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分派与流行 诸子争鸣（古文经学）

大家好，我是文英，现在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经学的分派与流行。

诸子争鸣，儒家与其它家矛盾很大。儒家独尊以后，诸子无力与它抗争。诸子有合理性的思想都被儒家所吸取，结果在儒家内部形成不同的派别，展开斗争。儒家外部矛盾变成了内部矛盾。汉代儒家有许多派别。可以说，每一种经都有不同的传。

“传”就是指阐释发挥经书的思想。那些书，相当干现代的注释。例如，《春秋经》就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从大的分，可以分为两大派：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政治家，认为六经是指导政治的学说，所以重视“微言大义”，经常结合现实讨论经学，主张天人感应说。古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史学家，六经是孔子整理古代史料的书，所谓“六经皆史”，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话”，着重于考证，希望恢复古史的真面目。

缺点是繁琐。今文经学主“微言大义”，臆解经文，以合己意；古文经学重视史实，复杂考证，以求合古。前者就是“六经注我”，后者为“我注六经”，前者是哲学家，后者是史学家。前者以《公羊传》、董仲舒、何休为代表，后者以《左传》、刘欲、贾逵为代表。今文经学盛行于西汉，古文经学盛行于东汉。东汉后期，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开始融合，郑玄融汇两家法，自创一家之言，成为注经的集大成者。

从汉以后，经魏晋隋唐，经学没有什么发展。到了宋朝开始研究经书，提出许多新看法，打破了自汉代以来的传统见解。例如，刘敞作《七经小传》，王安石作《三经新义》、对经书作了新的解释。汉人认为《易大传》即“十翼”是孔子所作，欧阳修认为“十翼”不是孔子所作。汉人认为《周礼》是西周时周公所作，苏轼怀疑《周礼》是“战国阴谋之书”。王安石认为《春秋》三传不足信，《春秋经》成了“断烂朝报”，即没有参考价值的一堆破烂。

司马光对这种新思潮很不满意，他在《论风俗札子》中说:“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丈，已谓‘十冀’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但是，象九方皋相马，虽然未知化牡黄骊。却不能说他不识千里马。实际上，当疑凤盛行以后，连司马光也撰《疑孟》，凑了热闹。后来，二程移《大学》，胡宏删《孝经》，王柏撰《书疑》、《诗疑》。宋代学术特点，打破汉代以来的一章一句地注解经书的文风，对经传都加以思考分析，敢于怀疑，不是相信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可靠的，而是把握总体思想，即义理，对古代经传作理性的分析。宋代这种学说，被称为“宋学”，而汉代的学问，则称为“汉学”。宋学注意理论思想的研究，又称“义理之学”，汉学注重微言大义和名物训话，特点是一章一句地解经，因此叫“章句之学”。

元、明、清三代，基本上还是宋学占统治地位，为什么说：“基本上”呢?明代中期以后，有些学者开始怀疑宋学，批评宋学。到清代戴震批评宋学达到高峥，认为宋学以理杀人比以法杀人更为残酷。清代学术变迁快而复杂。清初，满族入主中原，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打开两大门，一是利用科举制度，网罗大批文人，整理古籍，加强思想统治，一是搞文字狱，将不顺从统治的文人，送入监狱，加以迫害。在这两门中间，多数文人趋利避害，怕议时政，乐谈国故。

梁启超说:“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往释古典。……雍乾学者专务注释古典，也许是被这种环境所构成。虽然是迫于形势，从客观上说仍有成就，对中国文化还是有贡献的。“因为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乾隆、嘉庆时代，许多学者注重考据，整理古籍，对学术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注重考据，所以也形成一门学向，被称为“考据学”。因为在乾嘉时代，所以又称为“乾嘉学派”。

他们注经类似于汉代古文经学，所以又称“汉学”，或“朴学”，或“古文经学”。主要有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到清末，东西方文化、政治的接触，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激起中国人改革社会的愿望。学者借古喻今，对公羊学大感兴趣。汉代今文经学又兴起。学者大讲“微言大义”。代表人物是康有为。他所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提倡“托古改制”，把公羊“三世”说和“大同”说结合起来，为当时的政治改革造舆论。随着清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制度被皮止，经学也就消沉了。但是，经学作为传统，积淀在民族心理中却是不会立即消除的，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或潜意识，在不知不觉中起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