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文正”有多难得 为何文官都梦寐以求（明朝仅5人获得）

在古代，像皇帝、皇后，以及王公大臣这种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去世，往往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谥号。谥号，是后人按照其生前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相对应的文字，可能是褒奖，也可能是贬低。也就是说，谥号是用来高度概括一个人生平的。

正因为有了谥号，所以古代的人去世后，肯定都想获得高评价的谥号，他们便会为之努力。对于文官来说，没有什么谥号，比“文正”更加吸引人了。那么为何文官都梦寐以求，想要获得“文正”这一谥号呢？这个谥号到底有多难得？

其实带“文”字的谥号有很多，比如“文忠”、“文襄”、“文恭”、“文成”等等，为何偏偏“文正”最高呢？根据《逸周书·谥法解》记载“文”：“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勤学好问曰文；博闻多见曰文；忠信接礼曰文……敬直慈惠曰文；与贤同升曰文；绍修圣绪曰文；声教四讫曰文 。”

关于“正”则是：“……清白守洁曰正；图国忘死曰正；内外无怀曰正；直道不挠曰正；靖恭其位曰正……淑慎持躬曰正；端型式化曰正；心无偏曲曰正；守道不移曰正。”由此可见，“文正”两个字连起来，已经接近完美了。

其实最开始，并没有“文正”这个谥号，相对应的是“文贞”。比如唐朝的魏征、宋璟、张说等人，就获得了“文贞”的谥号。到了北宋仁宗时期，由于宋仁宗名叫赵祯，为了避讳，自然就不能再用“文贞”了，于是就改成了“文正”。

也是从北宋时期开始，“文正”这个谥号的地位正式被提高。这时候是司马光首先提出：“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也就是说，“文正”这两个字，已经将文人的道德品质褒奖到了极致，没有比这更高的评价了。于是从此以后，“文正”就被普遍认为，是对于人臣最高评价的谥号。

文官都对“文正”这一谥号梦寐以求，是因为这是对一个人生平道德的最高评价。而“文正”难以获得，也是因为它的评价太高，所以一般统治者，是不会轻易将此谥号赐人的。除非这个人，对国家有极大贡献。因此历朝历代，得到这一谥号的少之又少，明朝就仅有5人获得。

这5人分别是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和刘理顺。

方孝孺是明朝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朱元璋特意留着他辅佐建文帝。建文帝即位后，方孝孺被委以重任。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许多讨伐朱棣的檄文，都是出自方孝孺之手。后来朱棣成功进京，想让方孝孺帮其草拟即位诏书，方孝孺宁死不屈，结果被凌迟处死。

许多人都以为，方孝孺是明朝第一个得到“文正”谥号的人，其实不然。方孝孺的谥号，是南明时期弘光帝追谥的。

李东阳小时候就被称为“神童”，历任礼部右侍郎、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等等，还是明朝内阁首辅。他在政治上多采用忍让的态度，这为他招来不少非议。

不过李东阳这样做，是为了保住更多人。正德时期，以刘瑾为首的“八虎”为非作歹，不少大臣都在李东阳的保护下，才得以幸存。在李东阳病重之际，杨一清提出要为他求个“文正”谥号时，李东阳甚至激动得向杨一清下跪，足见“文正”在文官心中的地位。

谢迁与李东阳、刘健，当时被称为是“天下三贤相”，其中“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就是说李东阳善谋略，刘健性格当机立断，而谢迁则能言善辩。三个人互相配合，相互补益、协调，犹如之前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在“弘治中兴”中，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倪元璐历任国子祭酒、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等，同时也是明朝著名书法家。明朝末年，北京城失陷后，他自缢殉国。南明弘光年间，他被追赠少保、吏部尚书，谥号“文正”。

刘理顺是崇祯七年的状元，不仅崇祯帝十分欣赏他，世人也极为尊敬他。刘理顺德才兼备，是明朝著名的理学大家。

历史上获得“文正”谥号的，不过30余人，比如宋朝的范仲淹、司马光；元朝的耶律楚材、许衡；明朝的方孝孺、李东阳；清朝的刘统勋、曾国藩等等。这些人皆是当时文人敬仰的对象，当然，其中有个别人，还是存在争议的。

（参考文献《逸周书·谥法解》《明史》《明实录》等）