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经学“千年大论争”（通过五个人物帮你看清楚来龙去脉）

上一篇文章提到《尚书》有“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之分。喜欢读武侠小说的朋友都知道，但凡某个团体一旦出现门派，自然就少不了派别之争。争论的目的肯定是“谁家才是正宗”，争论的形势自然是你死我活，互相瞧不上眼，互相希望消灭对方。而争论的出发点则各不相同，五花八门。而“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也不例外，从西汉开始的这场“千年大论争”硝烟弥漫、高潮迭起，甚至到了今天，仍有不同的争论，而本文试图通过这场论争中的五位著名人物，带大家重温一下这场论争的上半场——汉代今古之争。

今古文经学派（简称“今古”，下同）出场的第一个人物是伏胜。

前边一篇文章讲过，伏胜曾做过秦朝的博士官，家里偷偷藏了一套《尚书》。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其他民间藏书尽数被毁，而伏胜把家里的《尚书》藏在了墙壁中，汉朝建立，伏胜将墙中所藏之书取出，整理出了《尚书》28篇，并开始授徒传讲。

汉文帝即位之后，听闻伏胜在民间讲授《尚书》，于是派遣大夫晁错找到伏胜，把伏胜掌握的《尚书》28篇编撰整理，加上了在民间寻觅到的另一篇《泰誓》，统一成《尚书》29篇，由国家发行出版。

由于这部分《尚书》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的，所以后来被称为“今文《尚书》”。

“今文《尚书》”在一段时间内是单独存在的，这段时间好比是某个武术大师初创宗派，而天下所有学习《尚书》的人也只知道这唯一的版本，这个版本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用“隶书”这种字体出版。

时间如流水一般飞逝，《尚书》的命运随着汉代生机勃勃的发展一起，慢慢地传播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学习，一位位稚嫩的学子长成了博古通今的学者，或入朝做官，或开馆授徒，渐成规模。

“今古”的第二个人物在汉武帝末年登场了，他就是鲁恭王刘余（或者孔安国）。

《汉书楚元王传》：“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

《史记·儒林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

《汉书》的记载，鲁恭王刘余要扩建宫殿，强征了孔家的宅基地，拆掉孔子老宅后，在其墙壁中发现了39篇的《逸礼》和16篇的《尚书》。后来孔子的后人孔安国把这些古书拿出来献给了朝廷。

这一点上，历来有不少人怀疑班固（汉书作者）记载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主要的质疑在于两点，一是孔子家的藏书为什么孔家人不知道，二是这些古书到底是真古书？还是仿制的赝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留意一下，但是无论怎么质疑，终究这一批古书是“重出江湖”了。所以这第二个人物可以是鲁恭王刘余，也可以是孔子十世孙孔安国，事情是一件事情。

与此同时，在大汉的其他地方又陆续发现了古《尚书》，和孔子老宅里发现的一样，这批古书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都用先秦小篆字写成，统称为“古文《尚书》”。

一本书的两个不同版本衍生出两个派别，“今古”可能不是唯一的一家，但绝对是最早的一家。两个版本同时流传于世，汉代的学者按照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的不同，逐渐分成了两个派别。

从伏胜到“古文《尚书》”发现的这段时间，今文经学经过数十年的沉淀，已经有了不小的群众基础，再加上本就是朝廷“钦定”的版本，所以一开始“今文经学派”是占据优势的。代表人物有董仲舒、公孙弘等人，他们是从伏胜这一支一脉相传下来，并且把“今文经学”发扬光大。由于朝廷的支持，研习“今文经”的儒生遍布天下，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利，可以说，这是“今文经学派”第一个“美好时代”。

终结“今文经学派”美好时代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三位人物——大儒刘歆。

刘歆是淮南王刘向的儿子，头顶着“汉室宗亲”的光环，但刘歆的另一个光环似乎更加耀眼，那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学界的一位知名大儒，在文化领域有着极大的的影响力。

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等方面都堪称大家，他编制的《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此外，他在圆周率的计算上也有贡献，他是第一个不沿用“周三径一”的中国人，并定该重要常数为3.15471，只略微差了0.01312，世有“刘歆率”之称。

博学大儒刘歆对当时的博士只传授今文经，不传授古文经非常不满。于是上书汉哀帝，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燹书之后新编的经书，和古文《尚书》相比根本就残缺不全。请求立古文经《毛诗》《左传》《礼》于学官。

但是由于“今文经学派”势力庞大，而且深受统治者喜爱，所以刘歆为古文经的站台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反而引起了今文经大儒们的集体抵制。

但是没过几年，王莽掌握了实权，为了便于推行自己的改革，便想到了“托古改制”，于是极力推崇“古文经学”的刘歆靠着王莽的支持终于扬眉吐气，而“古文经学派”终于算是站住了脚跟。

刚刚站稳脚跟的“古文经学派”正准备大干一场，把自己的学说发扬光大，却突遭变故，险些团灭。

原因就是“今古之争”出场的第四位人物——刘秀。

刘秀，也就是东汉光武皇帝。刘秀的这个皇帝是从王莽手里抢来的，虽说自己是刘邦的后代，但毕竟年代久远，于是极力想为自己名正言顺找些佐证，况且即使刘邦做皇帝也捏造出赤帝之子斩掉白帝之子的传说。

今文经学派有一个特点是“学章句，弄图谶”而古文经学派则恰恰相反“反谶纬，通训诂”自然而然，刘秀选择了“今文经学派”，并且敕令天下，废除古文经学。

朝廷的明确指向把今文经学的“谶纬之学”抬到了“国学”（国家学说，非今天所指国学）的位置，但是“谶纬”的非科学性终究不是正道，而被废掉的“古文经学派”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民间悄悄酝酿力量。

到了东汉中叶，对“谶纬之学”热度的下降和朝廷对经学控制放松的双重利好之下，古文经学派的大儒们慢慢熬出了头，陆续有古文经学派的大儒能够入朝为官，在他们的努力下，今古两派的局面悄悄地在发生着变化。

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堪称大师级的古文经学家，如贾逵、马融、许慎等人。尤其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古文经学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当“今古之争”的第五位重要人物郑玄出场的时候，局面终于彻底扭转。

著名经学大师郑玄，师从于经学大师马融，但他并不拘泥于师说，而是摒弃了门户之见，不但精通古文经，同时还兼通今文经，并善于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一些学说，从而使古文经学更加完善。

郑玄的出现使得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了今文经学，一个兼容并包的崭新“古文经学派”走上了经学研究的历史舞台。而郑玄确定在经学研究学界地位的同时，也意味着从西汉末年开始的今古文经学之争终于告一段落。

由于篇幅有限，许多相关话题未能深入阐释，请各位朋友见谅，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关注接下来的文章，某些话题将会再开文章呈现。

参考文献：

《史记》，司马迁

《汉书》，班固

《春秋繁露》，董仲舒

《今古文经学新论》，王葆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汉代经学发展史论》，边家珍，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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