较。这将明确地考虑到TCE与其他视角的比较。然而，尽管有这些缺点和不足，我们认为我们的结果仍是有益的，可以为今后更加细致的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总之，虽然我们的方法涉及到几种选择和限制,但我们的研究并允许复制、扩展和差异-在先前的TCE研究中并不存在的特征。

科斯（1992:79）在其诺贝尔奖演讲中，适时地提出在TCE中“毫无疑问，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然而，一个简单的对于更多的实证研究的请求是不充足的，因为很有可能会大规模的复制相同的混乱的结果。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提供五个相关策略以从事TCE的实证研究。因此，就实质性而言，我们建议在TCE的核心命题上，未来的实证研究应该具有坚实的基础。这里的问题是双重的:第一，一些关键命题（例如，有关不确定性)的松散解释，和第二，一些关键的变量受到很少的检验(例如，性能)。填写表2和表3的空白区域，将由助于这一理论。这并不是反对拓展，而是为这些拓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解决操作性和测量问题上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正如在表4，表5和表6中所显示出的，有大量的，也许是大量的对于核心结构的测量。在对其效度和信度的关心之外，我们注意在测量方法之间的一致性方面并没有任何的衡量。就目前而言，正如我们发现的，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尚未有可供分享的专属的解释，这意味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这并不是说这些结构不适应于更广范围内的现象，而是对于在特殊环境中对这些结构的涵义进行界定。为使得这一理论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这些定义以及其核心结构的相关的更高水平的共识是更加可取的，也许这些表中给出的结果将有助于这一共识。

第三，必须避免重要的方法论上的缺陷。首先，检验治理形式对性能的影响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可能遭受自由挑选的问题。即未被观察到的变量会影响组织的选择和性能，因此存在潜在的偏估计(Masten，1996)。尽管在我们样本的研究中，一些对于问题的控制是明确的。(例如，Poppo and Zenger, 1998)，但另一些却不是 (例如，Grover, Cheon，和Teng, 1996)。正如我们所建议的，如果未来的研究越来越关注TCE对绩效的影响，那么研究者意识到这一缺陷并且采取导致他们的方法将是很重要的( Poppo and Zenger, 1998; Silverman etal..,1997; and Bigelow, 2002a)。同样的，对于资产专用性和治理形式之间关系检验中的绝大多数是对最大型的幸存的企业的检验，换言之，他们遇到了幸存者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通过生态方法。例如，Bigelow (2002b) 测试相同的事务在整个人口在多个时期的观察,从而阻碍任何幸存者偏见。

第四，理论本身可以通过制定的“条件范围”进行精炼(Schoonhoven, 1981;Walker and Cohen, 1985)。鉴于TCE目前所得到的混合的支持，重要的是要了解在什么条件下这一理论会起到作用和什么条件下这一理论会失效。虽然我们并未特别对“非TCE”变量进行编码，但我们的数据库包括范围条件和控制变量的一些样本：Artz和Brush（2000）发现关系准则会缓和资产专用性和谈判成本之间的关系，Coles和Hesterly (1998a)发现在公立和私立医院之间有不同的结果，Buvik和John (2000)发现信任可以降低交换的交易成本，而且三个研究(Gulati, 1995; Zaheer and Venkatraman, 1995; Oxley, 1997)发现交易双方之间的信任导致更大的集成超过交易成本因素。专注于这样的背景变量将辩论从“成功与否”转变为“在特定情况下的成功”之一。

最后，我们注意,经验主义者并没有采取充分利用TCE中纵向工作的可能性。TCE不仅可以应用在上下文,它也可以在跨越时间中应用。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对于不同的治理形式的组织交易的不同的成本都可以被测量，TCE的核心就可以被应用。例如，当可以降低目前市场上交易成本的技术出现时，它就是有可能的。根据TCE，这只会简单的改变与层级制相比的治理形式的相对优势，而且会以在治理形式中更加频繁的选择为结果。TCE适合于处理，这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然而在我们样本的63篇文献中，却没有发现任何基于此的考虑。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文献在我们的数据集是基于横断面调查，没有衡量外部条件的变化如何影响相关的交易成本与治理形式。除了解决上面所讨论的一些方法性问题，我们觉得纵向工作沿着这些思路能够锐化这一核心理论。

最后，我们注意到许多经典文献被频繁使用，然而我们几乎没有督导。正如Latour（1967:40）提醒的：“一个文献被其他人引用可能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而且以一种远离与它本身兴趣的方式。” 我们的分析表明，适用于TCE类似的情况。TCE在作为类比的几乎和洞悉的根源时会更加合适。而且，它经常被松散的解释和作为一个隐喻来使用，这并不偶然性的，或者可以把这作为一个仪式性的标志。毕竟，这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可以反映突出的一般理论。然而,从为了我们走得更远的视角出发，我们发现是站不住脚的，没有坚实的实证基础,没有出现为了管理和组织研究TCE本身或作为一个整体的声音。也许这是时候去进行仔细的观察了，这也是我们希望为之而做出努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