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论争（为何如此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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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废除王莽的一切制度，《左氏传》等古文经之学官及博士亦均被废除。与此同时，刘秀重新大兴今文经学：“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传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后汉书儒林传》。
刘秀所立的十四博士，均为今文经博士，古文经学的地位又一落千丈。建武二年， 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左氏传》和《费氏易》两种古文经立学官，设博士，语下其议，由此又引起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一场论争。建武四年 正月，刘秀在云台召见公卿大夫及今文经博士，让今文经《梁丘易》博士范升就兴立《左氏传》之事发表自己的看法。
范升说“《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遂与韩歆及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退朝之后，范升又上疏说，“《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认为《费氏易》和《左氏传》只靠书本流传，而无本师口授，是异端叛道之末学，绝之实不足惜。范升还说“奏立《左》、《费》，非政急务”，认为不但不应为《左氏传》和《费氏易》立学官，设博士，而且应该“攻乎异端”，不能让“异端竞进”，并指陈“《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有的古文经学家以司马迁多引用《左氏传》为据而驳斥范升，范升又。 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均见《后汉书范升传》,连司马迁也一起予以批评。
当时研治《左氏传》者有郑众、陈元、李封等人，其中陈元最负盛名。陈元的父亲陈钦，师事贾护，专门研治《左氏传》，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曾向王莽传授《左氏传》。陈元少传父业，精通《左氏传》。针对范升反对为《左氏传》立学官、设博士的观点，陈元诣阙上疏，极力为《左氏传》辩护而攻击《公羊传》和《谷梁传》。
首先，陈元将“《春秋》三传”加以对比，说道：“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谷梁》传闻于后世”，“今论者沉溺所习，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他认为左丘明亲受于孔子，为至贤之人，其所着之《左氏传》，内容真实可信;而《公羊传》和《谷梁传》乃是口耳相传的虚言传授之辞，不能与《左氏传》相提并论。
《左氏传》之所以“孤学少与”,不像《公羊传》和《谷梁传》那样受人重视，是因为至音不合众听，至宝不同众好，曲高和寡，缺少知音，如同孔子以圣德而不能容于乱世。接着，陈元又针对范升所指陈《左氏传》之失及司马迁违戾五经等事提到：案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 妇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速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挝衅，掩其弘美，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者也。”他认为范升有意吹毛求疵，夸大其词，抉《左氏传》之微瑕而掩《左氏传》之弘美，其断章取义之语，实乃小言破道的嫌黩之辞，不足为训。
王莽岭
针对范升认为《左氏传》“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的观点，陈元又驳斥说，汉武帝只为《公羊传》立学官，未为《谷梁传》立学官，但汉宣帝却为《谷梁传》立学官，“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
最后，陈元建议：“建立《左氏》，解释先圣之积结，洮汰学者之累感，使基业垂于万世，后进无复狐疑，则天下幸甚。”他还颇为自负地表示：“臣元愚鄙，尝传师言。如得以褐衣召见，附伏庭下，诵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均见《后汉书陈元传》显示出必胜的信念和为《左氏传》而献身的决心和勇气。
陈元上疏之后，刘秀让学者们讨论此事，范升复与陈元相辩难，二人轮番上疏凡十余次。最后，刘秀为了收揽安抚古文经学家，采纳了陈元的建议，决定为《左氏传》立学官，设博士。太常提出博士候选人四名，列陈元为首。刘秀因陈元与人论争时树敌过多，乃定第二名侯选人李封为《左氏传》博士。但今文经学家仍然强烈反对，议论喧哗，自公卿以下，多次廷争。不久，恰逢《左氏传》博士李封病卒，刘秀难违今文经学家之意，不再补设。自此，终汉之世，《左氏传》再未立学官，设博士。
以上两次论争中，古文经学家刘歆和陈元都认为《左氏传》是左丘明所作；而且刘歆说左丘明“亲见夫子”，陈元说左丘明“亲受孔子”,都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同时。在当时，无论古文经学家还是今文经学家，对这种说法均无异议，因为有司马迁的说法为依据。刘歆和陈元之后的古文经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持与司马迁相同的观点。
《左氏传》是否为左丘明所作，关键问题在于左丘明是何时之人。《论语公冶长》记孔子语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在中唐以前，人们一直根据孔子这段话而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同时，故对左丘明作《左氏传》的说法深信不疑。
但中唐赵匡却对孔子这段话中所隐含的左丘明之时代问题有不同理解：“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日：‘窃 比我于老彭。’又说伯夷等六人，云：‘我则异于是。’并非同时人也。邱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自赵匡提出左丘明为孔子以前之人，不可能作《左氏传》之后，便引起关于《左氏传》作者问题的长期争论，千余年来，异说纷呈，迄无定论。
为了从源头上彻底否定《左氏传》，康有为又说：“歆托于丘明而申其伪传，于是尊丘明为‘鲁君子’， 窜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又称与孔子同观史记，伪《古论语》又称孔子与丘明同。耻，盖歆弥缝周密者也。”《同上》即认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左丘明作《左氏传》之记载，以及《论语公冶长》中孔子与左丘明同耻之语，都是刘歆精心伪造窜附的。
还说刘歆伪造了左丘明与孔子同观史记之事，而班固则将其记入《汉书艺文志》，目的在于使刘歆的伪造变为事实。更有甚者，康有为认为汉代本无古文经和古文经学，所谓古文经，全是刘歆为佐王莽篡汉而伪造，所谓古文经学，实际就是为王莽服务的“新学”;刘歆“遍造伪经”，“大放厥辞”，而班固则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刘歆伪造之古文经加以确定，其目的都在于“托之古文以黜今学”《同上》。
总之，《左氏传》的作者问题，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文无意对此深究。这里之所以提及这个问题，目的仅在于说明刘歆和陈元的说法并非定论，《左氏传》的作者问题，至今仍是有争议的问题。经过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以上两次大的论争，以《左氏传》为主要经典的古文经学虽然引起君主的关注，但与今文经学相比，仍显萧条不振，地位并未明显提高。
参考资料《古代文史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